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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我心中永远的痛
——谨以此文献给我已故的父亲和我所有的亲人
文/张锦涛
父亲辞世已经整整五年了，树上的叶子也绿了黄黄了绿五个轮回了，可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频繁地在我的脑海中闪现，而每每这个时候，就觉得似乎有一根无形的线在牵扯着我的感情神经并使我隐隐作痛。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快到了该记的记不住，该忘的忘不了的年龄了？还是关于父亲的记忆压根儿就忘不了或者是不该忘？我也曾想：是不是因为从父亲去世至今我一直在忙活着各种各样的事而无暇梳理我的思绪，以至于像祖母织机上那匹没织完的布、千丝万缕地牵在那儿。但不管怎样，如今我把这些散碎的记忆用文字记录下来，心里终归会好受些吧。
这几年里，每每在外面看到胖胖地而又谢顶的老人，我就会不由得想起父亲，就忍不住要多看他几眼；而回到家里看到愈发瘦小羸弱的母亲，我也就不由得想起父亲——父母风风雨雨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晚年生活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互相关心，而现在失去伴儿的母亲就常常显得形单影只，孤寂冷清。
面对高大壮硕的儿子，妻就常常一边数落儿子不注意节食减肥，一边笑着埋怨“都怪你爷，一天一个肉夹馍，把一头猪的肉都变成你的肉了”，说这话是因为儿子上小学的几年里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父亲爱孙心切，几乎天天要给他弄肉夹馍吃。
一家人围坐一桌吃饺子的时候，大家似乎都自然地又想起父亲，因为我们一家都爱吃饺子，几个人和面、撖皮、包馅、煮饺各司一职，好多年里父亲一直是专管煮饺子，父亲的饺子煮得特别好，水烧开后，他先撒一点盐或者放几个葱段进锅，待盐和葱的有机成分充分溶进水里后再下饺子，盖锅、开锅地煮几滚儿后，饺子必定馅儿鲜嫩、皮儿光滑筋道。好多年里，饺子是我们家待客的主要形式，而几乎所有吃过我家饺子的人都一声儿地说好。
父亲过世后的这几年里，往往是母亲煮饺子，她常常不是火候差点就是煮过了，于是大家就都说还是老爸煮的好。我想，其实这里边除了那点小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老爸尽职尽责，做事专一，只要饺子一下锅，他就端个小凳子坐在炉子旁，哼着小曲盯着锅口，适时溅水，适时起锅。而母亲则是瞅空儿擦擦这儿，抹抹那儿，一不注意就溢锅了。
说到父亲，我们的邻居、父亲多年的同事和学生都会说：张老师那真是一个好人，和善率真，心眼好，做事认真。可是如果我说，我对父亲的概念是从我工作以后才明晰起来、亲近起来，可能没人会相信，但我说的是真的，在我少儿时期的记忆里，父亲没有抱过我，甚至连抚摸、拉手都没有，当然，拉着我的手用尺子打手心那次除外。
俗话说：三岁小，记到老，但我记不清是在自己几岁的时候父亲背过我一次，那是一个什么杂技班子在邻村演杂技，父亲背着我和家人邻居一起去看，演的什么都没印象了，只记得一个很胖的老太太躺在地上，身上放一张桌子，桌子上还站着二大一小三个人。回家的时候是父亲和表哥轮换着背我，我看到父亲头上的汗顺着耳朵背后一直往下流，流到后背湿了一大片。
而说到那次打手心，那应该算是我跟父亲之间的又一次身体“接触”了。我应该上小学时，也就是快到文革后期了，当时的教育形势、教学质量可想而知，一学期快一半了，课本才发下来是常有的事儿。而当有一天，因为下雨而不能下地劳动的父亲翻开我的作业本，发现一页就错了三道算术题，二话不说，抓住我的右手，抄起炕边妈妈量布用的尺子“啪啪”就是几下，打得我哭都来不急出声，是妈妈和姐姐们连拉带劝才得以住手的，我至今还记得母亲说的那几句话：“你下那么重的手干啥？你不看现在这社会，你念了一肚子书不照样得在农业社里种地？娃娃家会认几个字、会算个帐就行了，你把喔手打残了将来连干活都有麻达咧”。