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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50周年随笔
世 成
在我的旧书箱深处，静静地躺着一捆尘封了数十年的初中课本与作业本。当我打开这包被岁月温柔以待的旧物时，那一册册曾伴我度过少年时光的书本，蓦然映入眼帘。
我随手翻开当年的物理、化学作业，几乎每一页都有老师用红笔批改的痕迹；再翻开那些书本，几乎每一册的书页间，都还保留着当年用笔标注的单元学习重点与课后习题，字迹虽已泛黄，却依然清晰如昨。凝视着曾经熟悉的课本，轻抚着那些青涩的学习印记，50多年前在东林子头村求学的时光，仿佛从纸页间轻轻复苏，带着温度与声响。那琅琅的书声，老师那循循善诱的教诲场景，那些乡间蜿蜒小路，都鲜活地封存在这一张张纸墨之间。这些看似寻常的课本与作业本，承载着的却是整整两年我在东林子头村的求学记忆，更是那段青葱岁月最沉默而深情的见证者。
（图1：作者当年用过的初中课本）
一、小巷深处的记忆
1974年9月，一场大雨初歇，一群上学的半大孩子背着书包走出一个院墙破败的小院，小院的门外是一条雨后泥泞的巷道。一时间狭窄的巷子里挤满三五成群的学生，尽快回家是他们此时的唯一念想。他们移动脚步间，鞋底即刻陷进绵软的泥里，每走一步都像在和大地亲昵地较劲，又像是在跟大地拔河，拽出鞋子时，鞋底黏着的黑泥发出噗嗤的叹息声。有的学生把裤腿卷到膝盖，却还是溅上了星星点点的泥水。岁月流转，初中两年许许多多的往事已渐渐模糊，但那条雨后泥巷，至今仍清晰地印在心底。
（一） 光阴故事始于三间草屋
那条泥巷位于东林子头村，小院里三间低矮的草房是我们班上课的教室。
我们是1974年秋天入学的初一新生。在此之前，郭庄联中在西林子头村小学组织了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是郭庄管区6个村的小学五年级毕业生，我们村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都升入了初中。至今我也没弄明白，那场考试究竟是为了淘汰部分学生还是单纯为了分班。
我们这届之前，郭庄联中已招收了三届学生，我们是第四届，共两个班，我分在二班。按入学时间，我们班应称为“涛雒公社郭庄联中74级2班”。到我们这一届，郭庄联中一直都是借用东林子头村的房子作为办公室和教室，因此不少学生和家长也称之为“林子头联中”。
我们入学时，一班的教室与老师的办公室在东林子头村西集体的八间平房，二班教室的位置，要从老师办公室后的街道往东走约200米，再往北拐进那条小巷约150米处，西侧小院便是。写这篇文章时才知道，那原是闯关东的村民王照元家借给学校使用的。巷道两侧都是住户，拐弯处往里第一户，是我们班崔久志同学家。听说改革开放后，他承包村里的荒滩开挖虾池养殖对虾，因善于经营，收益颇丰，后来又盖起了三层的小楼，是村里最先富裕起来的农户之一。小院对面是我们班长徐家园同学家，他后来远赴东北定居创业。
那条巷道，除了怕雨天就是怕冬日化雪。雪水渗进灰土，路面便成了烂泥塘，踩上去“咕叽咕叽”地喘粗气。
记得在一个漫天飘雪的天气里，学习委员王秀云抱着一大摞作业本，趁着课间要穿过这条小巷，送到老师的办公室。她顶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用自己的外衣护着那摞作业本，像护着一群怕冷的雏鸟。几个男生看见她小心翼翼地踩在满是积雪和泥泞的地面上，脚步时急时缓，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巷子另一端走去。便低声议论起来，话语里没了平日的嬉闹，反倒带着几分叹服：“看见没，咱们的学习委员，不光学习成绩优异，这份为同学们做事的心，也真是没得说。”后来得知，她进入日照市供销系统担任财会工作。前几年部分同学聚会，有男生笑称她是当年的“班花”。
泥巷子虽难行，可这满脚的泥、耳边的闹、身边的伴，却成了青春里最鲜活的注脚，在时光的画卷上，晕染出一抹浓墨重彩的斑斓。
与王秀云同为西林子头村的丁秀玲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她学习成绩优秀，喜爱文学，多才多艺，多次为同学们的合影照片题诗。高中毕业后，曾为职业培训班教过语文课，同学聚会时，有同学称她是“才女”。
班干部中，除以上三位，还有孙树津和我。在1978年的高考中，我俩有幸都被高校录取。孙树津后来一直在临沂地区（临沂市）的农业部门工作。
