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在青岛市博物馆
——与一座城市的千年对视
张 兴 源
2026年初夏，我从黄土高原腹地的延安，乘高铁，到济南、经淄博、达青岛。当我拖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走出青岛高铁站时，潮湿而腥咸的海风从黄海那边吹过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抚过我这张被陕北风沙磨砺了六十多年的面孔。我心里默念着，青岛，我来了！
我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参观青岛市博物馆。
说来惭愧，我与这座名城的缘分，原本不过是一种遥远的地理想象。陕北高原，海拔一千多米，站在我位于延安枣园“十二万卷楼”的书房里，透过那满架藏书，我的目光所能抵达的远方，是巍巍宝塔山，是滚滚延河水，是黄土高原连绵起伏的万千沟壑。我的笔，几十年如一日地书写着陕北的山川河流、社会人文，我的那些文字里，流淌着的是枣园的炊烟、志丹的窑洞、延河上的冰凌——一抬头就能望见。而今，我终于下决心走向另一种文明，走向大海的文明，走向一座因海而生的城市，去看看那座被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青岛市博物馆，去赴一场与历史的久违了的约会。
一、万字会旧址：一座城市的初啼
1965年，青岛市博物馆在大学路7号的“万字会”旧址正式建馆。
这座建筑群，三进院落，竟将罗马柱廊式、中国宫殿式、阿拉伯式三种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浓缩于一块弹丸之地。这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青岛近代史。罗马柱廊，是殖民者的欧洲印记；宫殿式院落，是传统文化的倔强留存；阿拉伯式穹顶，则是多元文化的意外相遇。三种风格集于一院，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这大约就是青岛这座城市的性格：包容、开放、兼收并蓄。
从1965年到2000年，博物馆在老馆存续了三十五年。最初的展厅只有三个，总面积不过550平方米，库房一间260平方米，甚至许多办公室是用铁皮临时搭建的板房。这听起来，简直和我记忆中陕北乡村中学的配置差不多。然而，正是这间小小的博物馆，收藏了一座城市最初的文化种子。一如我在《杏雨村随笔》里所说的，书香与墨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文明最后的防线。不过550平方米，藏不住一座城市的全部历史，可是谁又不是从那一点点灯火开始点亮一整个星空的？
1996年，青岛东部开发潮起，博物馆被迁出老城，去往崂山区那个更开阔、更摩登的新馆。万字会旧址不再作为博物馆使用，却仍旧矗立在大学路上，像一位完成了使命的老者，在常春藤攀爬的石墙后面，翻看着旧日的照片，独自笑而不语。
二、崂山新馆：浪涌石开，沧海观澜
2000年，青岛的市井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青岛市博物馆东迁新馆，在崂山区梅岭东路51号正式向市民开放。
新馆占地105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展览面积7000多平方米，还有13个展厅和绕行走廊。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放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博物馆简介里，都不会引起我的特别留意。真正打动我的，是博物馆新馆的建筑设计——当然，这是我在亲自站到它面前之后，才深深体会到的。设计者是崔恺院士，他赋予建筑的意象是四个字：浪涌石开。
“浪涌石开”——这是何等的气象！我读过崔恺院士的作品手记，他写道：“建筑像崂山上的石花慢慢绽放，和老馆挨在一起，既和谐又有新意”。这是把山海的魂魄灌注进了钢筋水泥的肌理之中。崂山是青岛的脊梁，大海是青岛的血脉，而这所博物馆，便是在山海相遇处，升起的一座文明的灯塔。
浪涌，是不断的涌动与奔腾；石开，是坚韧的敞开与绽放。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建筑的意象，更是一座城市精神的隐喻。当你站在博物馆新馆门前时，你会感觉到那种张力：它仿佛是崂山山体向大海伸出的一只坚硬的手掌，却又温柔地摊开掌心，将一城的瑰宝呈献给世人。建筑的外立面，有石质般的冷峻与沉稳，又有波浪般的流线与律动。阳光投在上面，随着时辰的推移，光影像潮汐一样涨落，像时间的剥蚀，又像岁月的抚摸。
