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考城隍

作者/李亚平

书接上回。

话说那成名离职之后，骑着小电驴穿过了大半个城市，夜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像一蓬乱草。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不能再待在那里了。后来他回了老家，一个三四线的小城，在父亲的五金店里帮忙，每天搬货、理货、给顾客找零钱。日子一下子慢了下来，慢得像冬天屋檐下滴落的冰水，一滴，一滴，又一滴。

这一回，不说成名了，说一个叫宋焘的人。

宋焘，二十四岁，某知名培训机构的金牌讲师。他教的是公务员考试，行测、申论、面试，无所不精。他的课总是爆满，学生来自天南海北，有应届毕业生，有辞职备考的白领，有边带孩子边做题的宝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岸。

上岸，这两个字在宋焘嘴里翻来覆去地说了几百遍，说得他自己都快不认识这两个字了。可他不敢停下来，因为他的KPI和这两个字绑在一起。学生的上岸率，等于他的续班率；他的续班率，等于他的收入；他的收入，等于他在这个城市的立足之地。

宋焘每天的生活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闹钟。早晨七点起床，八点到公司，备课、磨课、试讲，下午两点开始上课，一直讲到晚上九点。中间只有四十分钟吃饭，他通常边吃边回复学生微信。九点下课之后，还要留下来批改作业、答疑、开会复盘，到家往往已经十一点多了。

洗个澡，躺床上刷手机，看到同行发的朋友圈——“凌晨两点，还在给学生答疑。”他立刻睡不着了。不是嫉妒，是焦虑。别人在卷，他不卷，就会被甩在后面。

于是他也开始在凌晨发朋友圈了, 有时是正在批改的作业时，有时是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有时是喝着一杯凉透了的咖啡时。配文永远是那几句：“奋斗的路上，不孤单”，“凌晨的这座城市，你见过吗”,  “星光不问赶路人”。点赞越来越多，评论都是“宋老师辛苦了”, “宋老师真敬业”，“宋老师注意身体”。

他一条一条地回复：“不辛苦”、“应该的”“习惯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凌晨的朋友圈，有一半是提前拍好的，存在手机相册里，设好了定时发送。他根本不在办公室，他在床上躺着，手机屏幕的蓝光照着他的脸，眼眶下面是两团青黑。

那年秋天，公司推出了一个新项目——“城隍计划”。美其名曰“助力学员上岸”，实则是一场内部淘汰赛。全公司一千多名讲师，按照学生的上岸率、续班率、满意度评分，进行排名。前一百名，晋升高级讲师，涨薪百分之三十。后一百名，进入“观察期”，再培训、再考核，不合格者末位淘汰。

宋焘不想进后一百名，也不想争前一百名。他只想安安稳稳地做自己的事，教好自己的课，对得起每一个学生。可这个行业不允许你“安安稳稳”。你不争，别人争了，你就掉下去了。掉下去，就是裁员。

他开始疯狂地卷。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凌晨一点还在回学生微信，早晨六点就爬起来备课。周末也不休息，加开冲刺班、押题班、模考班。他的嗓子哑了，含着润喉糖继续讲。胃病犯了，揣着胃药继续讲。发高烧到三十九度，吃了退烧药，硬撑着上了三个小时的课。下课后，扶着墙壁走到休息室，一头栽在沙发上，浑身发抖。

同事发现了，叫了救护车。他在急救室的床上，看着头顶惨白的灯光，流眼泪。不是疼，是委屈。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自己这样值不值得，不知道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护士给他量了血压，高压一百六，低压一百一，皱着眉头说：“你这么年轻，血压怎么这么高？”

宋焘没说话，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课——明天的课还没备完，后天的模考卷还没出，下周的家长会还没准备。他不想想，可脑子不停地转，像一台关不掉的机器。

一个月后，排名出来了。宋焘排在第九十七名，堪堪挤进前一百，拿到了“高级讲师”的聘书。他接过聘书的那个瞬间，手没有发抖，心跳也没有加速。那张纸薄薄的，印着公司的logo，盖着红色的公章。他看了一眼，把它塞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经有一摞这样的聘书了，每一张都落满了灰。

