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山

禾木

8-9岁的我背起书包上学，一定会经过绪山的门口，他估计有四十多了，浑圆的脸上没有多少绉纹，按辈份讲他是我叔爷。

火红的年代，人民公社化轰轰烈烈地进行，在“形势大好”状态下，太阳还没出山，一路哨声的生产队长就像蛇在村里游动，半睡半醒的社员们用毛巾洗一把脸，带上工具，急匆匆下田。

绪山不急，他的右腿从大腿根部就没有了，借助一双特制的拐杖，向前伸出扎地，再用两只腋窝和双手将自己用力悬起来，左腿再向前跳去，每一步很吃力，速度也很慢。方圆几里内的社员都说绪三是个 “残废人”。依据“五保户 “的政策，生产队无偿供给粮食，但不够吃。偶有蔬菜也是好心人给两把，日常的人情往费更无着落。那贫困的年代，年轻劳动者无法维持一年的衣食温饱，一个残废人如何能安闲度日呢。

绪山外出讨饭后生活开始改变，两间茅草盖顶的房子，一个人居住很宽松，里间有张床，床头两个放衣物的木箱，与床相对的窗边是土坯的锅灶。外面的屋子有一张饭桌，两张长条的板凳，一把椅子留给重要客人坐，绪山自己则坐在另一把更宽大的椅子上，我们这些“小屁孩”们有时去他家里席地而坐，拗不过我们的要求，绪山讲他 “周游城市”的故事，口水四溅的时候，他就拾起桌边的拐杖，去里屋里取东西，出来时给每个小家伙一颗“大白兔“，因此绪山的家里孩子不断。

天下最会讲故事的人一定是绪山——我们那群从未见过世面的孩子都这么认为。他说大城市楼如山一样高，出门都坐汽车，自行车家家都有，公园里开满鲜花，男男女女牵手同行。城市人穿着体面，出手大方，他们对残疾人十分同情，给饭菜不说，还经常给钱，二分、五分是常有的事。最初去城里，住在桥洞和屋檐下，受冷挨冻，虫叮蚊咬，没多久就住到街后的小旅馆里，因为他有钱了……，绪山强调，他除了过年想回家，其它时候就想在城市讨饭，无忧无虑，无牵无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出可不是买票上车那么简单，社员外出须备钱和粮票，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大队开介绍信，在生产队长和大队主任双双同意的情况下，白纸黑字红章的介绍信才给到你的手上，经过哪里、几天归来、去目的地做什么，介绍信上都一清二楚。残疾人则很容易开出介绍信，且期限是半年或一年。过完年后，绪山就在脖子上挂个很大的布袋子，然后一挪一挪地前行，方向是合肥、芜湖、南京……，村上人目送他远去，不无几分感慨，残废人可以东奔西跑，出县出省，手脚健全的社员却走不出村周边两里远的田界。 

1974年的雪也来得很早，寒风中有条消息很快在小学生中传开，“绪山回家了”，可能是“大白兔”的 魔力，也可能是高楼大厦的诱惑，孩子们一起涌进他两间的屋子，他像公社大领导一样招呼好久不见的小家伙们，孩子们在享受一颗软糖后齐声呐喊要听故事，绪山很高兴，他告诉我们这次去了一次“天堂”，在苏州讨饭之余，还去好几个园子转转……绪山高兴地说，那都是神仙住的地方，他还说一件更离奇的事，在园子里转晕了，回不了小旅馆，后来有人用小车送他去居住的地方，那可——可——是领导坐的车。说到这，他满眼放光，嗓音有几分抖动。

听完故事的同学在回家的路上，激烈争论绪山的“幸福生活”：不下田劳累，还能吃上城人的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限制 ，还能讨到许多的钱，玩了苏州不说，还能坐上领导的小车……这退款还有好事情怎么都让绪山赶上了，何况他还是个缺一条腿的残废人。

大家不紧不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衣服破旧、浑身哆嗦的后荣同学突然站住 ，十分认真说：“我再过几年，要像绪山那样到大城市去讨饭，大队不开介绍信 ，我就把自己的腿打断”，争论戛然而止，空气也像凝固了，几个人都张大嘴巴，但说不出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