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在暴风雨中重读《安娜》
张兴源
疫情像一堵看不见的墙，跟这暴雨一起，把整个世界封在了有限的空间里。2020年夏，当窗外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当口罩成为每个人出门的标配，当手机上关于感染人数的数字日复一日地跳动，我被困在了我那间堆满书籍的“十二万卷楼”。人在这种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想去翻那些真正的大书——不是因为闲得发慌，而是因为，当外部世界突然变得不可靠，当日常秩序骤然崩塌，人的灵魂反而空前清醒地意识到：它需要被锤打，需要被照亮，需要在那些经历过更大风浪的文学巨人那里，寻找一根精神上的拐杖。
于是，我顺手抽出了架上那本早已泛黄的《安娜·卡列尼娜》。书脊已经开裂，封面也起了毛边，这本书在我“十二万卷楼”的数万藏书中，属于比较老的那一批——我记得很清楚，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个旧书摊上淘来的，草婴的译本，当时花了我差不多大半个月的生活费。那时我在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青春正盛，意气风发，读《安娜》读的是爱情，读的是激情，读到安娜与沃伦斯基在火车上的初次相遇，心跳都跟着加速，仿佛自己也成了那个正在被命运拖拽着走向深渊的狂热情人。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已经年过花甲，鬓角染霜。当年那个在延河边读书的少年，早已长成了如今这个坐在书房里、对着一本旧书沉默许久的半老头子。而这一次，当我翻开这熟悉的书页，透过疫情营造出的那种前所未有的隔离感、窒息感和对生命的重新审视，我恍然觉得——我似乎从未真正读懂过这本书。
窗外，暴雨下得正欢。
一
说托尔斯泰，不能不说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件事情，用一个故事就足以说明。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讲俄国文学的时候，有一次把教室里的窗帘全部拉上，又把灯关掉，然后在一片漆黑中打开一盏灯，说：这是普希金。接着又打开一盏，说：这是果戈理。再打开一盏，说：这是契诃夫。最后，他一把扯开窗帘，教室里刹那间被日光充满。他由衷地说道：这是托尔斯泰。
在纳博科夫心中，托尔斯泰就是俄国文学中的那束光——不是一盏灯、两盏灯的光，而是真正的、夺目的、从天上倾泻下来的日光。
纵观俄国文学史，从普希金开辟了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群星闪耀，托尔斯泰始终是其中最特殊的那一颗。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骄傲的人，也公开承认托尔斯泰的才华在自己之上。1877年的春天，当《安娜·卡列尼娜》还在《欧洲导报》上连载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冈察洛夫在彼得堡街头相遇，两人激动不已地谈论这部正在引起轰动的作品。冈察洛夫一反平日的沉静，情绪激昂地喊道：“这是一部前所未闻的作品，是空前的第一部！我们的作家中有谁能与他媲美呢？而在西欧，有谁能写出哪怕一部与此近似的东西来呢？”能在生前就得到同时代最杰出同行的如此推崇，文学史上找不出几个人来。
其实，托尔斯泰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一个民族觉醒的标志。果戈理在1846年就曾预言：“再过十来年，您就会看到，欧洲人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购买大麻和油脂，而是为了购买欧洲市场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这个预言，在三十年后当真应验了——通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整个欧洲知识分子才终于承认：俄罗斯不仅是那个只会生产大麻和油脂的蛮荒之地，它也有自己足以傲视世界的文学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看，《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个民族的骄傲，是人类文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文本事件”之一。
说到托尔斯泰的创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压舱石”级别的巨著自然首先要被提起。如果再算上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有人将这三部视为一件合体名著——那么，托尔斯泰“四大名著”的说法大体上可以成立。在这四大名著中，哪一部最见功力？我个人的体认是，《安娜·卡列尼娜》当之无愧。有论者说得好，如果说《战争与和平》以深厚的历史感见长，《复活》以深刻的思想性著称，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则因其最动人的故事和最完美的叙述而让一代又一代读者欲罢不能。《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在他的思想探索最为紧张、创作精力最为旺盛、艺术技巧最为纯熟的年头里创作出的长篇，是他全部才华的一次最集中的倾泻。换句话说，他一生最好的状态，都写进了这部书里。
