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 红领章 红领巾

——一九七五年，一段深山的燃情记忆

文/梁邦焕

每当我闭上眼，记忆便被一种颜色唤醒。那不是普通的红，是滚烫的、刻进骨头里的红。

它来自帽檐上的五角星，来自衣领上的两面旗，也来自一条系在脖颈上的红领巾。三种红色，属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属于我的青春，属于那段再也回不去、却永远不会忘记的岁月。

一

1973年，我穿上军装，成为铁道兵第一师四团一营二连的一名战士。连队驻扎在湖北十堰一个叫“顾家沟”的地方——两面刀削般的山崖，沟底是咆哮的溪水。我们的任务，是在崇山峻岭间为襄渝铁路铺轨。

每天伴着军号醒来，伴着机修声入睡。手心磨出老茧，肩膀磨破皮肉。但没人叫苦。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根枕木下面，都压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那几年，国际局势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胸口。但在顾家沟，我们很少谈论那些。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铁轨往前铺，一米，又一米。

1975年，我二十岁。

那年“六一”前，连首长告诉我们：二汽动力部24厂子弟学校希望连队派几位同志担任校外辅导员。党支部研究后，决定派我和黄光坦、刘自斌三人去。

消息传来，我的心猛地跳了几下。不是因为荣誉，而是一种说不清的亲近——对孩子的亲近，也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回望。

二

“六一”清晨，顾家沟的阳光格外干净。我们三人早早起床，把军装穿了一遍又一遍。

我对着营房那面斑驳的小镜子，扶正帽檐上的红五星。它在晨光里像一小团火，映红了我的脸。又抚平衣领上的红领章，那是我军旅生涯最骄傲的印记。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神圣的感觉——我不只是去参加一个活动，我是代表连队、代表铁道兵，去见那些孩子。

走进学校大门时，负责人罗玉辉校长和老师们已经等在那里。罗校长二十八来岁，目光温和而坚定。她握住我们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了。”孩子们列队在操场边，眼睛亮晶晶的，像山涧里最亮的石头。

入队仪式开始了。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学生向我走来，她叫崔君，脸蛋红扑扑的，像山里的映山红。她先敬了一个标准的队礼，然后双手捧起那条红领巾。

我下意识地挺直腰杆，屏住呼吸。

她踮起脚尖，小手轻轻把红领巾绕过我的脖颈，打了一个结，又仔细抚平。然后后退一步，再次敬礼。

就在那一瞬间，一股热流从胸口涌上来。我——一个扛钢轨、抡大锤的铁道兵，竟被一个孩子戴上了红领巾。低头看去，领章的红是责任，领巾的红是希望。三种红色叠在一起，像一团火，把我整个人都照亮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梁邦焕，你要对得起这条红领巾。

三

从那以后，我们三人分工，成了学校的常客。黄光坦性子稳，给孩子们讲纪律；刘自斌活泼，带他们做游戏；我负责讲军事课和思想教育。

课堂上，我讲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故事，讲那些在襄渝线上牺牲的战友。讲到动情处，教室里安静极了，孩子们的眼眶红红的，但没有一个哭出声。那种对英雄的敬仰，干净、纯粹，像山泉水一样。

有一次学校放幻灯片《不忘阶级苦》，负责放映的黄老师不熟悉机器，画面糊成一团。孩子们眯着眼睛看，一个个眼睛发酸。我走过去，轻轻转动镜头上的焦距环，画面“唰”地清楚了。孩子们先是一愣，然后噼里啪啦鼓起掌来，一张张小脸上全是惊喜。

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因为那一身军装。在他们眼里，解放军什么都会。

室外训练，烈日当头。我教孩子们立正、齐步走。小腿站得发抖，汗水顺着脸蛋往下淌，但没有一个人喊累。我看着他们咬牙坚持的样子，心里又心疼又欣慰。我在心里说：孩子们，练好身体，将来祖国的担子，要交给你们了。

