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饱含深情的散文，以“芒种”为弦，拨动了五十年的岁月回响。作者苏志文从1971年支援夏收的白面锅盔写起，到1973年重坪“愚公移山”式的平田整地，再到土法碾场机的轰鸣与“爱国粮”的荣耀，最终落笔于当下麦田消逝的怅然与坚守。这根弦上，绷着的是那一代人用汗水、铁锨和脊梁撑起的土地伦理——既是对“不误农时”的朴素信仰，也是“国家、集体、个人”三位一体的精神印记。文中冯书记的顺口溜、魏书记的土造机器、独自上山修整大字的少年，这些细节如黄土中的金石，铮铮作响。而结尾对“田里无人弯腰”的忧思，则让这篇纪实散文超越了个人回忆，成为对农耕文明根脉的深沉叩问。我们推荐此文，不仅为一段即将被遗忘的岁月存档，更为那份“芒种心气儿”在当代的传承，寻一声回响。

芒种：一根弦上的五十年

（纪实散文）

苏志文（甘肃白银）

       活了七十多年，芒种这个节气，从来都是绷在我心口的一根弦。

       我是甘肃白银水川人。我们这地方，黄河从村前流过，拐了一个弯，把两岸的土地养得肥肥的。对河就是青城，老辈人叫条城。清末进士杨巨川《青城记》上说早先是有城墙的，耄耋辈的老人们不少还上过城墙看风景，如今早已不在了，可青城人还念念不忘，心疼着呢。两岸的人隔着水喊话，喊了几百年，喊出了相同的口音，相同的脾性，也喊出了相同的农时。

       可我们这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不种麦子了。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对不起“芒种”这两个字。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该收了，有芒的稻子该种了。可在我们水川，在青城，芒种时节的大田里，长的是齐膝高的玉米，是绿油油的蔬菜。麦子退出了我们的土地，就像一位老朋友悄悄地搬走了，连声招呼都没打。

       但芒种还来。年年都来。准时得像个守信用的人。

       我常常想，芒种这个节气，不应该只属于麦子和稻子。它属于所有在土地上弯腰的人，属于所有在烈日下流汗的人，属于所有把命系在庄稼上、把庄稼系在天时上的人。麦子不种了，可那份芒种的心气儿，那份“收”与“种”之间的紧迫和庄严，还揣在我们胸口。

       这份心气儿，是五十多年前种下的。

一

       1971年，我在皋兰四中读高一。

       那年夏天，公社派调我们学校去支援夏收。目的地是桦皮川大队麻林坪生产队。到了地方，站在地头一看，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一川的麦子，长得比人高。

       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站在麦垄里，整个人被麦穗淹没，只露出一个脑袋。麦秆有筷子粗，硬邦邦地挺着。麦穗沉甸甸的，金黄里透着褐红，一层一层铺满了整条川，垅挨着垅，穗挤着穗，风吹过来，满川的金色翻滚着，像黄河涨了水，漫上了岸。

       我这一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壮观的麦田。

       镰刀不够，多数人连麦子都没割过。队长急得直跺脚，最后一拍大腿：“别割了，背！”

       从麦地到打麦场，一里多路。没有车，架子车也没几辆。所有的麦子，靠人背。男生背两捆，女生背一捆。两捆麦子竖起来比人还高，扛在肩上，麦芒扎着脖子和胳膊，又痒又疼。一里多路，走几步就要换一次肩。太阳晒着后脊梁，汗顺着腿往下流。

       没有人叫苦。不是不想叫，是没力气叫了。

       那几天，我们从大川渡赶过去。十四五里路，有车的骑车，没车的步行。每天天不亮出门，晚上收工各自回家，十四五里路腿像灌了铅。到家天已黑透，肩膀肿得老高，第二天天不亮又爬起来接着走、接着背。

       可中午那一顿饭，把所有的累都化解了。

       生产队管一顿午饭：白面锅盔，下老番瓜菜。锅盔两面焦黄，掰开冒着热气，麦香味扑鼻。老番瓜炖得烂烂的，汤里飘着几星油花。我们一人端一个大碗，蹲在树荫下，锅盔掰碎了泡进菜汤里，稀里呼噜地往嘴里扒，吃了一块又一块，肚子撑得圆滚滚的，还舍不得放下碗。

       不是馋。是真的太久没吃过这么饱的白面了。

       那时候，各生产队都要缴爱国公粮。种得好的队，缴完公粮，剩下的麦子按人头分，每家每户一年到头吃不了几顿白面。种得差的小队，连公粮都缴不齐。我们平时的主食是玉米面，发糕、糊糊、窝窝头和玉米炒面，吃了上顿吃下顿，吃得人胃里泛酸。

