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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藏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因素
1986年8月
邓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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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西藏经济概况》西藏统计局编制，1985年8月，以下数据相同。)
中央财政补助虽在总体上呈速减趋势，但西藏其它方面的收入却主要来源于各项税收，而运输、贸易、工矿等经济企业活动部门的上缴收入自1967年以来，一直呈负值；截止1984年，财政对上述各类企业亏损补偿在十八年间平均值为5851.57万元，入不敷出。根据经济效果的评价标准：
效果X X（价值）
经济效果E= ──── = ──── ＝ ZD
劳动消耗量L L（价值）
其企业的经济效果指标值在零以下，也表现为负值。而且浪费严重，据估计，社会浪费率与社会有效利用率的比值超过3：7，约为4：6，即多年来有近40%的资财（不包括人力）在建设中成为事实上的无用耗费和浪费。这表明，当代西藏基本上没有构成自己的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积累，所拥有的，仅只是靠中央财政补助来维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当然并不排除个别企业内部的扩大再生产和扩建、新建企业）。主体和基础可以说都是农业、畜牧业和林业，但其生产仍主要是落后的传统经营方式，还满足不了社会的基本需要。而这些社会问题，则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西藏的人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
造成西藏“0”经济效益和巨大浪费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关键就在于缺乏系统地可行性研究，而这本身就是政策上的，或领导集团在经济建设上的失误。如“文革”期间上马的一批军工企业，后虽因生产上不去和社会意义不大而改为民用产品的生产——车轴等，但仅只开工几个月，就足够整个西藏使用数年，而且原材料来源匮乏，结果，终因产品滞销而被迫下马。当然不能排除纯自然损失，这也是原因之一，如川藏公路通麦帕龙山拉月大塌方区，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大塌方，造成震惊全国的解放军汽车十七团十位干部战士殉职的事件至今，也已二十年了，但历年如此的塌方却依然在继续着，每年的车辆货物损失和维修耗费的人力、物力累计起来也数以千万计，还尚未能彻底治理；但是，象这种纯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失就西藏各方面均累算在内，也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起主要作用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其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确立之后，上层建筑的建设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制约作用就显得特别突出，通过这两个例子，还反映了滞迟西藏经济发展的另两个客观因素：一是交通运输业的不发达，二是社会消费需求量太低和产销脱节。前者仍体现了西藏的自然因素，后者在消费需求上体现了西藏民族在整体上，由于长期的民族性宗教信仰的抑制和艰苦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结合而成的，复杂生活心理的低生活消费习俗和欲望及高信仰的祈求，在企业经营上则表现为反经济规律的生产。
今年六月底，作者曾去山南地区朗县，就朗县政府耗资六十万元而兴建竣工的两栋三层结构办公楼作了实地查看，就构形设计讲，是无可非议的，但因建筑材料全采用花钢岩构筑，一次偶然的断塌，竟使楼板由顶屋一直砸断到底层地面，凡触及着无一幸免——天生无韧性的脆性物质花钢石，也表现出了它的脆弱，结果壮观的两栋办公楼反落了个“朗县活坟墓”的雅号。这种危险建筑之所以能建成，我认为和不搞可行性研究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不妨夸张一点，朗县办公楼的建设失误在其实质上，对整个西藏建设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可以说，这就是西藏近几年来经济建设的缩影。它揭示了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常常是以双倍甚至更高的代价来搞西藏的经济建设。这似乎已经成为西藏经济建设中的主观因素制约性的突出特征，当我们把这一系列建设上的失误和经济上不去的原因归总起来看时，问题发生的另一个基本的原因——现行的机构体制使之成为可能，尽管这是潜在的不直接引人注目的。
综合经济建设上的历史的、现实的诸矛盾关系，却都与社会政治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这表明，在自然环境既定的前提下，对于社会来说，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就成为主要矛盾，孤立的“经济总结”仍可能继续着新的经济流产或畸形儿，而社会政治对此失误却决不能责无旁货。
二、社会政治分析
在西藏，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常常表现为政治是原因而经济却是结果。这就是说，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客观条件既定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主要方面，就是政治，因为，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政治是核心，是一切矛盾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方面。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里，未有无政治制约下的社会经济，未有无政治的作用而经济可以独立地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社会目的就是政治的最大体现。
那么，居以主导地位的政治三十多年来又是怎样发展来的呢？