新馆的设计，不是简单地抛弃老馆的传统。老馆是历史的起点，是藏在小楼里的初啼；新馆是文明的延展，是从古城走向大海的壮阔宣言。二者之间的过渡，在崔恺先生的设计中隐约可见——既有现代的简洁与雄浑，又保留着老青岛那一点折衷主义的余韵。这种承前启后的巧思，远比推倒重来更需要智慧，也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自觉。
走进博物馆的东区一楼大厅，第一眼便会被那两尊北魏石佛造像攫住目光。高约一丈八尺，俗称“双丈八佛”，是全国博物馆室内陈列中、同殿两佛并立且体量最大的古代石造像。就那样矗立在空旷的大厅中央，千年如一日的沉默，千年如一日的慈悲。我站在它们面前，仰头看向那线条流畅而庄严的面孔，不由得想起一句佛家的禅语：“千年暗室，一灯即明。”可是，此刻，哪里是暗室？整座博物馆沐浴在从穹顶玻璃洒下的天光之中，明亮、通透，像是为这千年佛法专门打开了一扇天窗。
这是何等的气魄！把千年佛造像请进现代建筑的入口大厅，让它成为每一位访客最先遇见的“青岛”。然后，穿过佛与菩萨慈悲的目光，一步步深入地下的展厅，就像一步步潜入文明的地层。这是一个建筑在讲述的开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以一千年为起点，向你展开这座城市的全部回响。
建筑的格局是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绕行走廊串联起十三个展厅，像一个时间的闭环。从上古到近代，依次铺陈，历历在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与新馆之间似乎还有一个庞大的扩建计划——据说总面积将达到7.1万平方米，成为一个集展览、研究、教育、休闲于一体的大型文化综合体。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气度所至。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怎会没有一个与之匹配的现代化博物馆？
站在新旧两馆之间，我仿佛看到了两座城市在对话：老青岛与小青岛，渔村与都市，历史与现代，过去与未来。它们和而不同，相映成趣。这不仅仅是建筑的叙事，更是文明的浩浩长歌。
三、千年胶澳：馆藏中的青岛上古史与古代史
青岛的历史，远远不止一百三十年。
我们这些从黄土高原腹地走来的人，习惯于把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认作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平原。可是，当我在青岛市博物馆的上古展厅缓步移动时，我忽然意识到：沿海的胶东半岛，同样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时光倒流至新石器时代，这片被黄海咸涩海风吹拂的土地上，早有了东夷族人的营寨与炊烟。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些来自远古的称谓，在这间博物馆的灯柜中，化作了一件件粗糙而又精美的陶器、石器、骨器。那些陶鬶昂首如鸟，仿佛下一刻便要引吭高歌；那龙山文化黄玉牙璧，更是穿越四千多年的时光来到我的面前。黄玉温润，牙璧的造型宛如一只抽象的天鹅，比例精确，线条流畅得让当代设计师都要汗颜。
我忍不住伸出手指，在玻璃展柜上轻轻一划。那冰凉的温度，似乎是四千年凝固的悲欢与忧乐。在一个展柜中，我看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一枚骨针。它太小了，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见，但是它是被四千年前的东夷妇人握过的，她用它缝补过衣服，也许缝补过渔网，也许缝补过千疮百孔的日子。当我注视这枚骨针时，我以为我与那位四千年前的东夷妇人之间，不过隔了一层玻璃而已。可是，又何止是一层玻璃？那中间横亘的是四千年的悠悠光阴，是孔夫子都没有见过的苍老岁月。我不知道那位妇人叫什么名字，可是我知道她的手指一定像我的母亲一样灵巧。如果她（母亲）活在四千年前的胶东半岛上，她一定也会是一件陶器的制作者，一定也有一双被黄玉润泽过的巧手。母亲的手，与远古东夷妇人的手，在时间的两端共同编织着一个文明的图景。我忽然鼻子一酸——原来历史，不过是无数个无名生命的手掌叠印。