可能是父亲真怕把我打残了，将来连个社员都当不合格，也可能是母亲的话触到了父亲的痛处，可不是，这个当年让整个家族自豪不已，解放前毕业于西安师范、能写会画的知识分子，现在不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还戴着一顶四类分子的帽子被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着劳动改造？总之，父亲没有再打我，而是吁了一口气出门去了，从这次以后的几年里，父亲几乎没再过问过我的学习，倒是我自己对学习的兴趣比原来大多了，特别喜欢看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连蒙带猜地啃《红楼梦》了。当然回想起来，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有这样一个四类分子父亲，动辄就被大会批小会斗的，我们姐弟在学校、在村里自然就常常被孤立，遭排斥，我三年级时，我的班长——一个根红苗正的小将就动员甚至胁迫全班同学不跟我说话、来往，这样一来，原本就喜欢安静，不爱和同龄人打闹的我就更加有时间去看书、学习了，曾经有几年时间，家里人总是限制我看书，怕看坏了眼睛，我也就偷着看，钻被窝里打手电筒看，甚至躲到后院茅房里看。实在没书看时，就逮着什么看什么，甚至样板戏戏本、秦腔剧本，直到有一天母亲不解地问：你是不是想学唱秦腔了？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件至今想起来还让我感到委屈的事儿，大概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有一天刚学完一篇课文《猪的全身都是宝》，我就在家画了一个胖呼呼的很可爱的猪，父亲拉着架子车回来了我就拿给他看，他认真地看了一眼问：是你画的还是照着描的？我说是我画的。“我不信你能画得这么好，你再画一张一样的我看看”。说完他又干活去了，我这情绪一受影响哪还能再画出那么可爱的小猪？所以等到父亲再回家时看到的是一只又瘦又丑的猪，于是父亲肯定地说：“看看，这才是你画出来的”。面对一天到晚不见笑脸、坚硬冰冷像岩石一样的父亲，我一肚子委屈而又百口莫辩。对，那个时候的父亲对于我而言就象一座巨大而又沉重的山，威严无比而又高不可攀，以至于父亲的名字在子女口里都是忌讳的，不能叫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胆小懦弱而又怕事，哪像现在的孩子一个个猴精猴精地，把一家人指挥得围着自己团团转。
再要说对父亲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就是在不同地点、不同规模、召开不同内容大会的时候，父亲还有其它几个四类分子都低垂着头，颈挂写有各人名字的大牌子一字儿排开，站在台子上或台子两侧，被轮翻批斗的情况，时至今日，每想起那种群情激愤，一个个血脉贲张，振臂高呼打倒XXX的场面，我就有一种炫晕的感觉，似乎在那一瞬间大脑缺氧了……
总之，年少时对父亲的印记是零散的、残缺的、懵懂的，我一直以为父亲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勤苦、沉默、难以亲近、黑瘦而又一年四季剃着光头的人。一直等到父亲复职以后，也就是我即将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我才逐渐了解到父亲的另一面，也慢慢地体会到一种很陌生的情感——父爱。随着我一天天地成人醒事，也随着从母亲及父辈人口中知道更多关于父亲的事情后，我意识到我的看似平凡无能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命运多舛却顽强豁达的人。于是，我对父亲凭添了几分敬意。
父亲出生在一个祖辈种地的农家，贫穷而又耿直善良的一家人靠辛劳在黄土地里维持生计。因家风甚严，一大家近20口男男女女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好些年而从无纷争红脸，加之饥馑之年土匪遍地已到了多不胜数、一个村子要论谁家没有土匪的程度了，而人丁兴旺的老张家却清清白白地靠勤劳和节俭渡日，也因此而赢得了良好的声望，及至父亲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安师范后，更是让十里八村人都刮目相看，更多地人都知道了桃村的张家和张家那个脸上有几颗麻子的张“十四”。