关于旧西藏的社会政治状况，班祥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委员长在题为《西藏民族发展繁荣的伟大转折》一文中，作了精僻的分析，他指出：“解放前，由于封建农奴制度的严重束缚，由于旧中国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挑拨离间，西藏地区长期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西藏人民过着极过苦难的生活，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藏汉民族的关系以及西藏内部的关系，都爱到了严重的损害。”（3）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的团结发展与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全国各民族的团结与民族分裂之间的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两组矛盾的斗争一直沿续到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西藏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期间九年的社会过渡时期——并和民主改革与农奴制统治之间的矛盾一起构成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它反映了西藏民族是前进还是倒退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政治纲领性文件对西藏社会发展的现实作用，正象班禅副委员长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回顾三十年来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我们体会到‘十七条协议’中所体现的几条原则，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当时，“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维护祖国统一和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这样两个根本问题上。”（5）因此，“在当时历史的和现实的内外复杂条件下，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实行协议，而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慎重稳进的方针，经过耐心的等待，细致的工作和遇回曲折的步骤，影响群众，争取统治集团的多数，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协议，以期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改革政治经济的目的。”（6）
因为以上社会的主要矛盾斗争和社会的各种政治因素，就决定了在这段历史阶段，社会的政治革命和建设占主导地位的现实必然性，与经济革命和建设相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客观性。
从一九五九年起，到一九六五年民主改革完成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和建设走上了领导西藏经济建设，并以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内容的道路，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西藏的建设事业也同全国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对于这一段的历史状况，正如李维汉同志在题为《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在十年浩劫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左’的错误发展到了极点。其主要表现如：（一）搞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伤害和牵连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二）在人民公社化和学大寨运动中，不顾西藏实际情况，要求过急，并照搬，追求大、公、平均主义，穷过渡、割尾巴、单一搞粮食、硬性推行多种冬小麦、少种青稞，以及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一套做法，严重束缚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西藏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群众生活遭到困难。（三）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遭到抵毁和否定。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群众的宗教活动被禁止，绝大多数寺庙被拆毁，重要文物大量散失，破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迫害。（四）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多，效益差，甚至搞无米之炊，造成巨大浪费，所有这些都使西藏人民遭受了苦难，给汉藏之间的民族关系造成严重创伤。这种‘左’的做法一真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甚至在三中全会后，在一段时期内，也还没有根本转变。”（7）在这段十多年的历史中，西藏的政治经济的突出特点是社会的动荡和萧条。如果说教训的话，那么，政治上所造成的失误远远大于经济建设上的失误，而经济的失误却主要是在政治的制导下发生的。因此，政治问题，在这其间仍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及领导者集团）违反了西藏经济的实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经济建设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建设的附庸，从而在根本上倒置了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发展生产力和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客观需求来从事上层建筑建设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所以发展经济事实上也就成了泡影，若干年后又来“总结教训”、清算政治——经济上的亏本帐。这是我们必须引起重视的建设问题，也是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问题。然而，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至今仍在继续着。有目共睹的四十三项工程中的部分建设项目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是为弥补政治经济发展之不足，所以，也就不可能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