从上古走出，便步入商周时代的青岛。博物馆内，商妇好贞卜甲骨的陈列令我驻足良久。这片刻有卜辞的龟甲，穿越三千年的烟尘，从殷商的祭坛走来，落脚在这座海滨城市的灯柜中，何其有幸！它是妇好——那位传奇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商王武丁之妻——向神明追问吉凶的信物。甲骨上的文字，纤细而深刻，像三千年前的一次呼吸。我不十分懂得甲骨文，却在那细细的刻痕中，读到了商代人对上天的敬畏，对一个王朝命运的关切，以及那种无法言说的对于未知的恐惧与希望。这些龟甲，在殷墟被发掘出来之后，经过无数辗转，最终落户青岛。你能说它仅仅是文物吗？它分明是一封三千年前的家书，等待着每一个走进这间展厅的人去拆阅。
接下来，我仿佛走进了《史记》的某个章节里。展柜中陈列着春秋战国时代青岛地区的文物——陶鼎、铜戈、箭镞，一件一件，讲述着那个动荡而辉煌的年代。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往事，从这里浮出水面。那个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勾践，灭吴之后挥师北上，命人从会稽（今浙江绍兴）造船渡海，浩浩荡荡来到青岛黄岛区境内的琅琊山，在此建立新都，大会诸侯。这是何等的气魄！把都城从温暖的江南迁到风高浪大的琅琊，这不仅是君王的雄心，更是一个民族对海的征服。
琅琊，琅琊——这两个字，在我眼前的展板上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有文物来印证，有春秋的战马嘶鸣，有越国的青铜光泽，有诸侯会盟的旗幡摇曳。那一瞬间，我恍惚了：我现在站着的脚下，两千多年前，是不是也曾被越国的铁蹄踏过？是不是也曾听到过越王号令千军的吼声？历史是这样的重叠，这样的巧遇，这样的不可思议。
从战国继续向前走，两汉的文物映入眼帘。青岛，作为秦汉帝国东部的沿海重镇，在统一王朝的版图中逐渐重要起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琅琊台，命徐福率船队由琅琊起航东渡日本。汉代汉武帝也在不其山祀神人于交门宫。展柜中有汉代出土的陶仓、陶灶、铜镜、五铢钱，还有一块刻有“千秋万岁”字样的瓦当。秦汉两代的帝王，把目光一次次投向这里。那是对大海的向往，是对海上仙山和长生不老药的追寻，也是统一帝国对辽阔海疆的最早宣示。
当我站在秦砖汉瓦的展柜前，我忽然想起梁朝伟——不，是梁朝伟主演的那部电影《一代宗师》里的一句台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啊，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对文明念念不忘，对历史念念不忘，那么，回响就一定会来。
四、一部浓缩的近代史：从渔村到德占时期的胶澳
漫步在青岛市博物馆的近代史展厅，我恍若游走于一册被硝烟浸透的《胶澳志》。这一段的岁月，比任何朝代更替都要来得汹涌，来得血泪交织。
清末，青岛还只是一个被称作“胶澳”的小小渔村。然而，它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天赋——胶州湾。早在春秋中期，这里就已有了有文字可稽的港航活动，可从1891年说起：清廷终于意识到这座海湾的战略价值，决定在这里设防。然而，迟来的觉悟，往往被列强的炮火撕得粉碎。1897年，德国悍然侵占青岛，翌年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这个海滨小渔村变成了远东的租借地。青岛，由此打开了它最痛楚、同时也最现代的一页。
博物馆用大量的照片、文献和实物，再现了这段岁月。德国总督府的设计图纸，灰黄色调的纸质，线条精细得不可思议。还有当初铺设青岛街头的石砖，厚实、沉重，像铁一般硬，据说能用一百年——事实上，它们被铺上青岛路面之后，一百多年来日晒雨淋，至今仍在许多老城区的人行道上，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如镜。青岛的下水道，那些用巨大水泥管铺成的、可以让马车并排通过的排水系统，也成为德国人严谨工程技术的最佳注脚。在许多老青岛人的记忆里，德国人给这座城市留下的东西有目共睹：一座现代城市的骨骼结构——医院、学校、火车站、港口、气象台——几乎都是在1897年至1914年间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的。
然而，德国人的殖民统治，是以枪炮与《胶澳租界条约》作为开篇的。那是剑与火的历史，是一座主权国家被肢解的屈辱记忆，是无数华工被驱赶着修建铁路的森森白骨。我在博物馆的一幅老照片前站了很久：照片里，几名中国劳工正在德国监工的注视下铺设铁轨，他们赤着脚，瘦骨嶙峋，但眼神里透着一种中国农民特有的坚忍与疲惫。这种眼神我在陕北农民眼里见过，在延安老区那些满脸沟壑的老一辈人的眼中见过。无论是黄土地上刨食，还是胶州湾上修路，中国的底层人民，千年来似乎总在用脊背承受着最沉重的那份命运。