村子叫桃村，其实没桃，倒是有大片大片的枣树，每到枣花时节，一群一群的蜜蜂嘤嘤嗡嗡地把花香扇得十几里都闻得到，而到枣子成熟季节，红艳艳地大枣把树枝压得几乎要垂到地上了，人到跟前不用伸手，张嘴就能叼到甜脆的枣子，让人倍觉甘甜可口。
父亲就是在1921年又一个枣花飘香的日子降生了，和众多的叔伯兄弟一起排名成为“十四”，（但后来却被简化成“四”了，我打小听到的就是老有人叫“四叔”“四爸”“四爷”。）父亲的出生对于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来说似乎并没带来多少喜气，相反倒是他自己比较受罪，前边四哥一姐已经让母亲奶头干瘪得没有奶水了，他就被祖母用杂面糊糊一类的食物喂养到满地乱跑的时候，一场天花却差点让他早早夭折，当家人用能想到的各种土法救治无效时，大家都放弃了，于是家人就解掉他肚兜儿上的带子、剁好一块草席准备一埋了事，还是慈祥的祖母，看到他似乎动了一下，就觉得这孩子兴许还有救，就赶紧又抱起来。也就是这关键地一动，让父亲又回到了阳间，继续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到了父亲能上学的年龄时，家里的穷困状况因为几个哥哥的成人顶用而有所缓解，于是在父亲的一再央求下，他背起书包上学了。而让一家人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十四”天生就是块儿读书的料，根本不用人督促训斥，完全地自觉学习，还乐在其中，就连跟其他兄弟藏猫猫时也不忘在地上写写画画。就这样，父亲一路顺顺当当地上到县城，再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上到省城。
父亲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说过他考西安师范的事儿，到发榜的那一天，父亲一大早就出门了，背着干粮步行四十多里赶到县城张榜处，急急慌慌地看了一遍：呀！落榜了！他只觉得心脏似乎停跳了，他喘口气准备镇定一下再细看，这时只听到旁边有人念：第一名：张XX，他赶紧挤过去一看，可不是，他的名字赫然写在第一位！
就这样，父亲背着一家人的嘱托和姐姐给做的一双新布鞋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省城，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先说说那双新布鞋，不，还是先说说父亲丑陋的脚吧，父亲的脚 很难看，五个脚趾都努力地向中间挤，于是就互相叠压，在中趾处形成一个突出的尖，同时拇趾底端的骨头却夸张地向外撇，很像旧时女人裹脚却没有裹好的感觉。每每有人笑父亲这双丑脚，父亲都会慨叹一声：唉，都是穷闹得，哪像现在的孩子，什么样的鞋、多大的号码都有，幸福啊。
兄弟众多的父亲少儿时期是很少能穿上新布鞋的，当然除了物质的匮乏外家里女人少做不过来也是主要原因，想着弟弟光耀门庭将去省城读书了，父亲唯一的姐姐点灯熬夜为弟弟做了一双全新的千层底布鞋而弟弟却很长时间不舍得穿，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双新鞋，更多的是家人寄予自己的厚望，可是等到半年后再穿时，鞋已变小了——不，应该说是脚长大了，尽管穿上后脚很难受，可这是新鞋啊，于是，当这双鞋穿烂时，父亲的脚却变形了。
西安的学习生活父亲以往谈得不多，但有一次我问到他当时为什么不加入共青团而要加入三青团，让自己后来遭这么大的罪时，父亲说：你不了解，那时的局势那么动荡，国民党、共产党及外围组织都很活跃，可对他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来说除了埋头搞好学习将来谋个差事，很难也不敢有别的念头和想法，局势明朗后，他才逐渐知道了当时的同学某某某是共产党的人，而谁谁谁又是国民党的人，他很懊恼自己的迟钝，却又为自己能遵从家训，不参与政治而坦然，可他当时做梦都没想到他却上了国民党三清团的名单。