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要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完善，但也不能因此而违反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人为地制造——总是在回头帐上兜圈字，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总结教训”，而是建设高度文明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所以，我们还是要遵循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应尽可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尊重社会实际，按科学规律办一切事，讲求经济效益应该是我们领导者集团最起码的工作原则，而决不能是相反。
在社会上，有些同志看到了经济建设中的失误与领导者的直接关系，但责任完全追究某个领导者个人，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看到，领导者是一个领袖集团。从整个社会发展出发，领导者个人的失误，不过是上述社会历史阶段上的政治发展原因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地、历史地和现实地分析社会，从而正确地认识我们的领导者与社会的经济建设发展的社会关系，而不完全是某一个领导者个人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狭隘关系。任何时期的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为时代的领导者集团和政治体制建设的产物，就西藏而言，根子则在于上层建筑的建设存在着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结构和思想因素，因此，改革并建立适应西藏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的经济型机构体制的任务，就自然而然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也是彻底地解决西藏社会的中心问题——发展经济的可靠保证和有效可行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本文所要提出的核心问题。
以上对西藏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是我们当前社会发展转机的现实出发点，它表明，西藏社会政治发展的不稳定性，是二十年来，西藏经济发展迟缓的社会主要因素。在论述中，作者援引了已故李维汉同志及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委员长的论述，其因就在于他们都是当代西藏历史转折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直接参预者，并积极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此，他们本身就是当代西藏社会发展的见证。（参见《当代西藏经济发展年代的划分》）
下篇 发展西藏经济的战略思考
一、目前的局势
一九八O年和一九八四年，中央书记处曾两次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要求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体的，团结各族干部各族人民一道发展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时，放宽政策，尤其经济政策，实行休养生息的经济过渡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人民负担，搞好西藏经济在现有水平基础上的巩固、调整、提高，这对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持续、稳定发展的西藏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西藏经济革命的必要准备。但是，这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观西藏的落后状况。对此，我认为，从现在开始着手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筹划为期已到，对上层建筑的改革也势在必行，时机不宜再予拖延。原因很简单，首先是来自西藏内部对开放、发展经济需求的高涨同目前上层建筑建设与这个经济发展潮流的不相适应之间矛盾（仅以机关工作人员占国民经济总劳动者人数之比为例，一九八四年，全国为1.56%；西藏为3.56%；西藏为全国的2.23倍(8)），其次是国际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压力和客观要求。
我们知道，经过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的休养生息，日趋高富裕起来的西藏各族人民的物质需求必将会大大的提高，而社会需求的增长就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发展，因为消费需求是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那样：“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前提。消费创造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东西发生作用的对象。……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9）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需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人们改造自然，使之奉献于社会的根本动力。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将由此而引起生产力的革命，这是西藏社会发展所孕育着的内在必然性。而这种内在必然性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社会结合，就构成当代西藏社会经济革命的历史必然。但是，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革命是不可能得以顺利进行的。
如果说政治体制的改革牵动整个社会，并要求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相适应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国际国内经济在整体上所呈现出的态势作概要的分析。