历史不吐不快。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趁德国无力东顾，对德宣战并攻占青岛，取代了德国对这座城市的控制。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那个时期的日本军刀、日军制服、日军刊登在报纸上的公告。那是一段更加屈辱的岁月，因为接替一个强盗来统治这块土地的，是另一个更加横暴的强盗。
1922年，北洋政府通过外交努力终于收回青岛主权。可是好景不长，八年之后，青岛再度落入日本之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座城市才彻底挣脱殖民桎梏。三十年的殖民岁月，像一道深深的疤痕，烙印在青岛的历史面容上。
然而，恰恰是这道疤痕，让青岛成为一个复杂而迷人的存在。被殖民是一段民族的痛史，但不可否认的是，殖民者留下的那些城市设施、西方管理制度、建筑艺术和现代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为青岛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不是美化殖民，这是正视历史——就像我在延安写陕北的贫穷与落后时，不能不正视那曾是怎样的严苛与苦难，却也无法否认那苦难中生长出的生命的倔强与伟大。青岛的近代史，是矛盾的，是深刻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走出近代展厅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仿佛刚刚读完一部苦难与辉煌交替演进的纪实文学。那些冷冰冰的展品背后，是活生生的人的血与泪，是一座城市从渔村到都市的蜕变过程，是一个民族在近代化浪潮中挣扎与站起的缩影。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正如我曾在《延安日报》的工作经历中所深切感受的——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你看不到的阴影，每一段叙事的背面，都有你未曾了解的真相。
五、博物馆是时间的一根线
当我走向明清书画与瓷器珍玩的展区时，刚才心里的沉郁渐渐被艺术的宁静所抚平。
明代徐渭纸本《群望诗》中堂，悬挂在恒温恒湿的特制展柜里。那墨色酣畅淋漓的草书，仿佛是这位一生狂狷不羁的大才子，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咬破手指写在宣纸上的箴言。徐渭的字，有一种“宁为恶衣，不能俗面”的傲气。那些线条时而疾风骤雨般飞泻，时而如枯藤老树般盘曲，字的结构常常走到失真的边缘，却又被他那炉火纯青的掌控力拉回平衡。我看过不少博物馆的字画，但徐渭的这幅中堂，确是我见过的最能触动人心的作品之一。站在它的面前，我几乎能看见一个枯瘦的白发老人伏在案上，一边痛哭，一边大笑，笔在颤抖，心在滴血，而他面前的宣纸上，落下的是一个时代最凄美的绝响。
明清瓷器同样让人目不暇接。那尊宋钧窑鼓式洗静静陈列在专属橱柜中，釉色是那种无法言传的青与紫交织的奇光，温润如凝脂。外壁口沿和近底部，饰有两圈乳钉纹——上方20个，下方18个，排列整齐。三只兽面足承托着器身，敦实而古拙。钧瓷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的美誉，这尊鼓式洗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存世量极为稀少。而在它的附近，明永乐剔红亭阁人物博弈图盘以另一种方式征服了观者的眼睛。漆色润红艳丽，盘中间雕刻的几位老者在下棋，旁边一名执杖老者回首张望，身后跟随携琴童子，亭内还有一名捧茶童子。三层纹饰——八瓣花卉纹代表大地，波纹表示湖水，云纹表示天空——将一件静态的漆器变成一个立体的时空维度。
在馆藏的书画中，有一幅清代高凤翰的《寿石百合图轴》。这位胶州人，是“扬州八怪”之一，也是青岛本地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化名人之一。他一生命运多舛，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作画，便改用左手，反而开创了一种苍古雄浑的新风格。左手的线条笨拙中见奇崛，生涩中见刚健，这让我想起自己在陕北的窑洞里，辛苦记录那些即将消失的民歌与民间故事的情景。也许不是因为我有用不完的力气，而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如果不记下来，就会像融雪一样被春天的阳光蒸发。高凤翰也是如此：他用了左手，用的是他全部的余生，只为对抗命运对他的摧残，把那些美的、隽永的东西留下来。
而我，这一次从青岛回到延安，不也是要用我的笔，把这次跨越千里的文化邂逅记录下来吗？作家是什么？作家就是一盏灯，一管笔，一盏在暗夜里寻找希望的灯，一管在废纸上写下文明记忆的笔。