我们那届的任课老师，除语文课外，其余的科目都是一位老师教两个班。政治老师王振年负责全校工作，是唯一的公办教师；一班的班主任卞佃礼老师教一班语文，初二时李德瑞老师接任；二班的班主任李溪元老师教二班语文。初一数学由刘长生老师任教，初二由庄岱吉老师接任；物理初一为郭建余老师，初二为庄景金老师；化学由郭建余老师担任；庄岱吉老师还教过我们地理——这是我最喜欢上的课。
记得语文课第一次作文是《我的同桌》，我当时的同桌是孙全先同学。那时联中的办学条件实在简陋，课桌坐凳都要学生自带，开学第一天，教室里就摆满高矮不一的“课桌”，大多是长方形的高凳子和方杌子。不知什么原因，孙全先入学时只带了一个坐凳，上课时就暂与我共用我带的课桌，他因此成了我的第一位同桌，也是我写这篇作文的主角。我欣赏他的钢笔字，既不刻板，又比一些同学的潦草字迹多了几分筋骨。我的那篇作文因文笔流畅、重点突出，在讲评课上意外受到了表扬；同时受到表扬的记得还有王秀云同学。老师还让我俩在班上诵读了各自的作文。我因为这篇作文受到表扬，还将作文本珍藏了起来，可惜写这篇文章时一直没找到。
我与孙全先也因此结下了历经岁月的友谊，我们在学习上相互鼓励，共同提高；在假期里也经常相聚。高中毕业后，他参军入伍，退役后白手起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事业曾做得风生水起。
（二) 青春欢歌沉淀苦乐年华
距离那三间低矮教室最远的是我们村，步行约七八里，其次是小草坡村。我们两个村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于是每个同学的书包里，都备有一包用粗布裹好的地瓜面煎饼。我后来粗略算过，每年扣除假期，上课约40周，我每天带4张煎饼，两年下来，竟吃了约1600张。这个数字让我有些感慨万千——原来在东林子头村求学的岁月，是以一张张朴实的煎饼来丈量的。
中午我们大多是在教室里吃煎饼，有时也去老师办公室那边吃。老师办公室东边有间低矮的小屋，依稀记得里面可以烧热水。用什么壶，柴火从哪儿来，这些细节都已模糊。奇怪的是，我也不记得自己带过什么喝水的用具。或许年少时的渴，都被时光和脚步冲淡了。
那时尽管物质条件较差，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却因充足的课余时间而格外丰富。
在那个尚未恢复高考的年代，文化课的学习压力远不似如今这般沉重。除了有限的课本，并无其他参考书可读，课外作业也寥寥无几，因此课余时间反倒十分充裕。
每年九月份前后，午休有两个半小时，其他季节也接近两个钟头。比起那些匆匆赶回家吃饭的同学，我们的午间时光堪称富足，活动更是丰富多彩。
那段午后的时光，总是被我们填得满满当当：有时在教室里下军旗，在棋盘上排兵布阵；有时去西林子头村陈长富或丁海滨家，围在木桌旁打几轮扑克，不论输赢，总是笑声不断。
遇到炎热的天气，我们还到周边的河里洗澡。我与同村的孙纪春、李世平、孙树元等同学，多次在西林子头村后的那条河里戏水。有一回尤其难忘：上午刚下过暴雨，河水变得浑黄而奔涌。我们利索地脱下衣服，胡乱塞进南岸的树丛里，赤条条地进入水中，奋力游向北岸。在水底裸露的粗大树根间，我们伸手探进根须阴凉处，竟摸出好多条活蹦乱跳的手掌大小的鲫鱼。那沉甸甸、鳞片闪着微光的惊喜，至今仍在记忆里翻滚跳跃。
摸出鲫鱼那条河宛如一条银练，静静横贯在郭家庄子、小草坡、大草坡三个村与学校之间，是我们每日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平日雨后水涨，只要水深不及膝盖，我们便脱鞋淌水而过，若是遇到夏日暴雨，河水汹涌漫涨，我们只得绕一段远路，改走西林子头村西头的那座横跨河两岸的漫水桥。每年夏天，总会有这么三四回。河水教会我们什么是顺势而为，也让我们在绕行中，看遍了河畔别样的风景。
午休时间，还曾与同村李宗宝同学做过一件去海滩“药”红眼爪泥蟹子的趣事。有天中午，我俩溜达到东林子头村东边的海滩上，过一条江沟子时，看见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眼爪泥蟹子，几乎把泥地盖满了。可人一靠近，它们瞬间钻入泥洞，徒手根本抓不到。
我们早就听说过大人们用“六六六”药粉熏蟹子的做法，于是就事先准备了一小包药粉放在书包里，那天中午匆匆吃上煎饼，我俩就直奔海滩而去。到了江沟子边，果然还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满地蟹影，可人一走近，脚下顿时一空。