其实原因很简单，三清团在他们学校的组织股长就是父亲班上的同学，有意发展他加入，也曾跟他旁敲侧击地谈过一次，看他不感兴趣也就作罢，但后来可能是为了慌报成绩或者吃空名额吧，他还是莫名其妙地成为三清团名单上的一员了。也正因如此，十年浩劫中那几近致命的打击却让父亲这个企图远离政治的人吃尽了政治运动的苦头。
反“右”运动开始的第二年即1958年，正在周至中学教书的父亲一夜之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这陡然而来的逆转让父母亲措手不及而又回天无力，只有听天由命了。
就这样，父亲带着母亲和四个女儿以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地行李回到了那个有着大片枣林的桃村被监督劳动改造，并且是从1958年—1979年整整22年！当然，也正是父亲37岁—58岁这个人生中本应该最辉煌灿烂的岁月。
土地，对于父亲这个出自农家的男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可是繁重而又冗杂的农活对于父亲这样一个纯粹的书生来说却是一种异常艰苦地磨炼，拿惯了教鞭的手操起牛鞭而牛却不听使唤，站惯了讲台的腿脚从家乡那松软粘稠地黄泥土里也很难走得从容。
特别是头几年里，家庭生活从零开始，原有的每月五十多块钱工资没有了，但生活必需品却不能少啊，多亏了父母的兄弟姊妹这个帮点，那个借点，一家大小六七口人除了父亲一个男劳力，其余的不是半劳就是孩子，在那个靠劳动力挣工分过活的年月，这样一个透支户家庭的艰难可想而知。
地处渭北黄土高塬的老家，水井都号称三十六丈深，每到干旱季节，辘轳井咯吱咯吱好长时间绞上来的却是半桶黄泥汤，就这还得排队按人分，更有心肠坏的针对我们家提出按劳动力分，于是常常不是分不到就是根本不够用，每每到了下午该上工了，我们家的午饭还没做好，可集体劳动，出工晚要扣工分的，于是大家随便弄点吃的便连爬带滚地又上工了。
水是很紧缺，锅下烧的也同样非常匮乏，既没有靠山砍柴的便利，也没有花钱买煤的实力，只有靠拔麦茬根、扫杨树叶。相比较而言，这样的“小”活儿自然落在三姐、四姐二个小孩肩上，她们对自己辛苦弄来的“烧的”就更觉珍贵，于是就出现了一幕让人既开心又心酸的场景：我出生的时候因为前边已经有了五、六个女儿了，这个多女户终于有男娃了，所以亲友乡邻的那份高兴可想而知，乡友的“烧娃”活动自然必不可少。“烧娃”是家乡一带在谁家有男孩子出生几天后，邻里乡当用柴火在他家门前点燃，预祝其人丁兴旺，财旺运旺，当然也是讨喜酒喝的一种巧妙的形式，同时，烧得次数越多，参与人数越多也是对主人人缘的一个肯定，但是当时做为小孩的这两个姐姐自然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看到好几天里天天有人来“烧娃”，就很心疼自己辛辛苦苦弄回来的柴火，于是乡邻们抱出去的柴火又被她俩抱回来，而家里大人和姨妈他们再让人们抱出去，这一情景惹得众人哈哈大笑，于是那天的酒菜就显得格外可口。
说到我的出生，似乎也应该写上几句，父亲那一辈亲兄弟八个，可谓人丁极旺，而到了下一辈儿了却是一连串的女孩儿，对于开明的父母亲来讲倒不觉得女孩儿有什么不好，也不觉得哪个女儿是多余的，都一视同仁。可一来当时还没推广计划生育政策，二来对于生活在农村这种环境中还是个四类分子家庭的我们家来说，有一个男孩儿那确实非常地必要。先不说受人欺受人气，光是那繁重的体力活儿就不是父亲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农民所能扛下来的，因此，多年里，没少让亲友出力帮忙，特别是二姨妈家的几个表哥和我的几个姐夫为我们家所出的力流的汗是我今生都不能忘的。在此顺致我们深深的谢意。
深切体会到儿子必要性的父母终于在生了六个女儿之后生下了男孩—我，这一年，父亲已经42岁了，所以当我能记事并有明确印象的父亲形象已经是一个光头、黑瘦、沉默、令我难以亲近的小老头了。