展厅内的另一件珍品是清镀金点翠凤冠。凤冠上，几百片翡翠被精雕细琢成凤凰的羽翼，在灯光的折射下熠熠生辉，夺目摄魄。在封建时代，这顶凤冠是属于皇家宗室女子的荣耀，也是禁锢女性梦想的一副金枷。但作为工艺美术的巅峰，它不可否认地凝结了古代工匠的心血与天才。我写《杏雨村随笔》时曾有过这样的慨叹：我们铭记历史的美，不是因为我们留恋过去的繁华旧梦，而是因为只有珍爱美，才能在废墟上重建一个更加良善的世界。凤冠，正是一把开启这份觉悟的钥匙。
六、从藏品到现代史诗
缓缓走出古代文物宝库一般的明清珍玩展厅，我的思绪突然被拉回到当代的晨曦里。
青岛的历史——不，现代中国的历史，在这座博物馆里，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叙述与致敬。二十四万件馆藏，三十余门类书画、陶瓷、玉器、钱币……它们不仅仅是历史的遗物，更是一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自己身份的不断确证与重塑。改革开放以来，青岛从一个由殖民者手中留下的海滨城市，变身为整个中国北方最具活力、最时尚、最国际化的现代都市之一。
博物馆的数字影像区里，大屏幕循环播放着青岛的辉煌数据：2025年，青岛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7.4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3289万标箱，两项指标分别稳居全球第四、第五位。青岛港与上海港、宁波舟山港一道，跻身全球港口的第一方阵。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排名中，青岛跃升至全球第13位，5年来首次超越东京和釜山，领跑中国北方港口群。通达全球700多个港口，海铁联运量连续十年保持全国第一，河南、陕西半数以上的出口货物从青岛港出海。青岛，不仅是一座风景如画的滨海度假城市，更是一个对外开放与国际贸易的超级枢纽。
透过这些数字影像，我看到的是一座城市的雄心与未来。青岛作为山东半岛的龙头城市，在整个山东省的经济版图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青岛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数量占全省的44%，省重点实验室占全省的26%；它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是山东半岛中心城市、国际著名港口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在这个后工业、数字化的新时代，青岛的角色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工业城市，成为集港口贸易、海洋科研、现代制造、金融服务、文化旅游于一身的综合性大都市。
但是，博物馆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此：它不会让你沉溺于当下的荣光，而忘记来时的路。
在现代化成果展示的对面，博物馆专门辟出了一块区域，陈列着青岛“水下考古”的成果。那是一艘宋代沉船中打捞出的瓷器与钱币，它们静静地躺在恒温的水槽里，蓝色的水光投在古老的青瓷表面，色泽神秘而安详。千年前，一位商人的船只在胶州湾外的海域沉没，如今，那些满舱的货物终于被后人打捞出水，成了21世纪里研究宋代海上贸易的珍贵标本。这些瓷器的纹饰与釉色，与我在北方窑址看到的迥然不同，它们属于更精致、更轻盈、更有海洋气息的那一类。
从宋代的沉船，到21世纪的世界级大港；从渔民举着火把出海打渔，到自动化的无人码头昼夜运转。青岛的过去和未来，就这样不可思议地通过博物馆这个空间，完美地重叠在了一起。
七、文化客厅：一座城市的身份重塑
在我迈进博物馆的那一刻，吸引我的不仅是文物与建筑，还有“人”的气息。
今天的青岛市博物馆，早已不止是历史文物的陈列场所。它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客厅”，是年轻人热衷的打卡地，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是一架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博物馆在数字化技术上的探索让我刮目相看：“数字文博互动魔墙”的屏幕前，孩子们正在用触摸和滑动的方式，360度观察文物的各个细节；通过高精度三维建模与知识图谱技术，一件件千年文物的前世今生，在指尖被一一展开。