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未资本主义由原始积累、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到早帝国主义的国家经济形成期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成集聚，并以北美和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依托，构成纽约——伦敦经济和金融轴心的基础上，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尤其以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较大的流动性转移，目前已日趋形成亚太地区经济、金融集聚，及新加坡——香港——东京轴心，东亚、南亚、大洋洲和西太平洋沿岸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一经济金融轴心形成的经济依托。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了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并举的技术输出的态势，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流通以至消费的国际化，由此走向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而这个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主体的国际社会的经济始端，却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0）——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冲击和经济卷吸，（11）经济冲击和经济卷吸作用的发生，对于各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也同样存在，这是资本主义在其由国家经济体系走向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我们不能低估了这种现象所包合的经济能量，因为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独立经济造成威胁，甚至于摧垮独立的国家经济而导向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依赖，阿拉伯各石油输出国就正面临着这种局面，非洲各单一经济国也面临着这种威胁。整个发展趋势呈现为，国家资本义经济的世界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同流和从属化；同时，这也是一个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主体和社会主义经济向世界范围扩展的交错与持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它向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提出了向经济世界化方向发展的历史课题，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冲击、卷吸的剔除吸收，消化利用并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国际化建设纳入国际经济的战略体系中来的历史任务。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我国西藏相毗邻的印度、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等国，也同属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并已经着手发展经济的自立和适应国际环境发展的需要，而这对西藏经济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弊是，西藏经济若维持目前的状态，其今后的发展必然遭到挫折；利是，利用国际环境的发展来变革——发展自身的极有利因素，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事实上，弊也是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进而提出“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建设方针，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辟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两套本领，以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紧接着又着手经济体制及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其基本的目的就是加速国内经济发展，加强在未来国际环境中的经济生存能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一九八六年三月颁布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就是为了全面地、稳步地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封闭、半封闭型的国家经济体系，转向积极利用国际交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步骤之一，以实现国家开放型经济的梯次形发展，由东向西逐步展开。就西部经济地带的经济发展而言，基本上实行的是先易后难，先西北后西南（主要是西藏）的策略。在我看来，从国家整体这个大局出发，只有开发了大西北之后，再继尔集中优势力量开发西南才能稳操胜券。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开发西藏莫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因此，这是无可非议的。
全国一盘棋，西藏怎么办？是消极等待，还是积极筹划，积极行动起来呢？
——我想本文是无权来回答这个历史发展问题的。但是我们都应当明白：人类历史发展的经济能量是最有力和最有权威的——如果我们试想抗拒这个推动力，那么，我们的命运就是落后、赤贫，我们的工作和建设事业就是失败、崩溃。因此，我们今后工作的基点应放在——领导者、科研和业务部门应先行一步，带领全社会——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12）为把西藏建设成为团结富裕文明的家园，并奉献向全国、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而竭诚尽力。
