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水长流，友人情深
常智奇
延河水在夏季里显得格外沉静，两岸的山峁已铺上一层苍郁的绿意。我本是赶往延安送别一位老友的，出发前也曾心想，不知能否有缘见到建国兄。不知他在不在单位？忙不忙？天公作美，地随人意。真是心有所想，情有所依，事有所成。这片英雄主义的土地，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我竟然获得了一份沉甸甸的双重馈赠。
人生离合，本是寻常事。但有些离别让人感伤，有些重逢却让人心怀激荡。昨日，当我与延安市文联的两位副主席王炜、王黎明坐在延安新城的一间地方风味十分浓郁的小饭馆时，那个熟悉的身影推门而入时，我的心倏然热了起来——魏建国，十六年不见了。他是王炜和黎明二位给我邀过来的。
十六年，是一个不短的岁月。足够一个少年长成青年，足够一棵树苗枝繁叶茂，也足够一个人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那样深、那样远。建国老了么？似乎并不见老。他的眼神还是那样清亮而沉静，只是鬓边添了几丝霜色，说话时依旧是那么充满底气，充满真诚，充满正义，有条不紊理，滔滔不绝，急缓有度，就像陕北高原上的风，粗犷里带着深沉。
王炜和王黎明是热心的主人，更是建国工作上的友好同事。《延安文学》杂志社隶属于延安市文联，建国作为社长，与他们二人之间平等相处。既有工作上的隶属关系，也有事业不同的业务独立性，更有多年共事结下的深厚情谊。茶过三巡，话匣子便打开了。王黎明副主席端起茶杯，颇为感慨地说：“建国社长把《延安文学》杂志社管理得很好，刊物质量不断上升，在全国的刊物中独具地方特色，可谓独树一帜。”言语之间，满是赞许与欣慰。王炜副主席则一边喝着茶，一边接连接了几个要处理公务的电话，偶然遇到有些需要决断的事项，他总要侧过头来，听听建国的看法，而建国不紧不慢地说出自己的建议，条理清晰，分寸得当，王炜频频点头。这样的场景，自然而然地流淌着一种默契——不是上下级之间的拘谨，而是同志式的信任与尊重。
窗外是延安城错落的街景，远处宝塔山的轮廓在薄暮中若隐若现。此情此景，真叫人恍惚——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十六年前。那是一次在子丹县文学活动上的偶然相遇，我被建国的真诚所打动。后来，他陪着我在子丹、吴堡一带考察古城寨堡。那时我们还年轻一些，脚下有风，眼中有光，在山山峁峁间追寻着历史的踪迹，听他讲那些尘封的往事。他是学历史的，把眼前的历史遗迹讲得那样鲜活，那样的生动动人。
建国是子长瓦窑堡人，一九六六年生人。瓦窑堡，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是他的故乡。这片土地自古便是英雄辈出之地——北宋有韩世忠纵横疆场，明末有李自成揭竿而起，现代有刘志丹血沃高原。他们金戈铁马，叱咤风云，血洒疆场，书写的是另一种壮烈。而建国选择了另一条路。他没有千军万马，没有体制的雄厚资源，没有团队的协同作战，甚至没有现成的资料积累——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孤身一人，研究中共中央在陕北十三年的党建、党组的组织脉络，研究那段波澜壮阔却又细节模糊的党史。这是一种怎样的孤勇？寂寥而坚定，孤独而沉重，重负而果决。他不像那些英雄那样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却在故纸堆与口述史中开辟了另一片疆场。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种英雄主义——文化的英雄，学术的英雄，寂寞的英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他，做过记者，当过中学教师，任过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但兜兜转转，终究还是回到了历史研究的路上——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命中注定。这些年来，他编辑整理研究出版了《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民族英雄谢子长》《焦维炽》《瓦窑堡时期的中央文件选编》等八部十册，三百八十万字。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从故纸堆里爬梳出来的，都是从老革命的口述中抢救回来的。这些著作获得了延安市政府文艺精品奖，入选了全国百家读书推荐榜。但我以为，这些荣誉对于建国来说，不过是身外之物。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治史的方法与品格。