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是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那时他只有二十三四岁，虽然已展现出惊人的才华，但终究是一个年轻人在文学殿堂入口处的蹒跚学步。《安娜·卡列尼娜》就不一样了，这是中年托尔斯泰的全盛之作——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四十多岁，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硝烟，品尝了文学声名的甘甜与苦涩，也饱尝了精神危机的折磨与煎熬。这时的他，既有年轻人的激情和勇气，又有中年人的深邃和沉郁；既能以一泻千里的笔法写出安娜与沃伦斯基的热恋，又能以一个思想者的冷峻，解剖“一切翻了个身”的俄国社会。这种“恰到好处”的生命状态，是他的青年和晚年都不可能复制的。
二
《安娜·卡列尼娜》有两组主要人物，构成两条平行线索：安娜—卡列宁—沃伦斯基；列文—吉娣。前者是激情与毁灭的故事，后者是寻找意义与获得安宁的故事。它们像两股绳索，时而并行，时而交织，最终拧在一起，成为一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精神状态的巨幅画卷。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最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我第一次读到她的时候，就被那一段肖像描写深深地震慑住了。托尔斯泰写她初次出现在莫斯科火车站时的情景：她姿态端丽、温雅，一双在浓密的睫毛掩映下的眼睛里，“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在那眼神和微笑中显现出来。这哪里只是在写一个女人的容貌？这分明是在写一种生命，一种被社会制度和风俗道德长期压抑、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向外涌动的原始生命力。
安娜的生命底色，就是这种“过剩的生机”。她在没遇到沃伦斯基之前，是彼得堡上流社会公认的贤妻良母，是卡列宁家的那个美丽优雅的“卡列宁夫人”。所有人在她身上看到的都是得体与温婉，却看不到那个被她藏匿起来的、渴望“另一种活法”的灵魂。直到沃伦斯基出现，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水，那颗沉睡已久的种子才开始疯狂地破土而出。
可是，这颗种子要发芽，要开花，要结果——面对它的，是一堵又一堵墙。
第一堵墙，是她的丈夫卡列宁。
卡列宁是一个官僚机器——这是所有评论者都用烂了的词，但我要说，卡列宁不是一个简单的“反面人物”。他不是坏，他是一种精神萎缩和情感萎缩的集中体现。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理性机器，能处理公文，能在官场上游刃有余，能在教堂里念祷词，却完全丧失了处理人的情感和命运的能力。当他得知安娜与沃伦斯基的私情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不是伤心，而是——考虑这件事可能影响他的仕途。这是多么可怕的精神瘫痪！一个人的灵魂已经退化成了一架计算利益得失的机器，对人间最炽热的情感只剩下冷冰冰的逻辑运算。
我看到疫情暴发初期，有人说“生命不过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卡列宁就是那个把一切都变成数字和程序的人。他不是以丈夫的身份出现在安娜面前，而是以“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来跟她谈“出轨这件事该怎么处理”。他的建议极具讽刺意味：继续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偷偷与情人往来，不要让社交界发现。在卡列宁看来，重要的不是情感的真相，而是外表的体面。这套逻辑，难道不是今天某些人的日常操作吗？
但安娜拒绝了。她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妥协和虚饰。
这个拒绝的实质，是一个渴望活出真我的人，向一个靠谎言运转的社交制度所发出的第一次公开宣战。
第二堵墙，是上流社会的偏见和道德谴责。
安娜公然与沃伦斯基结合之后，她失去了一个贵族妇女在社交界的一切地位和权利。整个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像一扇冰冷的门，“砰”的一声在她面前关上了。那些夫人太太们一边在背后说着最刻毒的话，一边在公开场合假装视而不见，让安娜感到自己像一条被人遗弃的狗。
托尔斯泰用大量笔墨描写了这种社交上的冷酷和虚伪。那些所谓的“社交界妇女”们，实际上比安娜肮脏一百倍——她们的情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却因为维持了表面上的“体面婚姻”而得以安然无恙地混迹在宴会上、舞会上。安娜的“罪过”不在于她背叛了婚姻，而在于她公开了她对爱情的追求。这就是上流社会的潜规则：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可以偷情，但不要说“我爱”。你可以背叛，但不要在背后刺着“背叛”两个大字招摇过市。