二、经济的政治战略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政治建设在西藏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当客观条件既定时，它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我认为，要使西藏经济开始历史发展飞跃的转机，首先就必须着手上层建筑的——自身的发展变革，并在保持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要先行研究未来西藏经济的开发，即从应用理论和发展理论上走在实际建设的前面，建立未来西藏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体系，要有百年发展的长远历史发展战略观念——具体，确立在五十年内经济达到国内在本世纪未平均发展水平，百年内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在本世纪未平均发展水平的战略思想。由此，以从根本上开发，从整体上彻底改观经济现状。
对此，必须确立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指导，即，在经济上，西藏是一个完整、自立、自治的经济区，从观念上消除对国家、对外省区的依赖；在理论上，西藏是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从总体出发，应用系统工程理论研究开发，统筹协调西藏的总体建设，尤其经济发展，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结合西藏自然经济状态分布的具体实际，建议，应当适时提出西藏社会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发展的总方针，这就是：
社会统一，经济区划，协调开发，对外开放。
关于这“十六”字方针，如果需要解释的话，其基本就在于：社会的整体一体化是西藏经济发展的社会基本保障和大规模组织经济建设的前提，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以社会必须统一一致，经济区划，是经济建设全面规划的总出发点，也是从西藏具体实际际情况出发的客观要求；协调开发，是社会经济建设中的系统工程的思想体现，是避免重复建设和社会经济建设浪费，以及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建设速度的必要手段和途径；对于开放，是在立足本区实际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力量和经济力量，横向发展，纵深开发，虽失其毫未（“当然要以某些牺牲作代价，要把千百万普特最宝贵的产品交给资本家作代价。”（13））而为之立本的重要途径，也是搞活西藏经济的唯一有效途径。
战略思想和建设方针的确立，是具体战略方面构成的前提，从政治出发来看西藏的经济发展，其联系的方面是复杂而又具体的，本文不可能一一论及，但根据总方针的要求，下面从三个大的相关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
（一）改革政府机构，建立经济型领导体制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央赴藏代表团副团长张经武同志在日喀则向干部，官员作的报告中，就西藏民族发展进步问题，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说道：“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确定西藏民族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进行改革，这就是西藏民族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这种改革的重要目的是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包括贵族和寺庙嗽叭在内，改革只准改好，不准改坏，改革要经过充分的酝酿，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商的方式……”（14）时至今日，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在西藏区内我们全面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但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是否全部达到了改革的目的呢？主要方面可以说是大部分实现了，而基本的却没能完成，如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燃料问题至今没能予以解决。所以，对照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话，我们今天所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过是历史的同一目的的继续。
三十多年来，尤其近二十年来，西藏的社会改革应该说一直都在持续之中，而且主要方面基本上都是属于上层建筑域里的，但却是围绕着政策的变化反复兜圈子。常常是在经济实践上刚迈出一小步，就又因立不稳而匆忙退缩了回来。究其原因，是没有配套工程和进行可行性研究，结果孤掌难鸣，近乎形成了（领导者）主观意断的经济建设模式。为什么我们领导经济工作的和从事具体经济业务工作的，在社会实践中却总是不能经济化，反而把经济工作行政化，行政管理经济成了唯一手段呢？我想，除了受长期僵化了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外，其基本的那就在于我们现行的政府机构建设的偏于行政职能——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并参预经济建设固然必要，但是，行政化了的经济管理机构和经济化的经济职能管理机构在社会实践中却大不一样。对于社会经济事业来说，前者，经济实践表明弊大利少，改革的确势在必行，而后者虽尚未形成并正处于探索之中，但从社会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建立新的机构体制的社会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
在这里，我所要提出的核心思想就是：党（委）、政（府）、经（经济建设机构）职能及其权限范围的适当划分，协调统一，基于这个思想，其现行机构改革如下：
1、保持现有各级党委的机构体制不变，各级政府下属只保留司法公安系统、科研教育系统、文化卫生系统、社会福利救济系统、海关系统等，使各级政府主要行使专职政府职能。
2、经济建设机构体制，在自治区、专区、县三级设置比同级政府低半级的经济建设委员会，简称经建委，是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机构，各级经建委最高领导设管委会等，原社会综合计划统计系统、财政金融系统、工农牧林系统、生产经营系统和商贸交通系统等隶属经建委，在保留原机构名称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全部向下降半级。同时，在经建委附设“社会发展协调研究中心”。（15）
3、建立联席会议制，联席会议的职能是整体协调统一各级党、政、经的工作，经建委与同级党委、政府一道开展工作，并在党务上受同级党委领导，在政务上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对社会建设事业（含经济建设）拥有最高的审议、批准权，但凡重大经济建设方面的决定应须通过联席会议决定，由经建委对外发出。联席会议由同级党委书记与政府主席（或专员，县长）在接到经建委主任的书面报告后，负责主持召开，书记或主席不在时，可委托副职主持。