那天晚上，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学生给他发了条微信。那是他刚入行时带的第一批学生，一个从山村里考出来的女孩，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她考了三年，终于上岸了，成了县里的一名公务员。女孩在微信里说：“宋老师，谢谢你。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宋焘看着那条消息，眼眶忽然酸了。他想起第一年上课的时候，他还不用凌晨发朋友圈，不用卷KPI，不用抢排名。那时候他只是想帮那些学生考上，别的不在乎。

后来呢？后来他忘了。

他给那个女孩回了消息：“加油，好好干。”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他想起老家的父亲。一辈子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来没跟人争过什么。村里人修路占了他们家三分地，父亲没吭声；邻居家的羊啃了他家的麦苗，父亲也没吭声。宋焘小时候不懂，觉得父亲窝囊。长大了才明白，父亲不是不争，是不屑争。他种他的地，收他的粮，饿不着冻不着，心安理得。

宋焘拿起手机，退出了所有工作群。然后打开备忘录，开始写辞职信。写了删，删了写。反反复复，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只写了一句话：“我想种地去。”

第二天早晨，他把辞职信打印出来，签了名字，放在领导的桌上。

领导姓张，是公司的副总裁，也是宋焘的伯乐。当初正是张总把他从一堆简历里挑出来的，一路提拔，一路栽培。张总看到那封辞职信的时候，愣了好一会儿。看着信上那行字“我想种地去”，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宋焘，眼眶微红：“宋焘，你是我带过最好的讲师。”

宋焘张了张嘴，想说“对不起”，想说“谢谢”。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张总摆摆手，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茶叶，递给他：“老家带的，你尝尝。比咖啡好。”

宋焘接过那盒茶叶，手心发烫。那是一盒再普通不过的铁观音，超市里几十块钱一盒。可他拿着那盒茶叶，比拿到任何一张聘书都觉得沉。

他退出了公司的微信群，删掉了所有同事的联系方式。不是绝情，是想跟自己过去告个别。然后他收拾好东西，提着那个旧书包，走出了那栋他待了三年的写字楼。

阳光有些晃眼，他眯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桂花的香味，甜丝丝的。他以前怎么没闻到？

后来，宋焘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小小的自习室。不是培训机构，不讲课，不卖课。只是给那些备考的学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空间。一张桌子，一盏台灯，一个插座。一个月收费象征性的一点钱，管水电，管Wi-Fi。

自习室里人不多，十几个座位，每天坐得稀稀拉拉。来的都是考公、考研、考编的年轻人，脸上都带着那种宋焘太熟悉的焦虑。他不讲课，只是偶尔走过去，给他们倒杯水，说一句“别太累”。有时跟他们聊两句，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为什么考试、以后想做什么……聊着聊着，慢慢就散了。

有一个女孩，来了三个月，每天从早坐到晚，雷打不动。宋焘有一天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考什么？”女孩抬起头，眼睛里有红血丝：“什么都不考。我辞职了，不知道干什么，就来坐坐。”

宋焘没再问了。

后来那个女孩在自习室坐了大半年，找到了新工作，临走时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写着：“宋老师，谢谢你。”宋焘把那张纸条贴在墙上，和那些年学生寄来的明信片、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手写感谢信，贴在一起。

墙渐渐满了。纸叠着纸，字叠着字。

他没有再发过一条朋友圈。

异史氏曰：蒲松龄写《考城隍》，说的是人死后去考城隍，考上了也得等前任死了才能上任。如今的考公何尝不是如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桥那边不一定就是岸。宋焘走出那栋写字楼，没有考上城隍，他只是回家了。那盒铁观音，比什么聘书都香。

正是：

考公培训卷破天，凌晨两点还在线。

宋焘血压飙一百，排名挤进前百边。

学生上岸他欣慰，自己却在迷途间。

辞职回乡开自习，一盏台灯照少年。

莫道上岸是唯一，上岸之前先看岸。

欲知这自习室里的年轻人们各自有怎样的命运，还有哪些内卷圈的奇闻，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