我俩把药粉撒在蟹洞密集的泥面上，赶紧躲到远处观察。我小声对李宗宝说：“一会儿蟹子爬出来闻见药味道,准得熏晕过去，就可以任由我俩逮啦。”李宗宝听了对我说：“也没带个袋子，要是逮多了怎么处理？”其实我们不过是想亲眼看看这法子灵不灵，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真要拎一袋蟹子回教室，那还不炸开了锅。
等了一会，我们远远望见泥滩上满是蟹子在活动，心里一喜，再等又怕耽误上课，就急忙跑回去抓蟹子。谁知大大出乎意料：除了三四只蟹子呆呆地停在原处任我俩伸手去捉，其它的早已钻入洞中，瞬间无影无踪。
那次与李宗宝去海滩，不只看到了满地的蟹子，更让我们难忘的是那一望无际的沿海防护林以及林中成群栖息的飞鸟。回来后，我把这景象说给了同村的李世平同学。他是我们中间捉鸟的高手，对林中的飞鸟更感兴趣，“跟用药粉折腾蟹子比，中午去林子里下夹子才更有意思呢。”他这么说。
在这之前，我俩在春天里就曾多次配合，用铁夹子捉过一种俗称叫“酸鸡”的鸟，体型比灰喜鹊略小，不确定是不是灰山鹑，每次得手都颇有成就感。那个年代与现在不一样，国家没有什么爱鸟的法规，保护动物的意识也不强，我们的捉鸟行为也从没人来管过。
这次我们又各自准备了好
后来，我们顺着那几只鸟飞走的方向去了东林子头村北的河边，又去了离教室更远的郭家庄子村后树林寻找目标。有一回，就在郭家庄子村后的林子里，我们悄悄布好了夹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慢慢将一群鸟往设伏的地方赶。静静等待之后，终于有几只贪嘴的鸟儿中了招。那一刻，午后的寂静被鸟儿的扑翅声打破，而我们心中满是小猎手的得意。李世平最令我佩服的除了他的捉鸟技艺，还有就是他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高中毕业后，他参军入伍，在部队服役多年。
三间低矮教室里的读书声犹在耳畔，东林子头村阡陌田野上的脚步仍印在眼前。这声与行的交融，共同凝结成了我们永恒的青春印记，成为岁月长河中最宝贵的财富。
二、八间老房子的流年印记
2025年正月，在城里的几位初中同学，与当年的班主任李德瑞老师欢聚一堂。席间，大家不由地聊起读初中时的往事，还聊到我与庄景栋从二班调至一班的那段经历。李老师笑着对我们说：“是我提出从二班换两个学习好的同学到一班的，那时候一班尖子生少，正需要好学生来带动一下。”
当年的记忆随之被拉回到刚升入初二的那个学期。也就在升初二的那年初秋，我们二班的教室搬到了老师办公室所在的那八间房子里。从此，二班下雨天再也不必踏过那条泥泞的窄巷了。
（一） 井畔老屋的筑梦新兵
那八间房子，曾做过东林子头村的小学，后来村里的小学生全部并入西林子头村小学，这排房子便借给郭庄联中使用。
我们搬教室的同时，一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换成了李德瑞老师，卞佃礼老师则前往日照师范学习。我们一班是年轻的李德瑞老师执教初中后接手的第一个班级。也就在这期间我与庄景栋被调到一班。
这八间房子中，有三间是上一届学生的教室，他们毕业后二班便从小巷深处搬了过来。我们读初二时，西边三间是二班教室，中间三间是一班，最东两间则是老师办公室。我们成了在那排老房子里上课的最后一届初中生。下一届学生读初一时，借读于西林子头村小学，到了初二，便迁入郭家庄子村后新建的郭庄联中校舍。
那八间房子，坐落在一片宽敞的院子里。院子东南角有一口水井，圆形井台由石块砌成。我们中午在校吃饭，便从这井中取水再烧开来喝。据说，这曾是东林子头村唯一的一口饮用水井，连西林子头村离得近的住户也常来挑水。我曾亲眼见过班上一位西林子头村的同学，中午放学后挑着水桶前来取水。
我初到一班，李老师或许是担心我一时难以适应新环境，几次找我谈话，勉励我努力学习，教诲我“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对我关怀备至。我内心因此对李老师充满敬意，由此结下了历久弥坚的师生情谊。后来我调回日照工作，曾多次去看望过他，至今我的相册里，还收藏着2014年春节去给他拜年时的照片。
一班的班长是庄光军，他生得国字脸，个子比同龄人高，为人温和真诚，家住丁家营子村。令人痛惜的是，他不足40岁便英年早逝。班干部中还有王运宝，他后来在岚山区某小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我的班干部身份，算是从二班带“编”转来的，至于其他班干部是谁，记忆已经模糊。