上述建设的优点是，在保持社会主义所有制性质不变和社会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由政府直接领导经济渡让给经济的专职机构——经建委直接领导经济，实现由单一行政领导体制向以经济型领导体制和行政领导体制并存发展，实现经济建设的职能机构的领导化和一体化，而政府对经济建设则实行间接领导和管理，即主要能过法律监察和行政督察参预经济事务和指导经济建设。由此，改变过去行政领导机构受制于政治形势微小的，甚至于个别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导致经济发展的紊乱局面，使经建委在国务院和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从本区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按经济发展规律独立地领导和组织本区的对内对外的纵向和横向的经济建设，使党、政、经基本上形成职责分明的专职机构，避免党、政、经职责不分和过多地行政干涉，使上层建筑的机构体制建设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实行经济区划，制定区划经济政策
“如果麻烦和操心的只是选择‘最佳’领导人，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可以在现存政治体制（注：system又译作“制度”—本文作者注）解决，然而事实上这个问题触及的东西要深刻得多，在一个核桃硬壳当中的领导人，哪怕是‘最佳’的领导人，都无法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因为他们必须在其中工作的那些机构，已经陈旧过时了。”（16）这段话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中说出的。在我看来，拿它来用在西藏却也不无其社会现实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前面已经构想的机构体制的改革，那将是危险的——倘若在社会中实施的话，也还仅是建立了空中的楼阁，并未确立现实的楼基。所谓改革，不过是在机构上迈出了一步，还没有触动经济的社会根基，对此，配套的系统性工程便也自然的，强行地纳入了这个经济的政治战略中来，这便是：区划经济——是经济政策对象构成的符合社会的、自然经济布局的，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有机的变化，是机构体制建设的物质补充，是自然界社会化的经济补充，由此，它体现为经济建设的委员会及经济体制建设、存在、运动的活的生命根基，未有这个地面的经济区划，而经济体制的建立那将是裹了脚的少妇，依然是小脚锥立，既不稳也迈不开脚步。
此外，重要的是，也只有实行了区划经济，也才能使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社会发展成为可能。因为，经济区划从根本上打破了行政区划在组织经济建设上的大而全，小而全的框框，突出了不同地域经济优势的发展，从而也就为不同经济区的不同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商品交换的一系列商品经济的自觉确立、发展奠定了社会观念上的和物质建设上的基础。区划经济，还构成了在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跨政专区、县的，组织经济建设和制定经济政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第二层次，从而，使一切从西藏的实际——不同地域经济结构出发成为现实。同时，它在保持了社会主义经济性不变的前提下，将更有助于地区经济的开发和跨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协作、支援，因此上也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原则的。
区划经济实施的基本思想前提是，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跨地区的有限区域经济；其建设前提是，保留现有行政区划的条件下，实行同类经济地区的横向经济建设。以此为出发点，其目的是，在保持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将社会结构向着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方向过渡，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重心经济化。基于这个前提和目的，根据不同的经济地理状况和位置，可分为五个经济发展区，这五个经济区及建设如下：
1、东部经济区，包括林芝地区，昌都地区中南部在内的地理范围，其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林业，经济发展结构的特点和方针是：以林业为基础，林、农、牧、副结合，着力发展加工、制造工业，工业原料主要是木材、牧畜毛皮、植物果实（如各种水果、木耳、蘑菇等食物的罐头制造）。而这一经济区的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经济发发展方针，便自然成为这一经济区经济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从这一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际出发，一个不同与其他区域的经济政策，便落在了实处，从而也使东南经济区优势的发挥有了政策的促进、保障，而成为可能。
2、中部经济区，包括拉萨市、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东部在内的地理范围，其经济发展的重点是综合型经济，经济发展结构的特点和方针是：农牧并重，农、牧、林、副结合，以旅游业为中心，大力发展配套工业和能源工业。同样的道理，根据这一基本原则来制定经济政策，便不同于东南经济区的经济建设内容和方法了。
3、西北部经济区，包括日喀则地区西部、那曲地区、昌都地区北部在内的西北部的地理范围，其经济发展的重点是畜牧业，属单一型经济，经济发展结构的特点和方针是：以牧为主，牧、农、副结合，适当发展旅游业。其草原旅游可开辟“草原放牧旅游区”。（17）由此，其经济政策也就更加独特地高原草原化了。
另外两个经济区是亚东经济特区、阿里经济特区，由于是对外型的，放在第三个专论述，这里从略。
就以上经济区划本身来讲，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仍然是发展经济。但是，为了要切合不同地区实际地组织经济建设和制定经济政策，在目前行政区划的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就必须通过区划经济的手段，废弃大而全的，一揽全自治区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政策的区域化，从而达到区域经济优势的异峰突起，带动其它。由此，构成经济发展上的杨长避短、避难就易。经济区划化了，不同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就成为必然，事实上，翻开西藏千百年来的经济史，任何人都不难发现，不同经济地理区域的人们，早已自然地在进行着这种跨地理的粮、盐、牲畜等商量品化了的交换，以满足生活的第一需要——衣、食、行、住。艰苦的自然经济闭塞环境的差异，还来了落后民族经济发展的沿续。但是，这种社会的经济沿续却又构成当代社会经济开发的历史依据，而成为未来经济历史发展的开端。西藏的当代经济史，就应当以此为转机写起。
