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同志”的历史探源
□陈耿之/文
“同志”二字,今日听来,自有一番庄严气象。然而它并非近代才有的新词,在五百年前王阳明与弟子们的讲学往来中,便已频频出现。那时这二字的意思,比现在要朴素得多,却也醇厚得多——不过是“志同道合的人”罢了。
事情的缘起,还要从潮州这边说起。明正德、嘉靖年间,有一位叫薛侃的潮州人,拜入王阳明门下,深得心学之传。他回到岭南之后,一面讲学,一面聚徒,竟然把潮州一带的心学风气带动起来,蔚然成观。王阳明远在越中,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甚慰。他曾说:“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这句话分量不轻——天下那么大,讲学之地那么多,而王阳明偏偏说,志同道合者之盛,没有能超过潮阳的。这既是对薛侃的嘉许,更是对那些散布在岭南山水之间、默默向学的年轻人的肯定。
那么,王阳明所说的“同志”,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细看当时的语境便知,他们不是什么政治上的盟友,也不是结社立派的同党,而是一群共同立志于“圣贤之学”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起追求修身养性、践行“致良知”理念的学者和弟子。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只要真正立下了成圣成贤的志向,无论他来自繁华的都会,还是偏远的乡野,都可以称之为“同志”。地域不是界限,身份也不是门槛,唯一的纽带,就是那颗向善向道的心。
薛侃在这方面,可谓深得师门真传。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消息传到岭南,薛侃悲痛不已。他当即联络各方同门,“率侨与四方同志欧阳南野、魏水州辈数十人,朝夕哭焉”。这里的“同志”,指的就是那些与薛侃一样师从王阳明的同门师兄弟。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因为在共同的精神追求下,生出了深厚的情谊。这份情谊,超越了地域的隔阂,也超越了时间的阻隔。
读薛侃的传记,有一处细节颇令人动容。王阳明去世后,身后之事尚未安排妥当,薛侃便与诸位同志商议,一面料理丧葬,一面整理遗稿,一面又筹划建书院以延续师门讲学之风。后来他们在杭州建了天真书院,把散布各地的“同志”重新聚集起来,使阳明心学在东南一带得以薪火相传。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同志”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结,心学恐怕很难在短短几十年间遍及大江南北。
“同志”这个词,放在明代心学的语境里,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它强调的是“同其志向”——这个志向,不是功名利禄的追逐,也不是诗文词章的雕琢,而是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共同坚守。薛侃曾在书院中反复告诫弟子:一个人若是没有志向,便如无舵之舟,漂荡终日不知何往;若是有了志向而又能寻得志同道合之人互相砥砺,则进德修业便不再是孤军奋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会那么珍视“同志”之间的情谊。
说起来,王阳明和薛侃这一脉对“同志”一词的使用,其实是对古老儒家传统的一次激活。《论语》里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朋”字,本就有同道的意思。只是宋明以后,随着书院讲学之风的兴盛,“同志”这个词才更频繁地出现在儒者的书信和语录里。王阳明常说“求同志之助”,意思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一个人走太孤单,需要有人相互扶持、相互印证。这种对精神共同体的渴求,可以说贯穿了他后半生的讲学生涯。
回望这段历史,或许能让我们对“同志”二字生出几分新的理解。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新词,也不是哪一个人的独创,而是浸润在儒家血脉里的一种情怀——志同,而后道合;道合,而后相亲。五百年前的潮州山水间,那些围坐在薛侃身旁听讲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想到,他们之间一声朴素的“同志”,竟能穿越如此漫长的时光,依然温暖如初。
近日,我填有一词,刚好用来作本文的结束语。《永遇乐·纪念薛侃辟中离洞五百周年》:
桑浦凝青,古溪萦碧,五百年度。
斧凿岩阿,中离开洞,心学传南土。
龙峰设帐,英才云集,大钦亲承师语。
溯前尘,疏渠济野,一腔守仁长驻。
潮安新启,百千万策,文旅融铺乡路。
寻迹溪山,赓扬梓韵,同志声犹煦。(注)
先贤遗训,知行合一,化作田园佳处。
凭栏望,韩公文脉,诗承李杜。
【注释:王阳明(守仁)曾高度评价薛侃在传播心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提到其家乡潮州地区追随心学的群体。王阳明的原话是:"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
(丙午马年榴月写于潮州)
作者简介:陈耿之,广东省潮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潮州市关工委主任、国家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出版著作二十四部,主要有《陈耿之小说选集》《陈耿之散文选集》《陈耿之诗词选集》诗词联选《清音集》。散文《井冈山的紫玉兰》获2015年中国散文年会一等奖,并被收入《中国最美散文》(第一卷);《陈耿之诗词选(十二首)》曾获全国第十一届“天籁杯”中华诗词大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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