进入一班后，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二排靠右，与同村的孙纪聚同桌。前排是李桂芳，身后一排则依次坐着李仕珍、韩敬芳和韩见秀。说来也巧，东林子头村的4位女生不仅都在一班，还恰好都在我座位的前后排。
几个星期过后，我渐渐发觉她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鲜明特质：性格活泼，善于言谈，也能落落大方地与男生开几句玩笑，甚至偶尔会对相熟的同学来一次无伤大雅的善意恶作剧。
西林子头村的女生人数最多，共有7位，分在两个班。然而，与东林子头村的女生相比，她们几乎整体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大多性格内向，几乎不与男生交谈，玩笑更是无从谈起，因而我们不免觉得她们有些“清高”。以致初中两年下来，我似乎未曾与她们有过对话。
不过，西林子头村的女生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那便是成绩优异者较多。在一班的西林子头村女生有丁元桂、丁红、丁峰，她们与两个班的其他丁姓同学，均出自日照“丁牟秦安李”五大望族之一的丁氏，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先生同属“涛雒丁”。我进入一班后的几次考试中，丁元桂的成绩始终稳居前列，是大家公认的女生中的“学霸”。巧合的是，二班女生中的“学霸”也同样出自西林子头村。丁元桂后来考上了中专，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最初在枣庄工作，之后调回家乡日照。
其余各村的女生，或因人数较少，或因个性并不凸显，未能形成如此鲜明的群体印象。
（二） 青春岁月的情谊沉香
李德瑞老师担任班主任后，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还精心组织了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班级活动。
1976年清明，春寒料峭，他带领我们全班同学，步行至东沙岭，为长眠于此的董明英烈士扫墓。在墓前，李老师沉痛地为我们讲述了烈士的生平事迹。几十年光阴流转，当时的记忆已渐模糊，只依稀记得烈士姓董。直到前年，我参与《涛雒镇志》的编修，再次看到董明英这个光辉的名字及籍贯时，李老师当年的讲述瞬间变得清晰：董明英，女，西林子头村人，中共党员。1947年，当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时，还乡团趁机从青岛武装返乡。时任涛雒区妇联主任的董明英，正在涛雒沿海渔村进行土改宣传发动工作，不幸在王家村遭遇国民党武装人员的袭击，被捕后她坚贞不屈，最终在王家村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在李德瑞老师组织的活动中，“拉筰”是另一件令我们记忆深刻的事。这项活动学校先后组织过多次，每次都由李老师带领全班男生一同前往。第一次的目的地，是东林子头村的渔业生产基地——“二新子”。
二新子筰场坐落于东南营口（也称新口）与韩家营子口（俗称小口）之间，是一片被两条河流入海口环抱的浅滩海域。这里滩平水缓，海产丰富，使之成为理想的天然筰场。所谓拉筰，是一种流传已久的近海捕捞方式。我在二新子拉筰时看到，拉筰用的网是围网的一种，长 600米左右；网的高度 4～5米，网的两端各连接绠绳（渔民称“坛绳”），绠绳由几十盘连接而成，每盘长约60米。拉筰时先用舢板将网和绠绳撒到海里，然后在浅水海滩的人每人肩上背个“绦子”搭在绠绳上，分两边往上拉网。每一边二三十人不等，约 3 个多小时拉一网。一般一网能拉到上千斤鱼货，近海的各种鱼类几乎都有。
沙滩上有两间静静伫立的草屋，便是二新子筰场的标记，拉筰人唤它“筰屋子”，是平日遮风避雨暂歇脚的场所。学校组织的拉筰，主要去二新子，偶尔也去过西林子头村的“大新子”筰场。
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拉筰，我们村里几个要好的男生，也常趁周日或假期，相约再去二新子。一去就是一整天，我去的几次，都是一天拉两网，分别叫拉满潮和拉落潮，听说其他筰场在鱼情好时还会多拉几次“截网”。每拉一网挣三毛钱。每次撒网都得赶在涨满潮的时候，所以我们总要提前赶到筰屋子。