我的少儿时期也就是几个姐姐相继成人出嫁的时期，大姐出嫁时我太小，一岁多点，不可能记得，二姐出嫁时我依然不懂事，等到吃完喜宴便缠着二姐跟我们回家，几个姊妹之间几乎都相差两三岁，而大姐却要比我大十八岁，直到五姐出嫁时，我也还是个懵懂的小青年。回想起来，很觉得对不住姐姐们。对于几个姐姐来说，我这个弟弟除了让她们觉得有个弟弟而少了一种缺憾外，别的似乎再没什么好处；而对于我这个弟弟来说，自己的每一个成长的年轮里都倾注了姐姐们太多的关爱：为了不惊醒襁褓中的弟弟，姐姐连压麻的腿都不敢动一下；为了给弟弟弄点好吃的，姐姐晚上用铁勺给我炸油饼，油溅满了衣裤；为了照顾弟弟，姐姐放弃上学的机会，宁可自己做个文盲；为了让弟弟不受疼，姐姐用自己的身体去迎接父亲的巴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多得我两天两夜都说不完，这样的事情很令我动情，以至于现在提起仍泪流满面，我只想说：姐，弟对不住你们！也还想说：姐，你们很伟大。你们别无选择地生活在一个受迫害受歧视的家庭，除了生活上的种种磨难外，政治上的不平等让你们一个个在上学、工作、找对象这些人生的关键几步里都留下了终生遗憾，不是因家庭困难不能继续上学就是因有一个戴帽子的父亲不能参加工作，就连找对象似乎都只能被人挑选而不能去挑选别人，因为唯成份论的时代里，条件稍好的人家谁愿与“四类分子”家结亲呢？于是，不幸的姐姐们就一个个找个“差不多”的人家算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几个姐夫却都是不折不扣的好人，不管家境如何，不管性情怎样，一个共同的优点是：人好。
对于当时各人的种种际遇，姐姐们都默默地承受着，从没有人哪怕有一句的埋怨和牢骚，更没有嫌弃这个有着“戴帽子”父亲的家庭，相反，大家都是那样地敬重和热爱自己的爸爸、妈妈，以至于到后来听到文革中×××和右派父亲划清界线，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事情后，姐姐们都很觉不可思议：这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肉关系是说断就能断地么？
也正因为是在逆境中长大的缘故吧，姐姐们不管是否知书，却都达理，不管是否漂亮，但都端庄、贤惠，也许今生她们一个个就这样将平平淡淡地过完自己做为普通农民的人生之路，可她们是不平凡的姐妹，上对得住养育自己的父母，下对得起自己养育的儿女，当然也对得住自己的丈夫和亲友。因此，姐姐们，小弟敬重你们。
压抑屈辱的日子就这样在一家人相互关心、相互安慰中渡过了如漫漫长夜般地整整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埋葬了父亲最可宝贵的人生华年，这二十二年也断送了姐姐们原本可以更好的未来和梦想……往事不堪回首，却不可能不去回首，恰如胳膊上一道深深地刀疤一样，挥手抬臂间，时不时地会刺痛你的眼睛，提醒你它的存在，也让你回忆起曾经血淋淋的过去。可是，我们又能怨谁呢？怨那些纠斗父亲欺侮我们的无知农民吗？我觉得他们成为政治运动的傀儡和牺牲品本身就已经够可悲地了，况且这些话不成句、胸无点墨地农民又懂得什么呢？怨挑起这场运动的人吗？不！不敢说！指不定哪天又定我个什么反革命，那可够我喝一壶的，说不定还要贻误下一代！
1978年，恰如“平地一声惊雷响，拔开乌云见太阳”，我们一家，不,和我们一样的大家都长舒一口气，挺起了弯曲了太久的脊梁，看到了渴望已久的阳光，我们终于和别人一样可以挺起胸膛做人了！
首先是父亲的“紧箍咒”终于被摘掉了，紧接着父亲又接到了平反复职的通知，在组织征询父亲是重返周至任教还是继续留在家乡时,父亲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回到周至。我想,父亲是不愿在这块让他丢尽颜面斯文扫地的故土上再去面对那些让他受到无数训斥和屈辱的闯将们。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啊!尽管二十二年的艰苦磨炼,早已经让父亲成为一个犁耧耙耱的行家里手,可骨子里他还是个纯碎的知识分子啊!于是二十二年后，父亲又一次扔下牛鞭,执起了教鞭。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个玩笑,一个很大的玩笑!