（三）建立经济特区，梯次开发经济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日，列宁针对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经济状况，撰写了《论粮食税》一文，出乎意料的是，六十年后的今天该文的基本思想却成为我国经济特区建设的政策论依据之一，在文中列宁写道：“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真接过渡……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8）什么是中间环节和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呢？根据列宁的解释其主要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产区，森林、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19）“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矣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20）
就西藏目前的状况来讲，尽管我们在社会发展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形却又告诉我们，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经济激进跨越并不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跃进。然而，要完成西藏的小生产的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的过渡，在我们力量、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就该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技术力量和投资，建立这个经济发的中间环节——经济特区形式的，以实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我们要看到，西藏自然条件的不利因素，现代文化教育基础在广大乡村、牧区的薄弱，还处在以普及教育为主的发展时期，虽有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其经济的社会物质生产基础却相对薄弱，还没有形成自治区自己的社会扩大再生产积累，全社会基本上处于纯消费、消耗及以中央财政补助为支撑的经济状态。所有这些，加之我们生产方式和经济观念的僵化，都要求我们的经济不能再关起门来搞建设了。正因为我们落后，所以我们才要正视落后，敞开大门，走出去向国内国外学习开发西藏的科学技术和方式、方法；正因为我们落后，所以我们才要引进、消化国内国外先进的科学建设管理、领导方法，请进资本主义先进的经济发展能力，利用资本主义的投资来开发和发展我们落后的西藏经济。
同整个社会发展相一致，建立经济特区是上层建筑体制上的党、政、经专职化，经济建设区域化的又一配套工程。因为它首先是区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其次是区划经济的特殊发展，西藏经济特区的建设，是组织经济建设的成份中对资本家经济成份的吸收，是经济政策上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有机融合，是打开这个封闭的地理门户，一面向世界开屏一面又走向世界。对长期“闭塞”的西藏经济来说，这无疑是势在必行的有效发展途径。
鉴于西藏社会和自然条件的特殊性，经济特区建设的主导方针是：开发、开放一地，观其效而逐步扩展，实行梯次建设。根据这一方针，西藏经济特区可分两种，并其建设如下：
1、阿里自由贸易经济区，阿里地区由于海拔高，封闭性地理的限制，是我国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开发阿里对于国家来说比开发西藏其他地区难度更大，尤其在本世纪是难以着手阿里开发的。所以，要使阿里地区经济有生机，就得把它“交给世界”——建立阿里自贸经济区，时间可暂定一百年，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稳定边防。
对于我们来说，阿里自贸经济区的管理原则是：宏观控制，微观自由。
实行开放政策，其主要特点是：a、对外人员出入自由；b、进入商品一律免税，外出商品实行不征或缓征，及部分征税；c、外资经营工商业、旅游行业自由，稀有矿产的开采实行完全控制或有限控制。
其他配套建设可参考我国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设。
2、亚东自由贸易区，由于亚东所处地理位置，使自然成为西藏历史上通往中南亚的门户，从一八九三年中英会议所签订的中英印藏续约中规定开辟亚东为商埠起，直到一九五九年止，也经历了六十六年的时间，如果说中英印藏条约定亚东为商埠是迫不得已，那么，今天我们重开亚东经济区位自由贸易区，则是积极主动的，同时也是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和发展西藏对外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的自觉行动。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力量的改变使民主改革前的被动经商成为今天的主动发展对外经济，将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对于西藏的商品经济发展来说，我们的经济对手远没有我们的经后盾——我国的社会经济强大，所以，建立亚东自由贸易区对西藏经济来说是大有作为的，时间也可暂定一百年。
亚东自由贸易区的管亚东自由贸易区的管理原则也同样是宏观控制，微观自由。但在建设上较阿里自贸经济区不同，控制内容也更多更细一些。
对我们来说，是以发展对外商业为主，但务必建立相应的对外型制作、加工工业，与邻国和其它国家展开国际贸易，同时，又允许外资在亚东经商建厂。其对外开政策就要保障提供种种优惠条件，如：a、商品进出不纳关税，内销纳税；b、投资无限额规定；c、外商及企业可设业务机构；d、区内建设必要设施，为进区的货物储存、装配、加工、展销服务，交付设施占用费，时间不限；e、土地、房产实行优惠租赁，等等。
其它配套建设也可参考我国其他经济特区的建设。
此外，圈划并建立亚东原始森林渡假村，生活设施全部藏式化，不搞现化的豪华建筑，以便旅游民俗化。同时，创办“亚东经济大学”。
我们知道，西藏建立经济特区不是目的，目的是发展经济，富裕西藏各民族人民。因此，可以说，经济行区建设的目的性，决定了经济特区发展的开放型，即不是“画地为牢”，而是梯次发展，其直接目标就是在若干年后，建设起西藏全自治区范围的，建立于封闭形自然地理环境之上的全开放型社会经济体系，而其经济特区则要起到敞开西、南门，带着西藏向世界的作用。
