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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下父亲的烽火童年

李世成

父亲已辞世多年。他生于1936年6月，2026年恰逢九十诞辰。晚间，我独自坐在屏幕前，思索着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该为父亲写点什么。此刻，日照电视综合频道正播出“2026日照市‘六一’联欢晚会”，热闹的画面里，稚嫩的歌声混着孩童笑脸，毫无征兆地击穿了时光的壁垒。今天本就是六一，可我的思绪，却被这带着歌声的潮水猛然拽回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乡村岁月。

照片1 电视六一晚会画面

那时，我也曾是电视节目中的孩童，记得上小学时，老师的课外作业有“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听长辈讲革命故事，再写成日记上交。父亲高小毕业，曾在村里任职，讲述从不空洞，全是他的亲身经历。这些沾染着烽火硝烟的记忆种子，被父亲亲手播撒在我的心田。待到孙辈绕膝，他又将那些浸透着血与火的故事，一遍遍讲给新的生命听。我小妹的孩子蕙双，2022年读研期间，将她从外祖父那里听来的故事整理成文，以《姥爷的故事》为题发表在《日照日报》上，这便是对这段家族记忆最好的赓续。

那是1970年前后，也是我开始系统聆听父亲“口述史”的起点。父亲虽不是文化人，却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的故事里，没有宏大的战役，只有凤凰山下普通乡民的挣扎与抗争。

我的家乡在日照城南约 25 公里处。一条南北贯通的 204 国道，如刀锋般切开村东的田地，村子北面，便是横亘的屏障——凤凰山。

父亲六岁那年，这座山便成了噩梦的开端。日伪军强征民夫，在凤凰山巅构筑起大小两座炮楼。据我后来查阅史料确认：那是1942年9月，“伪‘和平建国军’陈诚功部的一个小队，在凤凰山周围各村抓民夫，抢物资，并以拆毁山顶玉皇庙的砖石为料，在山顶平缓处的东北侧立大炮楼，东南侧筑小炮楼，以此扼守东侧的交通要道与周边村落。

日伪军试图在这一带构筑一张密不透风的控制网。凤凰山北、东、南三面10公里之内，涛雒、高旺南岭、栈子村、义和岭等地，据点林立，炮楼相望。日军靠着密布的碉堡囚笼，带着刺刀的阴影四处肆虐，强迫各村百姓交纳钱粮，百姓的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据点控制下的村落，日夜遭日伪军蹂躏盘剥，老百姓把这些地方叫做“汉奸地”；西去磴山一带，是八路军游击队活跃的区域，乡亲们便称那里是“八路地”。

我们村，恰好卡在这红与黑的交界处，沦为所谓的“两面地”。白日里，是伪军、汉奸进村催粮逼款、抓丁派夫的喧嚣与惶恐；夜幕降临，便是八路军武工队悄然穿行，在煤油灯下秘密发动群众的低语。这种在夹缝中求生的岁月，成了父亲童年最深的底色。

父亲时常忆起那段在刀尖上讨生活的岁月。那是他七八岁时的一个初冬，爷爷家住在村子主街道的南侧，院墙整齐、大门完固，本是乱世里难得的安身之所，却不料，竟成了那位八路军伤员的生死庇护所。

夜色正浓，大门外传来挣扎倒地的声音。爷爷放轻脚步出门查看，父亲也好奇地跟在身后。昏黄的光晕下，只见一人瘫坐在地，穿着寻常庄户人的衣裳，面容却全然陌生。爷爷伸手相扶，那人几乎爬不动，只求一口水、一夜屋檐。爷爷看他命若游丝的样子，心里清楚，这寒夜要是不留他，怕是熬不过去，便将他搀扶进院。直到进了屋，那人才抬起头，通过与爷爷低声交谈，可能觉得爷爷还值得信任，就向爷爷说明自己的身份，原来他是西部山区八路军武工队员，原本和战友两个人深入敌占区栈子村一带执行任务，返回时遭遇汉奸队伏击，激战中和战友走散了；他旧伤迸裂，加上一天没沾过一粒米，体力彻底透支，才瘫在了我家门外。他坦言身上带有短枪，看中爷爷家院落齐整，这才冒险求助，并叮嘱不可泄露风声，汉奸队随时会来搜捕。

“八路”二字一出，爷爷的神经瞬间绷紧。立刻轻声吩咐我父亲：“去院门口守着，有动静马上告诉我！”

果不其然，人刚安顿下，村东头便传来了汉奸队嘈杂的吆喝声与砸门声。爷爷当机立断，立刻把人藏进了不和灶台连通的偏房炕洞。不一会，汉奸队就从东边的住户来到这里，刺刀寒光在土墙上乱晃。一番盘查搜索，把爷爷吓得够呛，领头的汉奸高声恫吓：“如果查出来谁家窝藏八路一律枪毙。”汉奸队在村里折腾大半夜一无所获。那一夜，全村鸡犬不宁，爷爷在堂屋坐立难安，直到后半夜确认汉奸撤走，才敢将那人从炕洞中拉出来。

父亲见那人伤势未愈又生了病，显然无法即刻启程。父亲那时虽小，却极有主见，建议爷爷让他在家里住几天，等养好病再走，万一被邻居发现就说是家里的远房亲戚。为了安全起见，爷爷还建议他把随身的短枪藏起来。