第三堵墙，也是最致命的一堵墙，是沃伦斯基本人。
这是整本书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安娜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投奔沃伦斯基，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压在这场爱情上——可是沃伦斯基是什么人？他是一个贵族军官，一个时代的产物。沃伦斯基爱安娜吗？他真心爱过她，甚至表示过敢于牺牲名利的热情。但这种爱注定只是激情，是短暂的、容易磨损的激情，而不是安娜所渴望的那种可以照亮一生的、互相托付的真挚情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沃伦斯基的热情在消退。他开始厌倦安娜的敏感、多疑和排他性的爱。他开始怀念以前那种自由自在的单身军官生活。他开始觉得这个女人“太缠人”了——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但在安娜那里，却是整座精神大厦的倒塌。
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会让任何一个角色成为单面符号。沃伦斯基不是那种三流小说里的“渣男”——不，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在特定时代环境里长大的贵族青年，他身上有真实的情感，却也摆脱不了阶级和性别的优越感。他不理解安娜需要的是百分之百的爱，而他给不了。卡列宁的冷漠是始终如一的冷，安娜至少可以仇恨他；而沃伦斯基的退热是渐进的、无声的，安娜连仇恨的目标都找不到，只能在虚无的猜疑中自我毁灭。
我想，正是这种复杂、纠缠、无法归结的“至暗时刻”，构成了安娜悲剧命运的底色。她的灵魂被彻底撕裂——一方面不能忘记自己的“罪”，觉得自己背叛了儿子、背叛了婚姻，心中有块石头永远压在那里；另一方面，她又不甘心回到那个窒息的环境中去。活在上下两难的境地中，她用尽所有的办法也无法挣脱——最终，只能选择卧轨自杀。
安娜临死前的那一段内心独白，长达数万字，托尔斯泰以意识流的笔法展现了一个行将毁灭的灵魂的最后震颤——思维的断裂、跳跃、重复，情绪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一段被文学史家公认为是心理描写的巅峰之作。安娜在列车底下，最后望了一眼仍在发光的蜡烛，然后深深地沉入永恒的黑暗。
安娜的悲剧因此具有了超出时代的深刻意义。她不是仅仅败给了卡列宁或沃伦斯基——她是败给了一个不允许她自主选择的社会结构，败给了一个将爱情消磨殆尽、将生命碾为齑粉的秩序。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的女性仍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枷锁——社会的、家庭的、经济的、心理的。我们不知道她们之中有多少人仍在重演安娜的悲剧，但至少，我们还拥有托尔斯泰，拥有这本用生命和血泪铸就的大书。
三
如果说安娜是毁灭的悲剧，那么列文就是救赎的神话。
在这部书中，列文的地位和重要性长期被低估了。许多人看《安娜·卡列尼娜》，只看到安娜的爱情故事，把列文那条冗长甚至有些枯燥的线索当作“辅料”一目十行地扫过去。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事实上，列文是托尔斯泰创造出的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他是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自传性特别强的人物，与他同时代的读者都知道，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地主、思想者、精神危机者、信仰寻觅者。写列文的那个托尔斯泰，就是在写他自己。
列文的人生，是一条“问题求解”之路。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资本主义的浪潮猛烈冲击着以农奴制为基础的传统宗法农业社会，农村经济急剧崩溃。身为地主的列文面临着农奴制废除后的种种新问题。他是贵族地主阶级中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他看到了危机，也试图寻找出路。
但他找到的办法是什么？不是投入政治斗争，不是加入民粹派去“走向人民”——他选择回到土地，回到最简单的劳动中去，在割草的汗水中寻找灵魂的安宁。托尔斯泰用动人心魄的笔触描写列文参加农民割草的那一章，是整本书中最有力量的段落之一。列文和农民一起挥舞镰刀，从黎明日出割到烈日当空，汗水浸透了衣衫，手上磨出了血泡——他却在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和意义感。那一刻，列文觉得自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地主，而是一个和土地、和劳动、和生命融为一体的“人”。