博物馆的社交媒体平台也花样百出。博物馆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文博日历”、“新青年讲国宝”等视听栏目，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亲切语态，让文物故事变得鲜活，变得有人情味儿。在B站和抖音上，博物馆的展陈短片刻意迎合却不油腻，克制、讲干货，偶尔穿插一点青岛方言式的幽默——这种分寸感，让我想起在延安日报当记者时的经验：想把严肃的文化价值传播出去，就不能端架子，而是要找到和读者与观众平视的那个角度。
值得一提的是，夜晚的青岛市博物馆别有一番风情。“夜色青博”、“仿古市集”等暑期特色活动，把博物馆的广场变成了一个青岛民间艺术与手工艺的展示舞台。非遗传承人与手工艺人在这里摆摊设点，展示各自的看家本领。汉服试穿，传统投壶，版画制作——这些互动体验，为喜欢古风与国潮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沉浸式空间。博物馆与国产动漫《君有云》联名，以馆藏明代画家谢时臣《武当南岩霁雪图》为灵感，推出了《君子傲雪》主题手办。当我看到展柜里那些姿态各异、神情灵动的动漫手办时，我忍不住会心一笑——原来传统文化也可以这样年轻，这样轻盈。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博琴雅韵”、“胶澳日记研学”等社教项目屡获国家级荣誉。这些项目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精心设计的教育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参与中理解历史，在角色扮演中贴近文化。博物馆与社区深度融合，使它成为居民“常逛常新”的终身学习场所。
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岛市博物馆已然把“文化自信”从一个抽象的政治名词，变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对话的生活方式。这，也许比博物馆本身的建筑更值得称道。
八、古今回声：延安与青岛的文化对视
从黄土高原来到东海之滨，从延安到青岛，两千里的路程，一转身就是另一番天地。坐在这座宏伟而温馨的博物馆里，我时常忍不住想起我的来处——延安。我是延安的子孙，延安的历史是我血液里最重要的部分。延安有枣园，有杨家岭，有王家坪，还有那座宝塔——它们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红色文化的摇篮，是全世界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人们心中最美的赞歌。青岛没有延安的那些窑洞，没有延安的那座宝塔，更没有延安那些镌刻在青石板路上的革命足迹。可是，当历史的聚光灯照耀到今天，延安和青岛在中国的现化进程中，各自扮演着互补而无法替代的角色。
延安为中国革命提供的是“红”的力量——信仰，牺牲，理想主义的火焰。青岛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的是“蓝”的力量——开放，海洋，向海图强的雄心。红色源自黄土的深沉与厚重，蓝色源自大海的宽广与激荡。这两种颜色，在中国的大地上交融，汇成了中华文明当代复兴最磅礴、最壮丽的色彩。
没有延安的星星之火，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青岛等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举世瞩目。这种历史的辩证关系，我越是在博物馆里沉思，就越觉得明晰。
我又想起了我的一位老朋友曾说过的话：写作者的职责，就是在两种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发现它们内在的关联，在看似断裂的历史片段之间织进那根联系的线。从延安的窑洞望出去，只能看见黄土万顷；从青岛的博物馆里看出去，却能看到整个世界。可是，如果没有延安窑洞里的那群人为中国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今日的青岛会不会是今天这样一座能够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傲然挺立的现代化都市呢？
历史的链条环环相扣，你不能只摘取其中的一环，而否定其他环节的完美咬合。
我在延安写陕北的山川河流，写黄土高原上的百姓生活，写出“红色基因、家国担当，土地情结与人民情怀”。如今，我在青岛看这片黄海的海浪，看这座海港的万船竞发，看这座博物馆的古今同辉。我的文字，正在从黄土地走向大海，从中国的内陆走向中国的前沿。这不是空间的位移，这是思想的拓展，是视野的开阔，是一个写作者自觉地扩展中国叙事版图的一次重要努力。
