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书写的真实、厚度与精神光亮——读庞进《向生命致敬》系列
车倜
读完庞进先生的《向生命致敬》系列,最深的感受是: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病中纪事”,也不只是个人病历式的回忆录,而是一组将生命惊险、亲情扶持、医者仁心、文化使命与生死思考交织在一起的纪实散文。它有现场感,有温度,有见识,也有精神高度。
这组文章首先成立于一个“真”字。真病,真险,真疼,真怕,也真感恩。作者写突然晕厥、辗转求医、一次次上手术台,写平躺不能动、穿刺口出血、夜里接尿壶、输液管滴答作响,依凭的都不是空泛议论,而是一个个极具体、极贴身的细节。正因为细节真实,读者才会相信,才会被带入。尤其从《突然晕倒》到《第三次上手术台》《第四次上手术台》《第五次上手术台》,整个过程层层推进,颇具纪实文学的张力,几乎让人跟着作者的心一起悬起来。
更为可贵的是,这组文章并未停留于单纯的个人病史书写,而是写出了病中的“众生相”。医生、护士、病友、亲友、文友、学生,都不是单薄的背景,而是生命剧场中的人物。有人懊悔误信他言、拖延治疗,有人心衰反复、忧心儿子不婚,有人搭桥后又活了二十多年,也有人术后二十天便猝然离世;有人在深夜悉心陪护,有人在关键时刻稳稳接手止血。正是这些人物与故事,撑开了作品的广度,使《向生命致敬》不只是“庞进一人的疾病史”,而成为一个关于病痛、医院、家庭、时代与人性的复合文本。
从精神层面看,这组文章最值得重视的一点,在于作者的“文化人身份”始终在场。庞进既是病者,又是作家、学者、龙文化研究者。因此,病中的他所面对的,并不只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还有“未竟之事如何继续”的问题。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龙书系》启动会、《中华龙凤民俗》《中华龙文化》《中华龙学》的撰写、主编与出版,王国维、梁漱溟、史铁生、金庸、张岂之等文化人物的精神映照,都表明这组文章真正关心的,不只是生命的延续,更是生命的意义。换言之,它所书写的,不只是“活着”,更是“为何而活”“活下来之后还要做什么”。
梁漱溟说:“中国需要我,我不能死。”到了《向生命致敬》这里,这种精神实际上转化为另一种更切身的表达:手头仍有未竟之事,笔下仍有未成之书,所以不能倒下。正因为作者始终怀抱这样的使命感,生命在这组文字里便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延续,而成为一种文化责任的维系。这也使作品超出了普通病中回忆的范围,而带有一种“病而不废”的精神品格。
在思想深度方面,《向生命致敬》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它并未止步于对医生与亲人的感恩,而是进一步进入对生死、命运、偶然性与医学边界的思考。《月圆中秋》从病房所见推及家族中一连串夭亡、病亡的记忆,再落到“万年生命缘一线”与“全力相搏,绝不轻言放弃”,已超出一般病中抒情的层次。《读史铁生》借史铁生关于死亡与活着的思考,引向一种更为从容的生命态度。《又见西京》则写出了作者对现代医学判断方式的成熟理解:医学并不是将疾病彻底消灭,而是在风险与现实之间,帮助人维持一种脆弱却珍贵的平衡。正是这些内容,使作品摆脱了泛泛的感恩与励志,而进入一种更沉静、更有分量的思想层面。
同时,这组文字还有一种难得的时代质感。它真实记录了2018年前后中国的医疗现场,也记录了疫情时期跨国滞留加拿大的个体处境与精神应对。从病房里的加床、排队、会诊,到疫情中的隔离、疫苗接种、感染后的恢复,再到异国生活中仍坚持写作与出书,这些内容都让作品具有了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向生命致敬》并不只是在回忆一个人的疾病史,它同时也是对某个时段社会生活、医疗现实与精神经验的保存。
总体来看,《向生命致敬》至少具有三重意义:其一,是个人生命史的记录价值,它真实呈现了一位心脏重症患者从发病、误诊、转院、手术到长期维持的全过程;其二,是时代的见证价值,它保存了2018年前后中国医疗现场,以及疫情年代个体跨国滞留与精神应对的真实切片;其三,是精神的启示价值,它把一个文化人的生命挣扎,写成了一段“病而不废、危而不倒”的心灵历程。
这组文章有险境,也有转机;有病房,也有书房;有死亡逼近的阴影,也有文化使命撑起的光亮。若进一步统一体例、收束枝蔓、精修语言,这部作品完全有可能成为一部兼具纪实性、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生命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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