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命致敬23•回声 

庞进

若我的亲身经历能对他人有所启发，能让人多一分警觉、多一分珍惜、多一分对生命的敬畏，那我的这些文字就没有白写。——题记

2026年5月12日至6月4日，我通过网络媒体，先后发表系列散文《向生命致敬》二十二篇。文章每篇都引起了过万读者的关注，一些网友还留言、撰写了读后感，在此一并致谢。

有网友提出若干问题，这里择要答复如下。

有人问：你多次上手术台，先后共植入六枚支架，为什么医生不一次就把六枚支架全放进去？

这个问题，乍看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心脏支架手术，并不是哪里堵了就往哪里放，也不是支架放得越多越好，更不是像修水管那样，一次把所有“堵点”全都疏通就算完事。医学面对的，从来不是一张静止的造影图，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看堵塞的位置，看病变的轻重，看血管是否完全闭塞，看有无钙化、扭曲、侧支循环，还要看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能不能耐受较长时间的手术，能不能承受更多造影剂和更大的风险。

像我的病况，并不是一两处简单狭窄，而是三支病变并累及左主干，其中还有百分之百闭塞的病变。这样的冠心病，已属于复杂而凶险的一类。医生做手术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一次放几个支架最漂亮”，而是“先救哪条最关键的血管”“先打通哪条最能改善供血、降低眼前风险的通路”“哪些地方当时有条件做，哪些地方即便想做也未必做得通”。所以，到西京医院后，李成祥大夫先为我处理的是右冠、左前降支、左主干这些更关键的部位；至于那条左回旋支，因为原本就是慢性闭塞，病变复杂，位置又偏远，虽然后来也曾多次尝试，终究未能完全开通。

再者，手术并不是做得越久越好。一台手术若处理的病变过多，时间就会拉长，使用的造影剂会增多，辐射暴露也会增加，发生出血、穿孔、血栓、心律失常等并发症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尤其像慢性完全闭塞这种病变，本就是冠脉介入中最难的一类，导丝未必能够通过，球囊未必能够扩开，支架也未必能够顺利植入。在这种情况下，分次进行、先易后难、先重后轻，往往比一次硬做到底更安全，也更符合成熟的医学判断。

还有一点，人们或许觉得，只要血管堵了，就一定要把它打通；可医生看问题，往往不是只看“堵没堵”，而是看全局。有些血管虽然闭塞了，但周围已经慢慢形成了侧支循环，身体自己修出了一些“便道”和“小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偿供血。这样的病变，医生就会反复权衡：继续硬做，收益有多大？风险又有多高？值不值得为了一条未必非通不可的血管，再去冒一次很大的手术风险？这也正是李成祥大夫当年针对我的左回旋支病变，所说的“可做可不做”的深层含义。

所以，后来我回过头看，便越来越明白：我先后多次上手术台，冠脉里总共植入六枚支架，并不是医生“不肯一次做完”，而是我的病情本就复杂，很多病变只能分期处理，很多决定都必须在救命、通血、风险、耐受和长远收益之间反复权衡。医学不是逞强，不是赌气，更不是图一时痛快。真正成熟的治疗，从来不是“一次做完所有事”，而是在最合适的时候，做最该做、也最做得成的那一部分。

还有人问：患冠心病后，一般会植入几枚支架？

这个没有一定，因人因病而异。我的患冠心病的亲戚、朋友、同事中，有植入一枚的，有植入两三枚、三四枚的。我住院时同室的一位病友，先后植入了七枚支架。媒体上也曾见报道：有人体内植入了九枚支架；某政坛人物晚年先后植入支架十二枚，最终活到九十多岁。可见，支架对改善冠脉供血、延续生命，确实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但支架并不是“一放了之”的护身符，一个人植入支架后能活多久，往往还取决于规范服药、长期复查、控制基础病和自我保养等多方面因素。

有文友发帖道：“庞老师这一组文章基本都看了，想不到庞老师有这样的患病经历，许多人对自己的疾病都是讳莫如深，庞老师能够毫无保留地予以分享，对同样病例的人是很好的参考与警示，这件事本身很显庞老师的胸怀与格局！古话讲仁者寿，望庞老师好好保重，福寿绵绵！”[抱拳][抱拳][抱拳]

谢谢这位文友温暖而有分量的留言。

生老病死，人人都绕不过去。这段患病经历，于我而言，确实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生命考验。之所以愿意把这些过程较为完整地、不避讳地写出来，一方面是想给自己、给社会留下一份真实记录，算是对自己的生命、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一个交代——而且，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其生命的时光，总要靠写作来填充、来度过；另一方面，也确实希望能给有类似经历、类似病情的人一点参考和提醒：有些弯路能少走一点，有些警钟能早响一点，有些该重视的事，千万不要轻忽。若我的亲身经历能对他人有所启发，能让人多一分警觉、多一分珍惜、多一分对生命的敬畏，那我的这些文字就没有白写。

至于“胸怀与格局”之评，我当视作鼓励。

愿大家都能保重身体，平安康健！

作者简介：庞进 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加拿大中文作家协会副主席，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20世纪70年代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至今发表各类作品逾千万字，出版《创造论》《中华龙文化》（上中下）《中华龙学》《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平民世代》《庞进文集》等著作五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陕西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