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 红领章 红领巾
——一九七五年,一段深山的燃情记忆
文/梁邦焕
每当我闭上眼,记忆便被一种颜色唤醒。那不是普通的红,是滚烫的、刻进骨头里的红。
它来自帽檐上的五角星,来自衣领上的两面旗,也来自一条系在脖颈上的红领巾。三种红色,属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属于我的青春,属于那段再也回不去、却永远不会忘记的岁月。
一
1973年,我穿上军装,成为铁道兵第一师四团一营二连的一名战士。连队驻扎在湖北十堰一个叫“顾家沟”的地方——两面刀削般的山崖,沟底是咆哮的溪水。我们的任务,是在崇山峻岭间为襄渝铁路铺轨。
每天伴着军号醒来,伴着机修声入睡。手心磨出老茧,肩膀磨破皮肉。但没人叫苦。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根枕木下面,都压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那几年,国际局势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胸口。但在顾家沟,我们很少谈论那些。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铁轨往前铺,一米,又一米。
1975年,我二十岁。
那年“六一”前,连首长告诉我们:二汽动力部24厂子弟学校希望连队派几位同志担任校外辅导员。党支部研究后,决定派我和黄光坦、刘自斌三人去。
消息传来,我的心猛地跳了几下。不是因为荣誉,而是一种说不清的亲近——对孩子的亲近,也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回望。
二
“六一”清晨,顾家沟的阳光格外干净。我们三人早早起床,把军装穿了一遍又一遍。
我对着营房那面斑驳的小镜子,扶正帽檐上的红五星。它在晨光里像一小团火,映红了我的脸。又抚平衣领上的红领章,那是我军旅生涯最骄傲的印记。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神圣的感觉——我不只是去参加一个活动,我是代表连队、代表铁道兵,去见那些孩子。
走进学校大门时,负责人罗玉辉校长和老师们已经等在那里。罗校长二十八来岁,目光温和而坚定。她握住我们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了。”孩子们列队在操场边,眼睛亮晶晶的,像山涧里最亮的石头。
入队仪式开始了。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学生向我走来,她叫崔君,脸蛋红扑扑的,像山里的映山红。她先敬了一个标准的队礼,然后双手捧起那条红领巾。
我下意识地挺直腰杆,屏住呼吸。
她踮起脚尖,小手轻轻把红领巾绕过我的脖颈,打了一个结,又仔细抚平。然后后退一步,再次敬礼。
就在那一瞬间,一股热流从胸口涌上来。我——一个扛钢轨、抡大锤的铁道兵,竟被一个孩子戴上了红领巾。低头看去,领章的红是责任,领巾的红是希望。三种红色叠在一起,像一团火,把我整个人都照亮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梁邦焕,你要对得起这条红领巾。
三
从那以后,我们三人分工,成了学校的常客。黄光坦性子稳,给孩子们讲纪律;刘自斌活泼,带他们做游戏;我负责讲军事课和思想教育。
课堂上,我讲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故事,讲那些在襄渝线上牺牲的战友。讲到动情处,教室里安静极了,孩子们的眼眶红红的,但没有一个哭出声。那种对英雄的敬仰,干净、纯粹,像山泉水一样。
有一次学校放幻灯片《不忘阶级苦》,负责放映的黄老师不熟悉机器,画面糊成一团。孩子们眯着眼睛看,一个个眼睛发酸。我走过去,轻轻转动镜头上的焦距环,画面“唰”地清楚了。孩子们先是一愣,然后噼里啪啦鼓起掌来,一张张小脸上全是惊喜。
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因为那一身军装。在他们眼里,解放军什么都会。
室外训练,烈日当头。我教孩子们立正、齐步走。小腿站得发抖,汗水顺着脸蛋往下淌,但没有一个人喊累。我看着他们咬牙坚持的样子,心里又心疼又欣慰。我在心里说:孩子们,练好身体,将来祖国的担子,要交给你们了。
四
最快乐的时光是在课外。
学校组织爬山,山路崎岖,走到半途孩子们就累了。休息时,一个胆大的男生喊:“解放军叔叔,演个节目吧!”大家拍着手起哄。我笑了笑,从怀里掏出那支随身带的笛子,吹了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
笛声在山谷里散开,清亮亮的。孩子们安静下来,有的跟着节奏轻轻晃脑袋,有的闭上眼睛听。一曲终了,掌声和叫好声在山崖间来回撞。说来也怪,孩子们站起来继续爬时,脚步轻快了许多。
那支笛子跟了我很多年。后来不吹了,也没扔。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记着。
一个女学生生病住院,礼拜天我特意去看她。推开病房门,她正靠在床头,脸色白白的。一看见我,眼睛立刻亮了:“梁叔叔!”我坐在床边,问她哪里不舒服,帮她补落下的功课。她听得很认真,偶尔点一下头。
她的妈妈在一旁看着,眼眶慢慢红了。她拉着我的手问:“梁同志,老家哪里的?”