总之,在阔别周至二十二年后,已经57岁的父亲再一次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完成他人生又一次的角色转换。当时的形势是百废待兴，师资尤为匮乏，而父亲在已经远离二十二年的讲坛后，再一次用他已结满厚茧的双手捧起教科书如饥似渴地啃起来，此时的他感到自己就像被挤干了水份的海绵一样,急需这些久违的知识来充实自己，他要对得起他的学生，他更要对得起自己始终崇尚的“教师”这一光荣称号，所以，他抓紧一切时间去学习，去温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遍一遍试讲，对着镜子，甚至对着在一边做家务的母亲讲……于是，课堂上的父亲便神采飞扬、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风趣幽默，于是，学生们便议论说：这个看似农民样的老师，课讲得这么好！
父亲以他的严谨、认真、坦诚、豁达日益赢得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和敬爱。生活中的父亲，也变得更为开朗、自信。也正是在我也来到周至，来到父母身边工作后我才逐渐看到了父亲性格的另一面，我们之间的父子关系也从此有了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父亲比较正视我这个儿子了。
其实在父亲返回周至工作后的那一年，我正在阡东中学上学，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从周至寄来的包裹，里边是父亲寄给我的两本学习资料，扉页上写了几句话，具体内容记不得了，无非是勉励我好好学习的，只是抬头处称呼我为“锋儿”，这是父亲第一次用书面的形式写给我的东西，还叫得这么慈祥、温情，我当时感觉有点意外，同时也有点感动。之后有一次跟母亲和姐姐们说到这事，大家都说父亲原本人挺和善的，是在那么久来自政治和生活的双重高压下才显得越来越沉默，缺少温情。母亲还介绍说，父亲年轻时，风趣开朗，能写会画，好运动，爱歌唱，很受学生欢迎的。看得出，在母亲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很率真而又儒雅的知识分子，深得母亲的敬重，每每说到父亲时，母亲都显得很自豪，甚至有点骄傲。
是的，随着与父亲相处时日的增多，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父亲的认真、纯朴、豁达。
讲台上的父亲，能够用图文并茂的板书、流利的口才、洪亮的声音、风趣的讲述，把原本枯燥的生物课讲得通俗易懂，难以忘记。
庄稼地里的父亲，能够用他拥有的知识和认真劲儿把庄稼、蔬菜等所有农作物侍弄得绿油油、齐刷刷，让老庄稼把式都“啧啧”称赞。
父亲二返周至后，当年他曾教过的好多学生都成为身居要职的领导。学生们依然记得他们那个风趣优雅的张老师，可面对好些学生“有什么难处就说，需要帮忙甭客气”的美意，朴实的父亲总是一句“好着呢，谢谢你”就完了，从不向人告艰难，尽管父亲在退休后十多年才离开租住屋，有了自己的家，可安于清贫、抱守淡然的父亲始终觉得自己很满足。他常说：现在的社会，人可真享福啊，吃的、穿的、样样不缺、啥时想吃肉都吃得到，哪像过去？……是的，在父亲的眼里，不缺衣食有肉吃就是好日子了。肉！又提到肉了，对，父亲的一大特点是吃饭从不挑食，却特别喜欢吃肉，所以家里不管谁买回来的肉都是父亲洗、切、炒，做得饶有情趣，吃得津津有味，我和妻子笑称父亲是“胃缺肉”。妻子天性直爽，与父亲常开玩笑，每谈到父亲的一件有关肉的趣闻就笑得合不拢嘴；那是一天中午，妻子做了她拿手的红烧排骨，父亲吃得很香，也吃得不少，可晚上看电视时，当屏幕上的人在拿着鸡腿大啃的时候，妻子却哧然发现父亲一眼不眨地看着，还咕咕地直咽口水，这事让一家人哈哈大笑，父亲却憨然一笑说：人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要不咋说老小，老小呢。