       那顿白面锅盔，我记了五十多年。不是因为好吃，是因为它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丰收，对一个农民来说，不是数字，不是指标，是一碗实实在在的白面。天地把麦子给了人，人把力气给了天地，这笔账，在芒种这个节气里，结得清清楚楚。

二

       1972年年底，我从皋兰四中毕业，回到大川渡本村。

       那一年，皋兰县委、县政府下了大决心，要把水川的农业生产搞上去。县里派来了两位最能干的领导：温兆喜，有名的实干家；冯自多，土生土长在北山区的庄稼人，对土地的感情深得像黄河水，后来还出过一本农业方面的书。

       冯书记有个本事谁都比不了。他能把那些复杂的、离老百姓很远的政治理论，跟地里的庄稼、手里的农活编成顺口溜。一张口，人人都听得懂，人人都记得住，人人听了心里都热乎。

       我们水川这地方，黄河从脚下流，可水够不着高处。重坪那片旱塬，在大川渡东北二十多里外，原本是桦皮川的。六十年初，黄河动辄发大水，冲毁沿岸庄稼。为了抢在冬春季护岸（今湿地公园东头到腊梅嘴约十里滩涂），公社与各大队协商，拿护岸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折算换地。于是，出力最多土地又最少的人口大队大川渡便得到了重坪的多半旱塬。我那时正在大川渡学校读小学，为了帮家里挣工分，寒假一个多月天天跟着大人，背着背斗去近二十里远的桦皮川大坝上（今风景如画的滨河路）背沙石。

       冯书记来了以后，在重坪转了几圈，蹲下来抓了一把土，站起来就说了一段顺口溜，我一个字都没忘：“地在坪上旱，水在山下流。什川也在干，我们争上游！”

       就这四句，把道理说透了。从那以后，“争上游”成了水川人的口头禅。

       后来，他又编了一句更响亮的：“立下愚公移山志，誓叫旱坪变水田！”

       1973年初，我在重坪上了工。这一干，就是一年多，直到1974年3月中旬。

       重坪的土，是白中略带红的胶泥土，厚厚一层，一百多米深，没有一粒石头。这种土细腻、黏重，不保水却保肥，老辈人说它是“油土”，种啥长啥。可它硬，干的时候像砖头，湿的时候黏得像胶。要把这高低不平的旱塬重新整理，高平低填，谈何容易。

       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出当年的平田整地是什么样子。没有挖掘机，没有推土机，连橡胶轱辘的架子车和木制独轱辘推车子也不多。所有的活，全靠一双手，一把铁锨，一把铁镐，一付土筐，人抬肩挑。

       铁镐刨土，铁锨装筐，扁担抬筐。两个人一组，一根扁担抬一只筐，一筐土一百多斤，从高处往低处抬，从远处往近处抬。肩膀磨破了，垫块旧布接着抬；布磨穿了，血渗出来，咬着牙接着抬。一天下来肩膀肿得老高，晚上热水敷一敷，第二天天不亮又上工。

       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度，西北风像刀子割。冻土硬得像石头，一镐头下去，火星子直冒，只崩下一小块。手冻裂了，口子像小孩的嘴，血珠子渗出来，风一吹钻心地疼，用胶布缠一缠接着干。没有人退。冯书记天天在工地上，跟我们一样的土，一样的汗，一样的黑馍馍就咸菜。

       夏天，白胶土晒得发烫，踩上去烫脚底板。汗珠子掉在干土上，“嗞”的一声就不见了。尘土飞扬，呛得人直咳嗽，一天下来，鼻孔里、耳朵里、头发里全是土。

       土填起来了，坑平了，可还有一道工序——夯实。那时候连夯实的工具也不多，石夯、木夯就那么几个。怎么办？人就是夯。工地小憩的时候，大家挤到刚刚填起来的坑里，裤脚陷进松土，一脚浅一脚深地往实里踏。十几个人排成排，喊着号子，一齐踩。松土在脚下一点点沉下去，变得瓷实，变得有骨力。没有夯，我们就是夯。

三

       冯书记带着测绘队，在重坪北面的最高峰山坡上，用铁锨修出了四个十米见方的大字：“愚公移山”。那字真大，从山下远远就能看见，白亮的黄土嵌在青灰色的山坡上，像刻上去的一样。

       有一回，冯书记站在塬上，指着远处说：“什川也在干。咱们要是干不过他们，就不配叫水川人！”什川是皋兰县的“纳税大户”，底子厚，基础好，我们差着一大截。可冯书记不信这个邪，温书记也不信。他们说：“人家是人，我们也是人；人家有手，我们也有手。凭什么干不过？”

