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不动声色地开口了:今天大家揭发批判的都是事实(此时我观察工作队有点喜形于色,好像在说这个批判会开得成功,他们胜利了),但是(此时工作队脸色晴转多云)这些事实都不能算是错误,我只有3点说明:
1.说我只读古书,不读毛主席的书,我不能接送,也不是事实。我爱读古书,本身就是优点,不能算错误,而且都是新华书店卖的书,不是我在哪里弄来的坏书。
揭发我读《红楼梦》读了3遍,我认为《红楼梦》是好书,不是毒草。毛主席说《红楼梦》要读5遍,我还没有达到他老人家的要求。
说我不读毛主席的书,完全是凭空捏造,从号召读毛主席“老三篇”以来,我每天有空就读,就背。如若不信,此时我可当着工作队的面,一口气把“老三篇”背出来。
2.说我爱读唐诗宋词是错误,我不接受。古诗古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我不能污辱我们的祖先,不能污辱历朝历代的先贤。
我爱读古诗词,也包括毛主席诗词,现在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册子共有32首,包括郭沫若与柳亚子先生两首,我都可以当场背诵出来。
3.说我是“三家村”的黑爪牙,这完全是污蔑。我与“三家村”无任何关系,《燕山夜话》这本书我看过,我水平低,看不出有毒没毒,反正我是在新华书店买的,即使有毒我也是受害者。
此刻会场上很寂静,少数人在窃窃私语。工作队表现很尴尬,只好宣布散会。
这场所谓“专题批判会”虽然以我胜彼败告终,但我心里并不愉悦。我觉得正大光明的事,受到这种颠倒黑白的批判,感到十分委屈,内心非常痛苦,因而情绪低落,成天默默无语。
工作队此时转向批判区里管财经工作的副区长男女作风问题,区委组织委员贪污党费问题,以及一个区委副书记工作作风粗暴、强迫命令造成很坏影响的问题。我只好自己学习,读书,看报,搞一下机关田间劳动。区机关院内除花草树木外,还有几大块土地,种些小杂粮如红薯及西红柿等蔬菜作物,都是区干部自己动手,以改善食堂伙食。
暂时没有这没完没了的检讨、批判,倒也觉得轻松悠闲。当时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时刻,心里十分关心着区里的工作,可工作队有条规定:没有“出水”(仍然泡在水里审查的)的干部,不能插手工作。那我只有听之任之。
大约一个星期后,下面各公社、大队都反映在生产上、工作上很多问题不好解决,到区里找谁谁也不管。本来各级都有工作队、工作组抓生产,但他们人地生疏,不了解具体情况,要求区、社、大队抽出人来协同工作队抓工作、抓生产。
1966年7月下旬,正是“割早插晚”的紧张季节,分团副团长、区机关工作队队长薛鲁找我谈话,他说:“工作队进驻区机关已有3个月了,你的情况通过我们调查专访和多次大会小会,以及大字报的揭发、批判,分团和工作队党委都认为,你是一个好同志,你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生活作风上都是清白的。”
他说:“但是在思想上是有些毛病的,特别是在突出政治方面是有些缺点的,要加强政治修养,这次群众提得较多的是这方面的意见。至于说读古书古诗词、读《红楼梦》等那都是对的,群众提意见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薛鲁继续说:“我也喜欢读唐诗宋词,也喜欢读《红楼梦》,毛主席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话就是《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一句话嘛。你不要为这些意见背包袱,要相信分团党委是分得清是非的。今天找你来谈话是要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当前是大忙季节,工作上很多问题要解决,分团党委研究,打算把你抽出来抓全区生产,下面公社也都抽了一名书记或者社长,配合工作队,由你统一抓起来。生产任务就交给你了。”
经过半年的运动,确认区机关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一、二类干部。三类干部极少,四类干部更是个别。区委领导班子中只有组织委员贪污党费800多元被撤职降级、开除党籍,调到公社粮所当营业员。有一个副区长因作风问题受了党纪处分。有两人调整了工作,其他都原职原位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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