列文的婚姻——他与吉娣的爱情，也构成了安娜故事的一个正反对照。安娜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列文的婚姻却是平凡而日常的、琐碎而有温度的。吉娣不是安娜那种富有戏剧性的女性——她是一个普通的、有缺点、有情绪、但本质上善良可爱的姑娘。列文婚后经历了各种危机，他甚至产生过对婚姻的厌倦，那种“围城困境”式的无奈。但他没有放弃，他跌跌撞撞地摸索着自己的出路——最终，他在信仰中找到了归处。他没有成为一个“宗教狂徒”，而是在一个普通农民弗克尼奇的话语中，领悟到要“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
安娜与列文，两条线索的两个人其实从未正式见过面，他们是这部宏大小说中两条永不交汇的平行线，却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全貌——安娜带出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列文带出农村地主的真实处境。他们分别是托尔斯泰的两个自我投影：一个是充满了生命冲动和感性欲望的自我——那个女人化的、激情勃发的自我；另一个是不断思索人生意义、企图为全人类寻找出路的自我——那个思辨的、宗教性的自我。这两个自我在作家体内对话、碰撞、交织，最终在托尔斯泰笔下成为两个“同根而生却最终走向两种命运终点”的形象。
这两个形象让一个经常浮出水面却从未被认真追究的问题变得更有分量、更不可回避：为什么安娜必须死？列文为什么可以活？
答案在于：安娜试图在外界的认可中寻找她自身存在的价值——她的生命需要沃伦斯基的爱、需要上流社会的肯定、需要外部的参照物才能确立。一旦这些外部参照物崩塌，她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列文的价值，植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善良、他的劳动、他对意义的执着追求、他与土地的直接连接，都不依赖外部的评价和旁人的眼光。列文遭受了与安娜同样多的精神痛苦，甚至比安娜更多——他读哲学、读神学，几乎被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吞没。但他最终还是从内部找到了信仰——不是外部的某种宗教教条，而是发自内心的“与土地的契约”。
安娜把全部赌注押在一个人身上，列文把赌注押在土地、劳动和灵魂的成长上。前者必然走向毁灭，后者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这便是托尔斯泰这部不朽之作留给我们的一个最具震撼力的精神命题。
四
有一个文学史的现象，值得在这个疫情萦绕的年代拿出来细细品味：俄国文学，尤其是19世纪的俄国文学，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前夕那个精神饥渴时代的中国人——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
鲁迅先生是第一位把俄国文学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大师。他在1907年写下的名篇《摩罗诗力说》中即指出，俄国文学在他的时代已经从欧陆文学的追赶者跃升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鲁迅本人更是直截了当地把俄罗斯文学称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客套话，而是倾注了他本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者们沉重的生命体验。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呼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需求，被鲁迅誉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在精神反抗的战场上，它就是武装斗志的武器，照亮暗夜的火光。
为什么偏偏是俄国文学？因为近代中国的处境与19世纪俄国有太多的相似——封建专制、农奴制残余、底层民众的深重苦难、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夹缝中的焦躁不安……俄国文学表达的很多内容——苦闷、出路探寻、虚无、信仰、爱情和社会变革——与中国早期启蒙知识分子在那个破旧立新时代的困惑高度契合。中国作家在俄国文学中看到的，不是异邦异域的“异国情调”，而是镜子一般的自身写照。
《安娜·卡列尼娜》进入中国的时间也不算晚。20世纪初，“托尔斯泰主义”的影响在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著作和创作中都有迹可循。巴金把托尔斯泰看成自己的外国“老师”，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俄国文学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恐怕还不是托尔斯泰的文学本身，而是“托尔斯泰主义”所强调的非暴力反抗与精神上的自我完善——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中的某些成分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奇特而又深刻的跨文化对接。