       就凭这股子气，水川公社在同期同一年，远远超过了什川！那年秋天，县里下来验收，新平整出来的地里麦子长得黑绿黑绿。缴爱国公粮的时候，我们水川的粮垛子比什川高出了一截。冯书记和温书记，向县委、县政府交了一份扎扎实实的答卷。这份答卷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水川人的汗珠子写的。

       重坪建成后的第一年，1973年，风调雨顺，麦子大丰收。场上麦垛挨着麦垛，褐红色的麦粒堆成了小山。社员们围在麦堆旁边，脸上黑一道白一道，谁也不去擦，都在笑。

       可打碾成了大难题。牲口拉石滚子，慢得让人心急。麦垛越堆越多，雨季就要来了。

       大川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魏志孔，脑子活，胆子大。他蹲在打麦场边上，看着麦垛发愁，愁着愁着，一拍大腿，要造一台碾场机。没有图纸，没有材料，没有现成的经验。他就凭着自己那点机械常识，东拼西凑，把铁管、轴承、电机、皮带轮拢到一起，土法上马，敲敲打打，还真折腾出了一台机器——人坐在上面，一按电钮，石滚就转起来，在麦场上画着圈地碾。

       一试，麦粒刷刷地往下掉，比牲口拉滚子快了不知多少倍。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那台机器轰隆隆地转，心里痒得不行。魏书记一眼看穿了我，招招手：“来，试试。”

       我坐上去，手按电钮，石滚缓缓转动，越转越快。麦秆在滚子下面被碾压、揉搓，麦粒一颗颗脱落出来。那声音沉稳而有节奏，像大地的脉搏。我坐在上面，随着机器一起一伏，觉得自己不是在碾麦子，是在驾驭着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那一按，我就上了瘾。

       就那一年，芒种之后，我跟那台土造的碾场机结下了一个多月的缘分。那一个多月里，我天天坐在那台机器上，从早到晚。中午别人都下了机器，端着碗蹲在场边吃，我不肯下来，一只手按电钮，一只手端碗，一边碾麦子一边吃饭。魏书记看见了，笑骂：“你个娃娃，还没完了？”麦糠像雪花一样飘起来，落在头上、肩上、碗里，我也不在意。

       就那一年。后来我再也没有坐过那台机器，可那一个多月的记忆，像刻在骨头里一样，一辈子忘不掉。

       那些年，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趁干打几场，先缴爱国粮。新麦刚下场，还带着太阳的温度，就装进麻袋，拉到公社粮站。看着一袋袋麦子被扛进粮库，心里觉得骄傲——这是我们种出来的，这是我们碾出来的，这是我们先交出去的。

       那时候的人，觉悟都高。说不上什么大道理，可心里都明白：国家利益、集体荣誉、个人价值，这三样东西从来不是分开的。公粮交足了，国家稳当，集体光荣，自己也踏实。冯书记那句顺口溜——“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把三样东西串在了一起。现在的人可能觉得这话太老套，可我们那代人，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重坪工地上的事情，还没有完。那四个大字“愚公移山”，风吹雨淋，时间长了，字迹模糊了。雨水冲出沟痕，山草从边缘长出来，一点一点蚕食着那些白亮的黄土。我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

       有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扛了一把方头铁锨，一个人爬上了那座最高峰。找到那四个大字的位置，开始一锨一锨地修整。用方锨把字沟里的旧土和杂草铲掉，抛到字的外面去。每一锨都要小心，不能铲多，不能铲偏，要沿着原来的笔画走。“愚”字最难修，笔画多，沟沟道道拐来拐去，我蹲在那里，一锨一锨地清，一锨一锨地修。方锨铲在硬土上，发出“咔、咔”的声音，在清晨的山坡上格外清脆。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四个大字重新显露出来，白亮亮的，嵌在青灰色的山坡上，像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新鲜。我站在山顶往下看，重坪的田地一块一块铺展开去，麦子青青的，像一片绿色的海。

       后来，魏书记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在一次总结大会上，他专门提了一句：“咱们有个年轻人，不声不响地，一个人上山把‘愚公移山’四个字重新修整了。一锨一锨地铲，把旧土杂草清掉，让字重新亮出来。这种精神，就是愚公精神！”他没点我的名，可台下好多人都扭头看我。我低着头，心里热乎乎的。那是我刚踏入土地受过的最高的表扬。

四

       1974年3月中旬，我在重坪的劳动告一段落。大队选我去皋兰县文化馆学习画画，还要参加《甘肃日报》驻皋兰记者站许承安站长和马副站长组织的下乡采访活动。

       我走的那天，回头看了一眼重坪。刚开春，冬小麦已经返青，绿得发亮。远处的打麦场上，那台碾场机静静地蹲在场边。我抬头望向北面的山坡，那四个大字在晨光里白得发亮。我在心里跟它们说了一声再见。