细读建国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与许多党史研究者不同。他坚持实事求是，却又不囿于既有的定论；他尊重权威，却又敢于揭开历史的新封面。比如在《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中，他并没有满足于整理现成的文献，而是跋山涉水，寻访那些健在的亲历者及其后人，把散落在民间的记忆一块一块拾掇起来，拼合成一幅更加完整、更加真实的历史图景。在《瓦窑堡时期的中央文件选编》中，他不仅仅做资料的汇编，更以文化学的眼光，透视那些文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他的研究，始终站在文化的角度，把党史放在更广阔的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中去观照。他心中有一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诗性坐标，在这个坐标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的创造性与进步性，便呈现出一种既符合历史逻辑、又充满人文温度的面貌。这正是魏建国研究党史的个性风格与学术品质——文化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深度融合。
建国做党史研究，与别人不同。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立足陕北，掌握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十三年间大量真实、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但他从不满足于资料的堆砌，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去研究这些资料背后的革命历史价值。他有着扎实系统的历史理论知识修养，又肯走进生活底层，去了解那些老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学习和生活状态，这使得他的理论研究，比旁人更高出一筹，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接近中国革命的实际。
更难得的是，他心底纯良，为人真诚，做事专一，做学问扎实。在他的心目中，党史研究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考据，而是有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唯物史观。他的研究，与中 国民族文化的社会心理如此接近，在他的视野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的创造性和进步性，始终有一束文化精神的光在照耀着。
这让我想起，党史研究本是政治性很强的学术研究，官方的研究多集中在省委的党史研究室和高校的党史学院，而民间的党史研究者，少而又少，寥寥无几，可谓凤毛麟角。建国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独辟蹊径，做出如此卓越的贡献，实在不易。他没有体制内的资源，没有团队的支持，靠的是一己之力，一腔孤勇，一步一步走出来，一字一句写出来。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应当被充分看见，应当被深深敬重。
这次见面，他送给我一套新近撰写的《赵通儒回忆文稿》，上下两册。我双手接过来，摩挲着封面，心中涌起说不清的感动。赵通儒是陕北党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回忆文稿，无疑是一座待开掘的富矿。建国将其整理出来，公之于世，这本身就是在为党史研究揭开一页新的封面。这不仅仅是两本书，这是一个基层党史工作者十几年心血结晶，是他对这片土地、对这段历史的深情告白。我会认真拜读。这既是对一位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层工作者的敬重，也是对我这位好朋友文化心理结构更深层的了解——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在这样一条寂寞的道路上，一走就是这么多年。
那午间的茶，喝得格外热闹、格外有滋味。王炜和王黎明都是爽快人，建国又是老友，大家没有什么拘束，想到哪说到哪。从延安时期的中央文件，聊到瓦窑堡会议的细节；从谢子长的英雄事迹，聊到刘志丹的革命情怀；从党史研究的现状，聊到民间的口述史料抢救；从《延安文学》的办刊方向，聊到陕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话题像延河水一样自然地流淌，情谊像宝塔山一样稳稳地矗立。王黎明说起《延安文学》近年来的变化，眼中闪着光；王炜在处理公务的间隙，也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文联与杂志社之间的工作往事。四个人围坐在一起，茶香袅袅，笑语声声，仿佛不是一次久别重逢的会面，而是一场从未中断过的家常叙谈。
茶有凉时，人有别离。分别时，建国握着我的手说：“老哥，保重。”我说：“你也是，保重身体，继续做你的学问。”他笑了笑，转身离去。我望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延安新城的绿树红花分外鲜艳。
坐在返回西安的车上，我取出那套《赵通儒回忆文稿》，翻开扉页，不禁心潮起伏。十六年两聚，聚短情长。人海茫茫，能有这样一位潜心研究学问，知根知底，神思相通的老朋友，是我此生的福气。
延水长流，友人情深。建国，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