可是，我们与俄国文学的“蜜月期”早已时过境迁了。几十年来，我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多半是经济管理、职场励志、情感鸡汤类的读物。整日忙碌的现代人，也许已经很少有心情捧着厚达1000多页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去了。但我要说，一本世界级的经典，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反复阅读，每一次翻开，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发现。
或许，我们要真正理解这一点，恰恰需要这样一段特殊时间的“自我静默”来照亮。
五
2020年的夏天，整个世界经历了百年不遇的隔离。城封了，街道空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整个地球仿佛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
在这个人人被迫与家人日夜共处、与自己无所遁形地对视、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史无前例的物理距离的微妙时期，我再次翻开《安娜·卡列尼娜》，第一次感受到这本书不再是一部“关于别人的文学名著”，它就是一面竖在我面前、映照出我自己的现实——同时映照出我所有人的灵魂。
有人说得好，列夫·托尔斯泰以“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全书开头的这一句，还是周扬先生的译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更贴近日常表达）为开篇，铸就了唤起世界感情的经典，当下的国民在各自幸福生活中嵌进一段相似的不幸——因疫情营造的恐慌。我们和安娜一样，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框架内被迫面对自己最内在的渴望和最深层的恐惧。我们也和列文一样，在一切既有的日程都被打乱、一切熟悉的生活图景都变得模糊不清的当下，穷尽脑汁思考那个最古老也最紧要的问题：我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疫情之下，人真正的、更凶猛的“疫情”，是精神上的离心力、是虚无感的扩散、是“人生无常”的荒谬感从每一个毛孔往外冒。这种“疫情”，托尔斯泰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用他的文字替我们确诊，并且开出了一份足可让我们反复研读的药方。
此次重读《安娜·卡列尼娜》，我还注意到一个此前被我多次忽略的问题：这部书的“家庭与社会的双重性”放在疫情时代有了全新的解读意义。疫情暴发后，人类最基本的、最日常的“在家吃饭”、“在家工作”、“夫妻长期共处一室”突然变得紧张、脆弱、充满摩擦和张力。安娜与卡列宁的婚姻在封城状态下的情景会是什么样？安娜与沃伦斯基同居后完全依赖彼此、与社会断绝社交往来的那些漫长日子，与今天我们在隔离酒店或自家客厅里经历的那些孤独时光，在本质上何其相似。
安娜是因长期与世隔绝、失去外部社交确认而导致内心全面崩溃的典型个案。现代科技和互联网让我们的“隔离”看起来人性化多了——我们有快手，有抖音，有微信，有成千上万部好莱坞大片可以消遣。但剥掉科技的外壳，灵魂的基本渴求从未改变：我们需要连接，需要意义，需要在人群中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安娜在那个没有微信、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连最基本的精神慰藉都无从寻觅——她只能从沃伦斯基一个人的眼神里寻找自己的全部价值。这种重负，没有一个普通人能够长期承受。
托尔斯泰在他那个年代的视觉穿透力，几乎达到了“预言”的恐怖境界。他不是在写一部小说，他是在写一份时代诊断书。
六
有很多作家、思想家、宗教人物都曾经讨论过一个古老但常新的问题：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面对精神危机和时代的巨大转折时，我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托尔斯泰是最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文学家之一。他出身贵族，以累累巨作在文坛驰骋了近六十年，他的长篇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哪怕到今天，仍然是公认的世界文学瑰宝。但他最宝贵的身份还不是“文学大师”——他是一个深刻探索生命本质的朝圣者。
茨威格评价托尔斯泰说，他“以残忍的狂热与无情的冷峻，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发掘。他一辈子都在努力通过自我写照达到自我完善，从不停歇，从不满足”。正因为这永无止境的自我发掘与自我完善的渴望，晚年的托尔斯泰毅然抛弃了贵族老爷的生活方式，像一个普通的农民一样简朴地活着，直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离家出走，在那个小小的火车站度过他一生最后的时光。