九、甲子凝华：一座博物馆是城市的精神地标
2025年，青岛市博物馆迎来建馆60周年。六十年，一甲子。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六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六十年足以见证天翻地覆；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六十年足以使一座文化机构从青涩走向成熟，从单纯的历史保存者成长为城市的灵魂地标。
六十年来，青岛市博物馆从大学路万字会旧址的三间展厅，到拥有7.1万平方米体量的大型文化综合体；从最初的几万件基本馆藏，发展到如今二十四万件、三十余门类的庞大文物谱系。它不是一夜之间变成这样的。它是一代代博物馆人精心耕耘、细心呵护的结果。正如我在《杏雨村随笔》中写到的：一本被翻旧的书籍，不仅仅承载文字，还承载着前人的体温。一座博物馆，也是如此。它的每一扇门，每一盏灯，每一个展柜里的隔板，都浸透着前辈守护者的心血与汗水。
在建馆六十周年之际，博物馆评选出了九大“镇馆之宝”：北魏石佛造像、宋钧窑鼓式洗、明正统十年刻万历二十六年印《道藏》、明徐渭纸本行书《群望诗》中堂、龙山文化黄玉牙璧、明永乐剔红亭阁人物博弈图盘、商妇好贞卜甲骨、清高凤翰绢本设色《寿石百合图》轴、清镀金点翠凤冠。九件珍宝，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到明清两代，跨越五六千年，全部聚于一堂。它们是青岛市博物馆的“文物顶流”，更是青岛这座城市文化自信最直观、最凝聚的呈现。
“北魏石佛造像”的故事尤其让我唏嘘。它原本在淄博临淄的龙泉寺，是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1928年，日本入侵山东时，日本商人试图把它们盗运回日本，幸而被山东人民的反日斗争阻止。随后，“双丈八佛”被有志之士转运至青岛保护，最终，在青岛博物馆的阳光下，它们骄傲地伫立，向每一位观众无声地诉说那段被掠夺与救赎的历史。这是文物自身的生命力，也是一个民族的觉醒力。
我专门去看了那只“剔红亭阁人物博弈图盘”。它的捐赠者是李汝宽——烟台招远人，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文物收藏家与鉴定家。这位老人晚年定居青岛，从2009年至2021年，他的家族先后十六次向青岛市博物馆无偿捐赠29件/套珍贵文物。这只漆盘的底部外壁，被精细地髹上黑漆，刻着“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而这宣德款的下面，竟还隐藏着“大明永乐年制”的刻款。它原本是明永乐年间的宫廷旧物，历经五百多年的岁月流转，最终被一位烟台游子带回了胶东故土，捐给了故土的博物馆。李汝宽老人已经过世了，可是这件漆盘还在，它站在灯柜里，日复一日地接受着每一位观众的赞美与注目。这就是文化传承的真谛：一个人的名字终将湮灭于时间，可是他所保护的文物却会长存于世，让子子孙孙还能触摸到祖先的温度。
六十年，青岛市博物馆见证了几代青岛人的成长，也见证了这座城市从殖民记忆到国际大港的完美转身。它如同青岛的一双眼睛，一只眼回顾来路，一只眼眺望远洋。而我，一个来自黄土地的老汉，竟有幸通过这双眼睛，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见了海的文明。
十、尾声：我站在海上，向黄土地致敬
走出博物馆，太阳正好悬在崂山余脉的上方，把整个海湾染成了淡金色的碎鳞。
我站在博物馆门前宽阔的平台上，面朝大海，海风拂面。我想起少年时在志丹的山坡上给生产队放羊，看着天际线那边起伏的山峦，脑子里幻想着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到底有什么。整整六十多年后，我终于亲眼看见了海。而海，比我少年时所能想到的任何模样，都要辽阔。
我转过身，遥望西北——那个方向，越过河南，越过山西，越过黄河，就是我的陕北高原。那里没有大海，只有黄褐色的、绵延不尽的沟沟峁峁。可是，那片黄土地上有我的文字，有我的汗水，有无数像我的养父母一样沉默而伟大的农民。海是博大的，也是无情的。而黄土地是贫瘠的，却能长出茁壮的庄稼，也能长出茁壮的诗句。两种文明都是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望的。
六十年的青岛市博物馆，千年的青岛古城，亿万年的黄海波涛——它们在我的文字里，在这个远离家乡两千里的地方，实现了与黄土高原的一次精神的邂逅。
2026年6月上旬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