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不动声色地开口了：今天大家揭发批判的都是事实（此时我观察工作队有点喜形于色，好像在说这个批判会开得成功，他们胜利了），但是（此时工作队脸色晴转多云）这些事实都不能算是错误，我只有3点说明：

1.说我只读古书，不读毛主席的书，我不能接送，也不是事实。我爱读古书，本身就是优点，不能算错误，而且都是新华书店卖的书，不是我在哪里弄来的坏书。

揭发我读《红楼梦》读了3遍，我认为《红楼梦》是好书，不是毒草。毛主席说《红楼梦》要读5遍，我还没有达到他老人家的要求。

说我不读毛主席的书，完全是凭空捏造，从号召读毛主席“老三篇”以来，我每天有空就读，就背。如若不信，此时我可当着工作队的面，一口气把“老三篇”背出来。

2.说我爱读唐诗宋词是错误，我不接受。古诗古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我不能污辱我们的祖先，不能污辱历朝历代的先贤。

我爱读古诗词，也包括毛主席诗词，现在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册子共有32首，包括郭沫若与柳亚子先生两首，我都可以当场背诵出来。

3.说我是“三家村”的黑爪牙，这完全是污蔑。我与“三家村”无任何关系，《燕山夜话》这本书我看过，我水平低，看不出有毒没毒，反正我是在新华书店买的，即使有毒我也是受害者。

此刻会场上很寂静，少数人在窃窃私语。工作队表现很尴尬，只好宣布散会。

这场所谓“专题批判会”虽然以我胜彼败告终，但我心里并不愉悦。我觉得正大光明的事，受到这种颠倒黑白的批判，感到十分委屈，内心非常痛苦，因而情绪低落，成天默默无语。

工作队此时转向批判区里管财经工作的副区长男女作风问题，区委组织委员贪污党费问题，以及一个区委副书记工作作风粗暴、强迫命令造成很坏影响的问题。我只好自己学习，读书，看报，搞一下机关田间劳动。区机关院内除花草树木外，还有几大块土地，种些小杂粮如红薯及西红柿等蔬菜作物，都是区干部自己动手，以改善食堂伙食。

暂时没有这没完没了的检讨、批判，倒也觉得轻松悠闲。当时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时刻，心里十分关心着区里的工作，可工作队有条规定：没有“出水”（仍然泡在水里审查的）的干部，不能插手工作。那我只有听之任之。

大约一个星期后，下面各公社、大队都反映在生产上、工作上很多问题不好解决，到区里找谁谁也不管。本来各级都有工作队、工作组抓生产，但他们人地生疏，不了解具体情况，要求区、社、大队抽出人来协同工作队抓工作、抓生产。

1966年7月下旬，正是“割早插晚”的紧张季节，分团副团长、区机关工作队队长薛鲁找我谈话，他说：“工作队进驻区机关已有3个月了，你的情况通过我们调查专访和多次大会小会，以及大字报的揭发、批判，分团和工作队党委都认为，你是一个好同志，你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生活作风上都是清白的。”

     他说：“但是在思想上是有些毛病的，特别是在突出政治方面是有些缺点的，要加强政治修养，这次群众提得较多的是这方面的意见。至于说读古书古诗词、读《红楼梦》等那都是对的，群众提意见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薛鲁继续说：“我也喜欢读唐诗宋词，也喜欢读《红楼梦》，毛主席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话就是《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一句话嘛。你不要为这些意见背包袱，要相信分团党委是分得清是非的。今天找你来谈话是要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当前是大忙季节，工作上很多问题要解决，分团党委研究，打算把你抽出来抓全区生产，下面公社也都抽了一名书记或者社长，配合工作队，由你统一抓起来。生产任务就交给你了。”

经过半年的运动，确认区机关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一、二类干部。三类干部极少，四类干部更是个别。区委领导班子中只有组织委员贪污党费800多元被撤职降级、开除党籍，调到公社粮所当营业员。有一个副区长因作风问题受了党纪处分。有两人调整了工作，其他都原职原位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