从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伯爵，到一个以艰苦劳作和朴素道德为信念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践者”——这条自我革命的精神之路，艰难、漫长、孤独，却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精神净化的可能。
我们这个浮躁、焦虑、信息爆炸又极度精神贫瘠的时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消费型文化快餐”，而是这种深刻的、痛苦的自我剖析。我们需要像托尔斯泰一样，掀开内心的一层又一层帷幕，看清楚在文化、阶层、利益与权力博弈的叠加之下，一个“真实的自己”还剩下多少东西、还剩下什么面目。
这多么难？我知道。有时难到让人无比沮丧、无法前进，甚至生不如死——但唯有穿过这样的自我解剖之痛，灵魂才能得到它应得的赎罪和解放。
有人会问：这不是太苦了吗？在这个以“快感”和“短暂愉悦”为核心的消费主义年代，拿出所有的精神能量去完成一场极其吃力的自我勘探，意义何在？
我会用列文在最后近乎顿悟式的时刻所找到的那个答案来回应这个问题：意义不是给出来的——意义是从内部创造出来的。列文的顿悟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新的提问的开始。或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义”吧。
七
写到这里，窗外已是一片漆黑。暴雨如注。
延安的夜，从黄土高原的最深处漫上来，悄无声息，像那块无边无际的历史幕布。我起身走向窗前，看到远处雨幕中宝塔山上的灯火隐隐闪烁。疫情中安静的延安城，像一首写在高原上的沉默的长诗。
这些天重读《安娜》，我数次在深夜掩卷沉思。一个作家在几十年后重读一本书已经足够可笑——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作家，面对一段人类共同的、百年难遇的全球性灾难，他却固执地躲到一部十九世纪的旧书里，去揣摩安娜那个在黑暗中被车轮碾过的人生。这种逃避，未免也太奢侈了。
可是，当我凌晨三点再次翻开本书，当我再一次读着安娜疯狂地在弥留之际喊出那句震撼了全球几代读者的遗言：“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我忽然觉得，我并不在逃避，我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选择。
托尔斯泰的文学，从不提供逃避的港湾——它提供的是刺破梦幻的手术刀、窥见深渊的瞭望口、以及一条在裂缝中通行的救赎之路。
这句话从一个“二十来岁时就捧着《安娜》在延河边读到忘我”的文学信徒口中说出，带着半个多世纪的沉重代价。它是真的，如同我窗棂外这片曾被先烈的热血浇灌过的黄土地一样真。
这让我想起了我读过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的一句话。拿破仑的铁蹄踏向莫斯科，俄罗斯人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只能沉默，在沉默中等待命运给他们另一个答案。大疫当前，世界也正面临着某种意义上的“新黑暗时期”。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这个春天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不知道人类到底将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快的核酸检测结果，不是更多的物资库存——他们需要智慧，需要视野，需要一种穿透眼下曲折、望向更远坐标的深沉力量。
力量从何而来？从黑暗中永不熄灭的那束光中来，从托尔斯泰的文学中来。
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三大文学高峰”，是古希腊罗马神话、莎士比亚戏剧和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峰，就是托尔斯泰的创作。这是一个足以傲视欧陆、辐射全球的文化巨人，是他在那个信息极不发达的时代，以一人之力，把俄罗斯推向了文化强国的行列。
托尔斯泰不仅是文学巨匠，他还是一束光。在我们的精神最需要照亮的时候，他会自动跳出来，把你我扶住，带我们走出围城。不论这部小说中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不论书中的人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子已经变得有多么陈旧落伍，人物的精神危机和心理状态却是永恒的人类共情。《安娜·卡列尼娜》的伟大正在于，它一百多年前写出的灵魂困境，至今仍不过时。
纳博科夫在讲俄国文学的课上，为了证明托尔斯泰有多么耀眼，特意用“窗外忽然炸开的灿烂日光”来点题。这个形象，不是他灵机一动得来的，而是他对托尔斯泰为人类文明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无上褒奖。
我坐在我的十二万卷楼的那盏台灯下，在清晨曙光初现时，合上了手中这本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的《安娜·卡列尼娜》。窗外，暴雨暂歇，东方正在泛白。宝塔山的轮廓一点点变得清晰起来——朦朦胧胧的日光，正在一片片云彩的后面，拼尽全力，试图穿透这清晨最后一片顽固的黑暗……
2020年7月上旬初稿于延安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