四

最快乐的时光是在课外。

学校组织爬山，山路崎岖，走到半途孩子们就累了。休息时，一个胆大的男生喊：“解放军叔叔，演个节目吧！”大家拍着手起哄。我笑了笑，从怀里掏出那支随身带的笛子，吹了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

笛声在山谷里散开，清亮亮的。孩子们安静下来，有的跟着节奏轻轻晃脑袋，有的闭上眼睛听。一曲终了，掌声和叫好声在山崖间来回撞。说来也怪，孩子们站起来继续爬时，脚步轻快了许多。

那支笛子跟了我很多年。后来不吹了，也没扔。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记着。

一个女学生生病住院，礼拜天我特意去看她。推开病房门，她正靠在床头，脸色白白的。一看见我，眼睛立刻亮了：“梁叔叔！”我坐在床边，问她哪里不舒服，帮她补落下的功课。她听得很认真，偶尔点一下头。

她的妈妈在一旁看着，眼眶慢慢红了。她拉着我的手问：“梁同志，老家哪里的？”

“山东的。”

她妈妈声音一下子抖了：“哎呀，我们是老乡哪！”

病房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我们都笑了。身在异乡，在大山深处，因为一个孩子，遇见了老乡。那种暖意，比什么都实在。

五

那时候，部队和驻地的关系，像鱼和水。

每逢节假日，学校和厂里就组织慰问团，带着鸡蛋、毛巾、针线包，翻山越岭来连队。大嫂们坐在营房门口，一边唠家常，一边帮我们缝补磨破的军装。她们的手巧，针脚细细密密的，一边缝一边念叨：“娃儿们，太辛苦了，肩膀都磨出茧子了……”我们这些离家千里的小伙子，听着这些话，眼眶不知不觉就红了。

我们也想方设法回报。星期天没施工任务，就去学校修桌椅，给厂区补围墙、通水沟。有一次动力部一台设备坏了，技术员急得团团转。连队一位入伍前当过钳工的老兵，带着两个战士，干了一个通宵，硬是修好了。第二天厂领导送锦旗来，连长摆摆手：“军民一家，不说两家话。”

最热闹的是“八一”和春节的联欢会。孩子们扭秧歌，战士打快板，工人吼秦腔。大山里难得有这样欢腾的夜晚。大家唱完笑完，各自回去，第二天该铺轨的铺轨，该上课的上课，该上班的上班。

那时候我们常喊一句口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现在想想，那不光是口号。那是日子。是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锤一钎过出来的日子。

六

五十年了。

五十年，足够让山沟里的孩子变成爷爷奶奶，让年轻的战士变成白发老翁。

那位可敬的罗玉辉校长，应该早已在家乡安度晚年了吧。那些老师们，如今也满头白发了。还有崔君——那个为我系上红领巾的小姑娘，听说后来去了外地，不知她是否还记得那个初夏的早晨？那个在山上喊我演节目的调皮男生，那个在病房里叫我“梁叔叔”的小女孩……他们都已经长大，变老，或许也在某个安静的午后，偶尔想起从前。

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五十年前，在大山深处的顾家沟，有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和他们一起度过了那样一段时光。

我记得。

我全都记得。

记得那面斑驳的镜子，记得那支笛子的声音，记得病房里老乡握住我的手时那一瞬间的温度。记得孩子们的掌声，记得大嫂们缝补军装时低着的头，记得那条红领巾系在脖颈上时，轻柔的触感。

红五星还在。红领章还在。红领巾也还在。

只是不在衣领上，不在帽檐上。它们换了一个地方住——住进了骨头里，住进了血液里，住进了再也拿不走的记忆深处。

五十年，山没变，铁轨铺进了云端，火车汽笛替下了开山炮响。人老了，青丝成了白发。

但那份情，那份军民鱼水的情，那份师生纯真的情，那份对祖国、对那段岁月的眷恋——

还在。

一直还在。

于湖北十堰

责编：槛外人 2026-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