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胃口好、心态好，也就身体好，加之多年坚持锻炼，父亲的身板儿就很结实，极少生病，比起许多同龄人就显年轻得多，以至于常常有人问已年过80的父亲有没有70岁？可谁知一直身体很好的父亲说得病就得了场大病，大到一病不起，撒手而去。
按迷信的说法，老天爷对人在很多事情上是很公平的。照此来说，就是父亲一生胃口太好，吃什么都香，从不挑食，于是到老时老天爷就给你平衡平衡。父亲得的是食道癌，这个听了人人变色的癌症让父亲给摊上了！
原本向来吃饭又香又快的父亲忽然有一天感到吞咽有些困难，而且日甚一日，于是我带父亲去县医院检查，等到父亲喝下那半杯石膏样的钡餐透视汤后就拍了X光片，等冲印片子的时候，我已从大夫朋友那严肃的表情和尽可能委婉的话语中知道情况不妙了，为了更进一步弄清真像，第二天我又带父亲去西安几家大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只是更具体地知道了父亲患的是食道癌中期。
当时的我感到是那样的无助，一边绞尽脑汁地去想办法，找关系，一边还得在父亲面前尽量显得轻松，无大碍，好让父亲别起疑心。其实，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不说明他也就不点破。是啊，耳聪目明识文断字的父亲早就从医院的招牌上，大夫跟我的谈话间等种种迹像上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了，只是他用他的大度和刚毅掩盖住自己对病魔入侵的悲哀，既不显得慌乱，更不显得恐惧，而是坦然面对。我想，父亲除了原本的豁达、坚强外，他似乎也有意在儿子面前表现出一个父亲应有的形象。总之，当给父亲的治疗方案确定后，我不得不给父亲如实相告了，也可能因为父亲早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他哈哈一笑：没什么，能咋治就咋治，治不了也不要紧，爸都八十多的人了，活多少是个够啊。
面对如此可敬的父亲，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只觉得心脏一阵阵的抽搐、颤栗。这种多少年都不曾有过的感觉早在我带父亲来西安的第一天就有过了：那天，天气阴沉沉的，情急中我忘记了那天是星期天，就带父亲去了远在南郊的省肿瘤医院，等求医无门时也已日过中午了，我跟父亲选了家小饭馆，我给每人要了一碗馄饨一个臊子肉夹馍。我想让爱吃肉的父亲在还能吃的时候尽量地每顿饭都有肉。我很明白，说是来西安确诊，其实来之前就已经确诊了。我的那位医生朋友说得很清楚。父亲的这顿饭吃得很艰难，也吃得让我很痛苦，已过了饭时的小饭馆就我们俩个顾客在吃饭，我不想吃得太快以免刺激到父亲，就有意低着头，慢慢地吃着，可是父亲吃得更慢，几乎每一口食物都要在嘴里咀嚼好一会儿才下咽，而每一次的吞咽都似乎要在中途停下来片刻才能过一个“坎儿”似的，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停止一切动作，连眼睛都不再眨。看着父亲痛苦地进食，我的心一阵紧缩，不忍再看，就走到门口，天气更糟了，既灰暗又带着风沙，而我的心情比这天气更坏，我感到无助，感到求救无门，在西安的医务行当没有亲友，也就没有咨询的目标，家里母亲年老体弱已自顾不暇，妻子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几个姐姐有的不识字有心无力，有的家里实在脱不开身，但父亲的病可一天也不能耽搁啊，想来想去，我决定让父亲明天就住院治疗，让大姐和三姐跟我轮流照顾父亲。我要让父亲知道他没有白养这一群儿女。