“山东的。”
她妈妈声音一下子抖了:“哎呀,我们是老乡哪!”
病房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我们都笑了。身在异乡,在大山深处,因为一个孩子,遇见了老乡。那种暖意,比什么都实在。
五
那时候,部队和驻地的关系,像鱼和水。
每逢节假日,学校和厂里就组织慰问团,带着鸡蛋、毛巾、针线包,翻山越岭来连队。大嫂们坐在营房门口,一边唠家常,一边帮我们缝补磨破的军装。她们的手巧,针脚细细密密的,一边缝一边念叨:“娃儿们,太辛苦了,肩膀都磨出茧子了……”我们这些离家千里的小伙子,听着这些话,眼眶不知不觉就红了。
我们也想方设法回报。星期天没施工任务,就去学校修桌椅,给厂区补围墙、通水沟。有一次动力部一台设备坏了,技术员急得团团转。连队一位入伍前当过钳工的老兵,带着两个战士,干了一个通宵,硬是修好了。第二天厂领导送锦旗来,连长摆摆手:“军民一家,不说两家话。”
最热闹的是“八一”和春节的联欢会。孩子们扭秧歌,战士打快板,工人吼秦腔。大山里难得有这样欢腾的夜晚。大家唱完笑完,各自回去,第二天该铺轨的铺轨,该上课的上课,该上班的上班。
那时候我们常喊一句口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现在想想,那不光是口号。那是日子。是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锤一钎过出来的日子。
六
五十年了。
五十年,足够让山沟里的孩子变成爷爷奶奶,让年轻的战士变成白发老翁。
那位可敬的罗玉辉校长,应该早已在家乡安度晚年了吧。那些老师们,如今也满头白发了。还有崔君——那个为我系上红领巾的小姑娘,听说后来去了外地,不知她是否还记得那个初夏的早晨?那个在山上喊我演节目的调皮男生,那个在病房里叫我“梁叔叔”的小女孩……他们都已经长大,变老,或许也在某个安静的午后,偶尔想起从前。
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五十年前,在大山深处的顾家沟,有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和他们一起度过了那样一段时光。
我记得。
我全都记得。
记得那面斑驳的镜子,记得那支笛子的声音,记得病房里老乡握住我的手时那一瞬间的温度。记得孩子们的掌声,记得大嫂们缝补军装时低着的头,记得那条红领巾系在脖颈上时,轻柔的触感。
红五星还在。红领章还在。红领巾也还在。
只是不在衣领上,不在帽檐上。它们换了一个地方住——住进了骨头里,住进了血液里,住进了再也拿不走的记忆深处。
五十年,山没变,铁轨铺进了云端,火车汽笛替下了开山炮响。人老了,青丝成了白发。
但那份情,那份军民鱼水的情,那份师生纯真的情,那份对祖国、对那段岁月的眷恋——
还在。
一直还在。
于湖北十堰
责编:槛外人 2026-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