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龙

       偶在野外看到羊倌放羊、在电视里看到牧童放牛，又想起自己当年在家乡放猪的情景了。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农村人民公社时代，我还是个十来岁学童的时候，农民们为了卖钱，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有的农户还不止养一头，养的既有长到130斤就算“验上秤”了可以卖的肉猪，也有让它产崽卖钱的母猪。生产队集体也会养几头猪，到春节时宰了给大家分肉吃。猪要多喂食，才能快上膘。可那时候能给它们的“基本口粮”也就是打碎的红薯秧红薯叶、苞谷芯和谷糠等，如果把从野外挖来而人吃剩下的野菜添上，就算是给“天蓬元帅”改善生活了。

       鉴此，生产队长脑洞大开，就让全体农户都把猪交给我们几个学生娃一块放牧。我们呢？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嘛，节假日帮大人给公家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计也乐此不疲。

       每到吃完早饭、午饭该去田里上班的时候，铃声一敲，我们几个“放猪孩子”就分头吆喝：“送猪啦！送猪啦！”然后自己快快地跑到生产队简易的猪圈门口，等候各家各户把自养的猪们送来集合。看着那大小不同、花色各异的猪们进圈，有的低声哼哼，有的默不作响，也有的不经意间被其同伴咬了一口或踩了一脚就嗷嗷嚎叫，这时候，我们就会举起鞭子发号施令：“不要慌，要互相谦让，一人一人地进。”如此一来，猪们也就规矩了许多——其实畜生们哪里听懂听命此等人话，只是惧怕我们甩响的鞭子而已。让猪们在大圈里等待、间或骚动一会以后，等集合齐了，我们便打开猪圈门高喊着：“出发啦！”这时候它们就会争先恐后、一跃而出——猪们不像羊群跟着“头羊”走，而是“无组织无纪律”，但在我们的有效掌控和驱赶下，也都会形成猪的队伍，朝着给其设定的目的地奔去，熙熙攘攘，浩浩荡荡。

        放猪的场地一般选在泥河湾近旁。老家四面是小河，并且可耕地多，不稀罕那些边边角角的地块，那里也就没有垦成农田种上庄稼，但是却长满了形形色色的野草、野菜，包括灰灰菜、马齿苋、毛妮棵、苜蓿、茅草等的叶、茎、根，都可以让猪们大快朵颐；吃饱了，猪们还可以跳到泥河里喝点水、泡个澡，运气好了还可以拱到少许河蚌、泥鳅开开荤。也有时候在收获过的瓜园、豆地、红薯地、玉米地里放猪，它们可以用各自的长嘴巴搜索到残留在地里的歪瓜烂果、豆荚豆籽、大小红薯、长短棒子等，尽情享用。这时候，我和臭妮（其实是男孩）、盘根、麦莲、妮胡等几个“放猪孩子放猪妮子”各把一个方向，只要不让猪们跑到划定的范围以外糟蹋庄稼就行；不同方向把守的难度不同，我们就排序“换防”。

       要看那些猪们的千姿百态，也还真的很有意思：黑的、白的、花的、大的、小的、肥壮的、瘦弱的、安分的、捣蛋的，应有尽有。

       记得前院恩洪大爷家那头诨号“黑老大”的大黑膘猪胃口最好，一到放牧场地，就俯下脑袋快速搜寻、大口吞咽着种种“美味”，还用它那长长的嘴巴朝泥土里拱个不停，野菜、草根、残剩的红薯头或者玉米芯等都来者不拒，一边吧嗒吧嗒地吃，一边还时不时地仰起它那皱纹如沟壑纵横、颜值并不咋滴的脸，时而又得意地乜斜着它那柳叶状的小黑眼睛，忽闪着它那扇子似的大黑耳朵。“黑老大”还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发现有别的猪同伴觊觎它的“美餐”时，它就大步上前，满眼不容冒犯的凶光，“唔唔”如飞机行空，“呼呼”如猛虎巡林，甚至连撞带咬驱赶对方，那声音、那气势，毫不犹豫，毫无斯文，直到对方知难而退才肯罢休，不逊当年“猪刚鬣”完胜“牛魔王”的凛凛威风。

       村东头张荣嫂子是把一头母猪带着一窝猪仔一块交给我们放养的。母猪一身灰白的长毛，却也常常夹杂着污泥，并且有几分瘦削，猪仔们倒长得圆滚滚、胖嘟嘟的，哼哼叽叽，活蹦乱跳，它们有的全身乌黑，有的遍体红白，有的白脊背两边间有几块大大的黑斑，还有的前半身嫩白可后半身像是墨水染过似的黑。这些猪仔都很胆小，一有大猪逼近，它们就赶紧竖起小耳朵瞪着小眼睛，紧张兮兮地躲到猪妈妈的身后，猪妈妈也会提高警惕，保护着自己的儿女们。待到“敌情”解除，猪仔们就狂吃母乳犒劳自己，猪妈妈也就满脸慈爱地躺在地上，叉开了短短的四肢，袒露出厚厚的肚皮，任凭小猪们张开嘴巴使劲吮吸着自己所有的乳头，并且眯缝着眼睛不时轻轻地哼哼着，陶陶然一副无比享受的神态。猪仔们则毫无相互谦让的兄弟情谊，你争我抢，谁强势谁多吃，怪不得人们把那些无情无义的同伴叫做“猪娃兄弟”呢。

       最不老实的是后院泽运哥家那头尖嘴斜眼的大花猪，我们管它叫“花肚子贼”。它一来到放猪的小泥河边，转圈觅食不上五分钟，就仰头竖耳东张西望起来，一旦发现我们“放猪孩子”没注意，它就会撒腿往庄稼地里跑，因为那里无论是红薯还是玉米，大嚼大咽起来都要比在我们给它圈定的区域里来得过瘾。有一次，转瞬间它就把即将成熟的玉米咬断七八棵，祸害得一片狼藉，我和臭妮跑去驱赶它，背上、腿上还都被庄稼秆子、叶子刺拉了好多道血印子，一出汗，生疼生疼的。就这，生产队长还把我们狠狠地熊了一顿。为此我们对这畜生“怀恨在心”，把它当成了重点监控对象。又一次，盘根发现它跑到了红薯地，就指令事先带来的一只名叫“黄黄”的“牧猪犬”前往追击，只见“黄黄”跳起箭步眨眼之间就蹿到了“花肚子贼”身后，对着屁股就是一顿狂咬，只听那畜生“嗷嗷”直叫，尖厉昂扬，声贯四野，不过也凄楚可怜而又有点好笑，其它猪们也都循声张望，停止了觅食。我们趁势上前，使出鞭子、棍子把它“请”了回来，它则沮丧地躺在地上，还肚子一鼓一鼓地喘着气，算是老实了许久。

       放猪一天最大的成绩，除了让好几十号“二师兄”们都差不多吃个肚子圆以外，就是自己夜眠特别香甜，次日早上常常是大人拍打自己的屁股了才睁眼起床。每次出工中的消费，就是从土井里打来的一大瓶生水，渴了就仰起脖颈子咕嘟咕嘟牛饮几大口。其他“标配”是不要的，即使烈日当空连个草帽也不戴，光背、光脚都感觉很爽，一个暑假下来我们每个“放猪孩子”差不多都晒成“非洲兄弟”了，虽然也常遇豪雨洗脸，可总也洗不白。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我已从一枚懵懂顽童变成了一介花甲老叟，其间曾多次给人显摆此事，所遇农村出身的朋友们也都没有过本人这般“放猪”的亲历和见闻。可对于我，却是一段真实而有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