等我打定主意再转身去看父亲时，父亲已起身准备离桌，碗里的汤没了，肉夹馍还剩下一大半，想想一辈子从不剩饭的父亲现在竟然成这个样子了，我又一次心中一阵悸痛，我掩饰着自己的情绪，故做轻松地跟父亲说：这儿的饭不好吃，等到交大二院附近找个地方住下后，再找个好饭馆吃去。
第二天，我带父亲去交大二院检查后，一如县医院的诊断结果，可跟几位专家商量后觉得一是父亲的病灶部位很不利于手术。二是父亲的年纪太大，也不适合手术，权宜之后，决定还是保守疗法，先放射再化疗。方案决定后，我跟父亲心里似乎都踏实了一些，就安下心来，接受治疗，治疗的过程很简单，时间也短，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和二个姐姐就轮流陪着父亲到处去逛，听父亲讲他原来上学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那里又是什么样。一段时间下来，父亲的病得到了明显控制，进食速度快了，精神状态也好多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更令人欣慰的是，父亲对待疾病的坦然豁达让不少病人和家属都很意外，还有人请父亲去给他的老人做工作开导开导，教师出身而又健谈的父亲就去认真地给他的病友做现身说法，鼓励人家正确面对。我站在一旁看着我的一点儿不像不癌症病人的父亲，我再一次感受到父亲的可敬与可爱。
就在父亲接受住院治疗不久的那年冬天，我的小女儿出生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给我们这个被阴霾笼罩了很久的家庭带来了不少的欢乐。于是，日子就在我不断地往返家与西安之间，陪老的、逗小的中渡过了一年的时间，当小女儿能在大人的诱导下用粉嫩的小手给爷爷捶背的时候，父亲却已经终于抵挡不住病魔的侵袭了，他越来越虚弱，吞咽更加困难还伴随着咳嗽、气短，并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几乎不能躺着，就整天整夜的坐着，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时至今日，父亲痛苦不堪的种种情景还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但我却没有勇气也不忍心把它写在纸上,我既想尽量缩短自己心痛的时间,也不想让能看到这篇文章的亲人们特别是我的几个姐姐们再去回忆那令人心碎的一幕。
总之，县市几家医院种种的治疗手段和所有亲人的声声呼唤都没有留住父亲。父亲去了，去的很满足——因为在父亲状况还还不错的时候，有姐姐问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吗？父亲一脸满足地说：“好，儿女好、媳妇好、孙子孙女都好，我没什么不放心的。”
父亲去了，去得很干净——父亲说过。他这一生不欠人的账，金钱和良心账都不欠，也没什么不良嗜好，唯一的缺点就是爱吃肉，这老天爷现在也不让吃了，扯平了。
好胃口又爱吃肉的父亲临到辞世前好些天里已经水米不能进，全靠药物来维系，可在父亲去逝后，不知怎么回事，我始终觉得父亲是带着深深地遗憾走的——他没吃够肉，更确切地说，能常常吃肉的好日子对于活到82岁的父亲来说是太短了，从这一点来讲，我比父亲幸福，我们都比父亲幸福，可是，我们能比父亲活得坦然么？
作者简介: 张锦涛，周至电视台原总编室主任，《老张说事》栏目制片人、主持人。现任: 陕西省朗诵协会理事、周至县朗诵艺术协会主席、市、县作协会员。曾获: 西安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周至县高层次人才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