父亲讲：“先是用油布将短枪裹紧，藏于瓦罐，连夜在茅厕旁挖了一个深坑，再把瓦罐埋在坑里。白天我照旧在街巷嬉戏，一旦发现汉奸进村，立刻飞奔回家报信，那人便再次躲入炕洞。”根据这名武工队员病伤情况，爷爷还冒着风险到村里的“益寿堂”药铺给他拿过两次药，十余日后，那人身体基本恢复，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悄然离去。临行前，爷爷将家中仅有的零钱塞给他，权作路费与药资。

这场跨越生死的友情并未就此终结。1945年抗战胜利，那名武工队员曾专程寻来，向爷爷致谢。此后音讯全无。父亲常叹息，想必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不然他一定会再来探望。至于这名武工队员家住哪里，是哪个部队的，父亲没有说过。这段往事尘封多年，直到2025年，我与年逾八旬的二叔闲谈，才揭开了这位英雄的名字——陈焕卿（音译）。

英雄远去，日伪军的暴行却并未止息。我曾问父亲，那时村子里常来鬼子吗？

“真鬼子倒少见，”父亲回忆道，“倒是凤凰山上的‘茬鬼子’（伪军）常下来祸害。不是要钱粮就是要人去他们的据点干活，去干活的人要自带工具自带干粮，我还被庄长带到山上一次，给干活的民夫烧水喝。”

那是父亲七八岁时，山顶的惨状让他记了一辈子。父亲讲：“我跟大人们来到凤凰山顶，烧水是用铁皮做的‘快壶’。

当时山顶上有一棵老白果树，树干有三四搂粗。我们看到树上绑着一个人，快要被打死了，听大人们议论说，是西边一个村庄的庄长。”父亲的声音低沉下来，“因为凑不齐汉奸要的物资，被抓来示众，他被麻绳勒着，眼看就要没气了。树下的民夫们窃窃私语，却无人敢抬头。”父亲望着那个在风中微微抽搐的身影，不知道最后有没有人来保他，更不知那棵老白果树，是否还记得这个冤魂。

父亲记忆里的童年，夜晚总伴着凤凰山方向传来的零星枪声与手榴弹爆炸声。那是八路军武工队对据点的常态化骚扰，也是暗夜里不屈的抗争信号。然而，真正终结这片恐怖统治的，是父亲九岁那年的一场雷霆之战。

那天夜里，八路军主力部队将凤凰山两个炮楼围住四面攻打。父亲清晰地记得，那声响并非连绵不绝的枪炮，而是一声沉闷至极的巨响，仿佛地动山摇。“不知是哪支部队，是从西南方向来的。”父亲回忆，“只听得喊话声在山谷间回荡，勒令‘茬鬼子’缴械投降。”

守在炮楼里负隅顽抗的伪军头目叫丁立召，家就在邻村。攻击部队为了减少双方的伤亡，十分明智地把他的老母亲请到阵前劝降。半夜里的半山腰上，一位白发老妪对着炮楼哭喊：“召儿啊，老八路来了，别打了，快投降吧！”然而，亲情并未打动他，丁立召仍依托工事负隅顽抗、拼命还击。

劝降无果，强攻开始。爆破组将成捆的炸药安置在炮楼基座。随着一声巨响，碎石横飞，火光冲天，炮楼的一侧墙体被炸开。混战中，丁立召身披一床湿透水的棉被，如丧家之犬般从火光中冲出，夺路逃生，其余伪军则多在爆炸中毙命。我查阅史料才知道，承担主攻任务的，是滨海军区警备团的一部，同时得到了日照县大队等地方武装的配合。时间是1945年5月8日。

战斗结束后，硝烟尚未散尽，村里便组织村民上山，将那座只剩断壁残垣、昔日作威作福的 “阎王殿” 彻底拆除。父亲跟着爷爷一同前往，不少村民把拆下的石料顺着山路运回家，留作他用。“我和你爷爷捡了些小块石料搬回家，” 父亲笑着说，“后来就用它们垒了猪栏。”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战争留下的废墟，竟成了最实在的建材。

就这样，那座曾经象征着屈辱与压迫的日伪据点，化作了猪栏里的一块块基石，在乡野的炊烟与牲畜的咀嚼声中，完成了它最后的归宿。

我正沉浸在父亲当年讲述的往事里，电视里恰好播出孩子们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画面。那清脆嘹亮的歌声，穿透了半个多世纪的尘埃，与父亲童年记忆深处的枪炮声，在这一刻悄然重叠、交织。

我起身望向窗外，眼前这片宁静祥和的山海之地，很难想象，曾是父亲口中被划分为“汉奸地”与“八路地”的烽烟故土。那支被爷爷藏入瓦罐深埋的短枪，那个被绑在老白果树上奄奄一息的庄长，那位旧伤迸裂的八路军武工队员，还有那些最终砌进猪栏墙上的残石——这些零散的记忆碎片，拼出了父亲那一代苦难而坚韧的童年。

从儿时在炕洞外提心吊胆的守望，到九岁在炮楼废墟里搬运残石，再到后来，他把这些往事一遍遍讲给儿孙聆听。历史就在这代代相传的讲述里，从当年惊心动魄的生死场，化作教科书里的一页文字，也化作六一儿童节里一声悠远的回响。

父亲虽已离去，但他讲了一生的故事，仍在。愿这盛世，如他所盼，再也没有炮楼，只有歌声。谨以此文，纪念父亲九十诞辰。

（2026年6月1日于日照半山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