有一回，我和同村的两个同学结伴同去。算准了“满潮”时间大约在清晨六点。那时家里没有闹钟，全凭感觉摸黑起早赶路。行至大草坡村和郭家庄子村中间那段路时，四下里还是一片漆黑，我们不小心走偏了道。我在前头，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们三人停下脚步仔细看，夜色朦胧中，依稀辨出是一片萝卜地，也不知是哪个大队哪个生产小队的。几棵还没长大的萝卜歪倒在一旁，我心里一紧：这可是毁坏了集体的财产呀！当时心怦怦直跳，那种复杂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
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赶到筰屋子，天边还没透亮，没想到我们仨竟是来得最早的。
初中毕业考试，我们那届只考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门主科。分数公布前，李老师特意告诉我：“你这次考试各科成绩几乎都是满分，非常优秀，为我们一班争了光。”考试结束就进入毕业离校的环节。
在东林子头村的两年初中时光虽不长，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临近毕业，同学们用各种方式互道珍重、留下纪念。在我至今保存的旧照片中，有相振林、王运宝、张守富、王延峰、王运伟等8位同学的一寸毕业照，有与徐家松等多人的双人或3人小合影4张，还有其他同学之间的小合影两张。那张珍贵的全班毕业合影，我单独加洗了一张，一直珍藏至今（图2：一班1976年毕业合影）。去年，卞佃礼老师负责编纂《东林子头村志》，希望将在东林子头村就读的几届初中生的毕业合影收录入志，我提供了这张合影，李宗彩同学则提供了二班的毕业合影。
毕业前夕，互赠纪念品成为我们寄托同窗情谊的方式。
我收到了不少同学赠送的笔记本，其中写有“王运宝赠”“丁海同赠”字样的笔记本，至今仍收存在旧书箱里。我清晰记得，这些赠言都是当时的物理老师庄景金写的。庄老师的行楷钢笔字既工整又不失流畅，笔势灵动自带清雅美感。当时班里许多同学都围着庄老师，让其在赠送彼此的笔记本上书写赠言。
两年的师生、同学之谊，在毕业后依旧绵长。1978—1987年，我在外地求学、工作期间，得知陈长富、侯庆林两位同学在临沂工作，每次路过，只要得空，总会去找他们小聚，有时甚至在他们那里借宿，畅谈至夜深。后来侯庆林调至日照技工学校等单位工作，在城里的初中同学曾多次相聚，每次皆畅谈述旧，相聚甚欢。平日里也常听说，某两位同学偶然相遇，便会邀约其他同学一起小聚，重温旧谊。文章开头所记述的，正是这样一次由偶遇引发的师生欢聚。
我们于1976年毕业，多数同学随后升入高中继续深造。在1978年乃至随后几年的大中专招生考试中，除之前提到的孙树津、丁元桂和我之外，张守富、王延峰、侯庆林也相继被大中专院校录取。考取的人数是前后几届中最多的一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这届初中生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基础知识掌握得还算扎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郭庄联中当时应有的教学质量。
当我们把目光从奋斗的过往收回，投向脚下的故土，才惊觉物是人非，沧桑巨变。那条曾日日穿行的村中小巷，那座院中有井的八间老屋，终究未能抵挡时代的洪流。最终在1987年前后，随着东林子头村的整体东迁被拆除。如今，那片承载着我们少年记忆的土地，早已变身成为山东钢铁集团的生产基地。转眼间，初中毕业已50周年（1976——2026），岁月流转，故地难寻。但50年前的青春记忆，以及那份源远流长的师生情与同窗谊，却并未随风消散。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熠熠生辉，历久弥新。
本文已录入2016年1月出版的《东林子头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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