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本写二十世纪的书。它与那个世纪一起开篇，又一起结尾。
很多人会想，二十世纪？太近了吧。但是，这种时间观念已被质疑。近几年经常看到一批伶牙俐齿的少年评论家在各种传媒上发言，说"九O后是老旧的一代"。我一听总想笑，却又立即把笑容收起。他们所说的"九O后"，是在二十世纪临近结尾时才呱呱坠地的一代。连那时的婴儿都已"老旧"，我们还能说此前百年的历史"太近了"吗？
可以想象，过不了多久，这些伶牙俐齿的少年评论家就会长成高大魁梧的权威评论家。对他们来说，二十世纪，早已成为一段连通祖父墓地的斑驳苍苔。
可能连斑驳苍苔都不如。因为这段历史向来习惯于枯燥的概念，不仅没有苍苔的绿色，而且也没有古代史的趣味。因此，它必然被厌倦，被嫌弃，被遗忘。
对此，我心有不甘。
并不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而是因为我从宏观的国际视野认定，中国的二十世纪，最具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有好几个支点，其中最集中的一个支点，是上海。
那就巧了。二十世纪的上海，正是我家三代栖息之所在，因此，我也就为这段历史找到了一条摆脱枯燥概念的小路，那就是具体地叙述一个普通家庭的生存经历。
不是写历史，因为我顾不上别的门庭，因此也无法作出任何概括，得出任何结论。
也不是写小说，因为我在叙述中发现，质朴、简洁的力量，远远超过虚构。一件件事情为什么能说得质朴、简洁？因为被太多的眼泪和叹息冲洗过了，已经舍不得留下任何涂饰的印痕。
很多片断互不相关，很多人物来去无踪﹣﹣这也都顺其自然，照样留存，不作过度的编织。稍有编织之处，只是把两个真实的人，合成了书中的一个次要人物。
我相信，再过多少年，也许会有好奇的新一代，反而对这样的质朴叙述产生兴趣。
二、
这本书的作者，由我署名。但是，前半部分更重要的作者，是我的爸爸、妈妈和祖母。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六六年我还不足二十岁时，遇到了一场极端主义的政治运动，爸爸被长期关押，叔叔被迫害致死，全家八口人失去生活来源。爸爸在隔离室里被责令每天书写"交代材料","坦白反动的一生"。爸爸是个最平凡的人，从来没有资格做任何"反动"的事、"革命"的事、值得一写的事，他只希望用厚厚的自述文稿激发暴徒内心的一丝善良，把他早一点释放，发还工资，让我们全家免于断炊之苦。写了几个月，他本来就患有眼疾，一时大大发作，既不能看，也不能写了。暴徒们只得隔几天放他回家一次，由他口述，由我代笔。
我本来是反对爸爸写那么多"交代"的，但是看着他恳求的表情，颤抖的声音，我感动了，就开始记录。初一听，这是一堆琐碎的生活流水账，但听着听着我渐渐珍惜起来。爸爸口述时，坐在边上的妈妈和祖母还会增添几句心酸的回忆。我毕竟懂得文学，也就特别从一些人情生态的节点上向他们仔细询问。
就这样，我们一家在抽抽噎噎之中完成了一个特殊的记忆作品。这在正常年月，几乎不可能做到。
爸爸用蓝色复写纸留下了厚厚一份底稿。十年之后我曾试图整理一下，但一整理就发现原来的稿本实在太长，必须大大删节；还有一些记忆缺漏，又向舅舅、姨妈、老邻居、老世交作了查询。
这就是本书上半部分初稿的成因。
本书后半部分，写了那场运动过去之后的事，那时父母已老，就要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主了。我严守一个原则：即使漫天风云，也只从自家小窗口看出去。如果与窗内居息关系不大，那么，再重要的历史事件，也不写。
我把这样的写作，称之为"记忆文学"。
三、
本书以比较显目的方式，把几十帧相关的照片刊于最后。
我长期研究视觉美学，因此对形象的感性力量，寄予高度信任。世上感觉正常的人，都能对一个陌生人的眼神，一个舞台剧的形态，快速作出优劣判断和等级判断。虽然可能有错，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一判断就是终极判断。因此，一张照片所传递的信息，往往超过十篇论文。
而且，照片也能穿越时间发出最洁净的声音，然后引出最真切的疑问。例如，看了我岳父和叔叔的照片，隔代的后人就会奇怪：这样正派的男人怎么会在二十世纪无法生存？看了我妻子的剧照，他们更为奇怪：这样出色的艺术家怎么会在二十世纪被迫失业？
把形象留下，把疑问留下，二十世纪也就留下了真实的自己。
当我写这篇自序的时候，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十九年。在中国历史上，二十年算作一代，因此，整本书到今天已成了"隔代遗本"。隔代，就是隔了一堵高墙。我原来也是这堵世纪高墙那边的人，现在已经站在墙外那么多年了，因此有资格凭着那么多年的"疏离清醒"，作一点"隔代之悟"，供高墙这边的年轻人参考。对于今后世代的读者来说，也多了一层间离风景。我的"隔代之悟"，自由地出现在不少章节之后。但这并不是随意的外加，而是本书的特殊结构方式，希望读者朋友注意。
至于二十世纪结束之后十九年的生存记忆，可看《门孔》一书的部分章节。那书也可称之为"记忆文学"，但范围较广，涉及了一大批与我有交往的世纪文化精英，被人称为"《中国文脉》的当代续篇"。
二O一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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