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无声的中国》

范弓飞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寻找青年》的文字。那时是怀着一种希望的，因为既然是寻找，表明自己意识里是承认还有青年可寻的，然而我不知道是否寻找到了。那时我们家就有一个青年，他正在吭哧吭哧打工，忙天忙地起早贪黑，而现在他也步入中年，得更加使劲打工，因为他也做了父亲！青春的奔波与中年的劳顿，这是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我们的生活空间顿时就显得狭小，青年人活得不易，老年人也活得不易。

习惯里，我们谈论青年，总会谈论五四，总会从那一年开始，总会提到胡适、陈独秀他们，甚至陈寅恪、蔡元培、傅斯年等等。陈独秀专门写过《敬告青年》，胡适则随时在写青年，毕竟已经是导师级别了。但纵观这些大家有关青年的言论，觉得他们的理想化成分太重，压给青年队担子也很重，一下子把所有人都该做的事情交给青年人，未免太不厚道，自己一代人没有完成自己一代人的使命，这合理么？

看看陈独秀《敬告青年》，他所举六义是要青年按此六条标准来要求自己：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虽然我个人觉得他否定“虚文”和“想象”未免过头，但理解他这是矫枉过正的做法。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这“六义”于那时的青年人来说，实在过于重大，这不正是那时的中国整个国家的任务么？陈独秀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了，因这种急功近利，他后来选择组党而从事具体的社会斗争工作，似乎就有了基本的必然性，不像胡适鲁迅他们继续从事思想文化的改革工作，以至于在精神还没走出牢笼的中国，过早地进入了一个党争时代……

然而鲁迅是不做青年导师的，当然这可能是谦虚，但最大的是忌惮，他说他害怕指错了路。今日读《无声的中国》，更有进一步的认识：不要去夸夸其谈什么理想抱负或者家国天下的大叙事，点滴做起就不容易！

很早以前我其实就把鲁迅的话抄在了一幅书法作品上，是这么一句：青年人先可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这一句话看起来说得轻巧，但实际上鲁迅已经痛彻地知道，无声之于中国，那是多么沉痛的现实。

这篇文章是鲁迅1927年2月的一篇讲演稿，最早刊登于香港的一家报纸，后来《中央日报》的副刊转载了，时间是3月23日，离3.18惨案纪念日仅仅过去5天，这是一个有深意的日期。

鲁迅讲演很随意，但绝不随便。所谓“随意”是指他的演讲状态并不那么拘谨，也不那么庄严，好像朋友之间的侃侃而谈，“不随便”的意思是说鲁迅每提出一个论题或者观点，不是想当然而是有着严密的证据和严谨的逻辑。当他提出“无声的中国”这个命题的时候，他用了如下的例证予以证实：

第一，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的难以被大众运用，阻碍了大多数人对情感的顺利表达，久而久之，表达的愿望也没有了。就算是有人说出来了，由于是用很难懂文字说出来的，别人听不懂，也等于无声。当然，今天有人常常要问我“你哪有那么多话要说，那么多事儿要写”时，我是不屑于回答的，这和问我为什么要吃饭有什么区别？这里，鲁迅是间接地为白话文运动继续张目；

第二，受了损害和侮辱我们不能说出来，这就导致了在大量的灾难面前我们没有出现过一部像样的著作。他列举了中日战争、拳匪事件和民元革命，这些足以影响中国的每一个人的大事件，居然没有一部像样的著作去说道说道，就算到了民国，还是无人发声。避免对灾难或战争的客观的记录和叙写，这大约是一个久远的传统，正是这样一个传统，使得同样的灾难一再重复。不写、不说、不记录，是因为不敢、不想、不让去正视，更不用说去寻找原因以便于下次避免。因此在这国度，大灾难后往往有漫长的沉默或永久的沉默，这是“无声”之最大贻害。

第三，鲁迅认为中国人不发声，是自满清外族入侵之后变得更严重的。他认为明朝时代人们还有些许说话的空间，但到了满清之后，讲宋代历史的被杀了，讲现实的也被杀了。到了乾隆年间，老百姓就基本不再说话了，而读书人呢则只有躲进书房读经了……而为文也只有袭古，要么学苏（东坡）要么学韩（愈）……所以鲁迅说，我们“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所以他反问又自答：

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让死人复活、哑巴说话，是很难的。因此鲁迅就说到了胡适他们开创的白话文运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革命，而是……要让大家把话说出来。但鲁迅或胡适他们的问题在于，以为只要语言改革了什么都行了么？他们显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胡适后来去寻找所谓制度的改变，鲁迅自去寻找精神的根源，而陈独秀呢，去革命了。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就这样出现了分野，至后来日本入侵则就呈现出启蒙与救亡的多重变奏。这是大叙事，我们暂且不说。

此演讲中，鲁迅自然也不会涉及到太多的大叙事，他只是这样说出一些基本的要求，或者是恳求吧：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的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读到这里，突然就觉得很悲哀，连鲁迅也不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有着如此深厚中世纪土壤的一个国家，自1840年国门打开之后，经历了如此多的血雨腥风，竟然连说话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梁启超之《少年中国说》也就等于枉说，属于少数人的自说自话，激励力和影响力都大可怀疑，那不是因为工具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而文化，谁能够像鲁迅说的那样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因此，回头看陈独秀是六义之“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多么的重要！然而，我们总是喜欢排他！青年们被鼓噪起来排日反西，一个冰激凌就可以撬动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把U型锁就注解了内在的暴戾，另外的青年在计划着“适彼乐土”，更多的则选择躺平——但他们都了无发声的兴趣……

让中国成为有声音的中国是困难的，但青年有自己的声音应该不是太难，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听见呢？这是一个问题。能够像鲁迅那样重提“大胆地说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