       后来的日子，我跟着许站长和马副站长跑了皋兰的一些乡镇，下乡入社，采访那些种地的、修渠的、积肥的、交粮的。我一边学画画，一边学写报道。可不管走到哪里，我心里最惦记的，还是重坪那片地，还是芒种时节场上的麦香，还是山坡上那四个大字。

       那一段经历让我明白：土地上的故事，得由土地上的人来写。我写的每一个字，画的每一笔，都是有根的。

       后来，一切都变了。

       包产到户以后，麦子慢慢就没人种了。先是少数几户，后来是半个村子，再后来，整个水川、青城，黄河两岸再也看不见一片麦田了。镰刀一把把生了锈，有的进了废铁堆，有的被民俗馆收走，成了岁月的摆件。

       家里的那把旧镰刀，每年芒种前后我还会取下来擦一擦——算是给从前留个念想。

       日子是好过了。路修平了，自来水通了，看病能报销了，每月还有养老金。可有些东西，也跟着变了。如今村里吃低保的人，有些身子骨比我硬朗得多，却早早地不再下地。地包给别人种，或者干脆撂荒，长满了草。他们每天在村道上散步，在墙根下晒太阳，聚在一起打麻将，说起保养来一套一套的。

       我不反对保养。可你才五十出头，腿脚利索，却连自家地里的玉米都不肯种一棵，这就不是保养，是丢了魂。芒种芒种，你连“忙”都不忙了，还算什么“种”？地不种会荒，人不种也会荒。低保能保你吃穿，保不了你心里的那根弦。

       我没说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可我每天不管芒种不芒种，还是要下地。哪怕只是除除草、浇浇水，松松地，打打药，也要在田埂上站一站，弯一弯腰。不是闲不住，是不沾泥土，就觉得自己跟这片地没关系了。

       如今，我七十多了。

       重坪的“农场”还在，只是改制成了白银区重坪园艺场，把土地承包给了私人，打了大棚种蔬菜瓜果，早就不种麦子了。那台碾场机，早就不见了踪影。魏书记不在了。冯书记不在了，他出的那本书，我搬了几次家都没舍得扔。温书记不在了。许站长和马副站长，也多年没有音讯。青城的城墙早已不在了，可青城人还念念不忘。重坪山坡上的那四个大字，早已被岁月忘记。可它们在我心里，永远白亮亮的。

       可芒种还来。

       每年芒种前后，我都要特地到水川上下包括我战斗过的重坪走走。看看玉米，看看蔬菜，看看黄河水涨了没有。地里的活我还是干，虽然干不动重的了。儿子儿媳不让我下地，我不听。

       这片地，我种了一辈子。它让我吃饱了饭，养活了一家人，把我的手磨粗了，把腰弯了。可它也给了我一样别处给不了的东西——踏实感。

       芒种教会我的，就是两个字：不误。不误农时，不误天时，不误地力，不误自己。你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你一年。

       冯书记那段顺口溜，我记了五十多年：“芒种忙，麦上场。镰刀快，石滚响。爱国粮，先缴上。人心齐，地不荒。”

       丙午芒种已过。我的心情不知为何有些沉重。天行有断，人有双手。这根弦在我手里绷了五十多年，还没断。

       有一天我绷不动了，会有人来接。也许是我儿子，也许是别人。

       但这块地不会荒。芒种也不会来错。冯书记那些顺口溜，还会有人记着。山坡上那四个字——愚公移山——也会有人记得。我当年在重坪坐在碾场机上那一个多月的故事——也会有人说下去。

       可我最怕的，是有一天，芒种来了，田里却没有人弯腰了。那才是真正的断弦。

       （2026年芒种后记于白银水川大川渡曾家街）

作者简介：苏志文，网名东风第一枝。中学高级教师。中国诗词研究会、甘肃诗词学会、白银市诗词楹联家协会、白银市作协会员。《白银区志》水川史料撰稿人。其《〈西厢调〉小曲》为白银市获得国家级非遗"曲子戏"。《白银民间民俗文化集》责编。拟出版第一部书《等你，在之字形的路口》（苏志文爱情散文诗集）。诗词歌赋散文杂文评论散见《中国诗词》《甘肃诗词》《黄河诗阵》《兰州诗词》《人民日报号》《凤凰网甘肃》《大西北网》《澎湃新闻》《今日头条》《诗韵楼观》《都市头条》《西安头条》《黄河四潮》《中华诗词学会城镇诗词》《中华文明导报(白银周刊)》《商海诗潮》《中华诗赋集锦》《文化网诗词》《力军文学》《神州文学家园》《白银文学》《人文白银》《世界先进文化》《炎黄文学》《白银日报》《黄河文艺微刊》《全国百家经典》《青城诗词》等国家级和省市级报刊及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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