结 束 语
社会政治的经济巨大变革和发展，必然带来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改革，已经进行或者正在进行中的改革也都将由此而发生新的变化，这就是西藏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制约作用和决定性。政治的经济课题还尚未完成，大规模的经济课题就随之摆在我们面前，但在实践中，我们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
西藏经济的改革应力避经济诸方面的单一性和局限性，而应进行区划经济改革的整体系统，配套完整，实行完整协调建设，对新出现的问题，要用新的建设发展来消除解决，但在整个自治区范围内，则是先经济区的配套改革，继尔统筹全区的发展，实现在扩展中的经济改革区域化，真正做到切合实际，这也是“慎重稳进”方针在历史发展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下的新的含义。
经济的开放发展，必然带来不同经济发展的冲击，以致于造成民族传统经济及其观念的崩溃，而传统经济的涅磐又常常是新时代经济的更生，这就是经济革命的含义。西藏经济的革命也莫不如此。然而，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运动却决不能对广大人民群众烧火做饭，黑夜点灯不予问津，这是事关西藏的民生问题。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它也已经被列入了议程，印度科学家阿穗尔雅·库马尔·雷蒂对类似印度、西藏这样的国家和地区曾经做了系统的相关研究，指出最迫切的需要是为农村提供分散的能源，而不是对城市作大量的集中的能源供应。雷蒂进尔又对农村能源需要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只要办一个花钱不多的小小生物造气厂，利用农村本身的人粪和畜肥，就很容易地满足本村的能源需要。他还进一步说明，数千个这类小厂子，比起少数巨大集中的发电厂来，远为有用，生态效果好，而且经济。（21）
在不久的将来，大规模的经济运动就要在西藏全面展开了。欣慰的是作者能在这个伟大的经济运动开始之前，来到西藏，并献上自己的思考，以筑垒经济运动的思想基础。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又迫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封建制度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22）
注解：
（1）见《人民日报》1986年8月15日第二版
（2）参见《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总第4期，江道元《西藏卡 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
（3）、（4）、（5）、（6）、（7）分别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拉萨第一版第25页、第27页、第22页、第7页，第11—12页。
（8）资料：《中国统计摘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5年7月第一版，第26页：《西藏经济概况》西藏自治区统计局，1985年8月，第6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254页。
（11）经济卷吸——系作者在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经济流的研究课 题中借用物理学名间，根据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 1654— 1705）定理，通过一定位置的流体速度增加时，该处的压强就减小，当压强减低到周围压强以下时，周围的流体向该处流入，即所谓卷吸作用。这样就形成高速流动的流体在流经地方的压强低于周围压强，周围流体就流向压强低的地方，并随同高速流动的流体作同向流动。也称空吸作用。演化在经济学中，则是，强大高速运动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技术革命为先导和动力的迅猛发展的突出特点，它以发展中国家为掠夺对象和能源基地、商品市场，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致技术输出并举的方式，形成其低成本、低消耗、低价格、高质量、高速度生产、更新的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国际化。从而使落后、低速度经济的高成本、高消耗、高价格、低速度生产、更新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自持，卷入其世界范围的经济流中，作同向经济运动，同时，也造成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的长时间的、历史性的经济冲击和经济卷吸。
（12）参见《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载《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部分）中央党校编，1978年8月第一版，第527页。
（13）、（18）、（19）、（20）、（22）分别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1972年10月第二版，第521页，第525页，第525页，第520页，第571页，
（14）见《西藏日报》1956年5月18日第一版，
（15）社会发展协调研究中心，在职能上，除学术性研究、咨询相并列外，着重增加社会发展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并赋予其社会建设的可行性审议权的职能，可具体到规划、计划、报告等，成为具有一定责任的智囊机构；同时，对上主要直接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经建委负责，及时进行有关调查，研究，提出可供决策参考的定夺方案、建议、意见；对下在业务上负责指导、统一各研究机构的工作，协调和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社会发展经济研究，或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研究，以及研制本区中、长期战略发展的综合规划。
（16）（21）、见《第三次浪潮》[美]阿尔温·托夫勒，朱志焱、潘真、张焱译，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12月第一版，第504页、第442页。
（17）草原放牧旅游区，是在交通、水源、草场、气候、拔高适宜的地方，用圈围方式划出专供旅游、娱乐、观光、甚至于牧游形式的大面积旅游区，区内饲养各种牲畜，建筑也实行牧区化，即不筑楼房，而全部采用地道的藏族帐蓬；食品可分两种：牧区化食品和一般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