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同志”的历史探源

               □陈耿之/文

       “同志”二字，今日听来，自有一番庄严气象。然而它并非近代才有的新词，在五百年前王阳明与弟子们的讲学往来中，便已频频出现。那时这二字的意思，比现在要朴素得多，却也醇厚得多——不过是“志同道合的人”罢了。

       事情的缘起，还要从潮州这边说起。明正德、嘉靖年间，有一位叫薛侃的潮州人，拜入王阳明门下，深得心学之传。他回到岭南之后，一面讲学，一面聚徒，竟然把潮州一带的心学风气带动起来，蔚然成观。王阳明远在越中，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甚慰。他曾说：“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这句话分量不轻——天下那么大，讲学之地那么多，而王阳明偏偏说，志同道合者之盛，没有能超过潮阳的。这既是对薛侃的嘉许，更是对那些散布在岭南山水之间、默默向学的年轻人的肯定。

       那么，王阳明所说的“同志”，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细看当时的语境便知，他们不是什么政治上的盟友，也不是结社立派的同党，而是一群共同立志于“圣贤之学”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起追求修身养性、践行“致良知”理念的学者和弟子。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只要真正立下了成圣成贤的志向，无论他来自繁华的都会，还是偏远的乡野，都可以称之为“同志”。地域不是界限，身份也不是门槛，唯一的纽带，就是那颗向善向道的心。

      薛侃在这方面，可谓深得师门真传。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消息传到岭南，薛侃悲痛不已。他当即联络各方同门，“率侨与四方同志欧阳南野、魏水州辈数十人，朝夕哭焉”。这里的“同志”，指的就是那些与薛侃一样师从王阳明的同门师兄弟。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因为在共同的精神追求下，生出了深厚的情谊。这份情谊，超越了地域的隔阂，也超越了时间的阻隔。

      读薛侃的传记，有一处细节颇令人动容。王阳明去世后，身后之事尚未安排妥当，薛侃便与诸位同志商议，一面料理丧葬，一面整理遗稿，一面又筹划建书院以延续师门讲学之风。后来他们在杭州建了天真书院，把散布各地的“同志”重新聚集起来，使阳明心学在东南一带得以薪火相传。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同志”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结，心学恐怕很难在短短几十年间遍及大江南北。

      “同志”这个词，放在明代心学的语境里，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它强调的是“同其志向”——这个志向，不是功名利禄的追逐，也不是诗文词章的雕琢，而是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共同坚守。薛侃曾在书院中反复告诫弟子：一个人若是没有志向，便如无舵之舟，漂荡终日不知何往；若是有了志向而又能寻得志同道合之人互相砥砺，则进德修业便不再是孤军奋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会那么珍视“同志”之间的情谊。

      说起来，王阳明和薛侃这一脉对“同志”一词的使用，其实是对古老儒家传统的一次激活。《论语》里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个“朋”字，本就有同道的意思。只是宋明以后，随着书院讲学之风的兴盛，“同志”这个词才更频繁地出现在儒者的书信和语录里。王阳明常说“求同志之助”，意思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一个人走太孤单，需要有人相互扶持、相互印证。这种对精神共同体的渴求，可以说贯穿了他后半生的讲学生涯。

      回望这段历史，或许能让我们对“同志”二字生出几分新的理解。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新词，也不是哪一个人的独创，而是浸润在儒家血脉里的一种情怀——志同，而后道合；道合，而后相亲。五百年前的潮州山水间，那些围坐在薛侃身旁听讲的年轻人，大概不会想到，他们之间一声朴素的“同志”，竟能穿越如此漫长的时光，依然温暖如初。

      近日，我填有一词，刚好用来作本文的结束语。《永遇乐·纪念薛侃辟中离洞五百周年》：

       桑浦凝青，古溪萦碧，五百年度。

       斧凿岩阿，中离开洞，心学传南土。

       龙峰设帐，英才云集，大钦亲承师语。

       溯前尘，疏渠济野，一腔守仁长驻。

      潮安新启，百千万策，文旅融铺乡路。

      寻迹溪山，赓扬梓韵，同志声犹煦。（注）

      先贤遗训，知行合一，化作田园佳处。

       凭栏望，韩公文脉，诗承李杜。

【注释：王阳明（守仁）曾高度评价薛侃在传播心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提到其家乡潮州地区追随心学的群体。王阳明的原话是："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

                     （丙午马年榴月写于潮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