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家庭出身是人生的第一个符号，资本家的女儿敢选择地主之子？

     她选择了，她幸福吗？

    当然，生活会有很多的坎，她平实地记叙着那些坎……

    名家就是名家，开篇就埋了一个雷，结尾才拉响了引线！

    好文，细品！

        

  

我是个仪式感较强的人，去年国庆节，恰逢我和夫君结婚五十年的纪念日，很想搞一次我所向往的“金婚庆典”，但是先生反对，说“那是劳累自己，麻烦别人的亊”，只好作罢。结果，他出版了一本摄影集《旅途光影》；我也完成了一部新著《西方名人轶事》，或许这就是最有意义的“金婚纪念”。

回顾我们牵手五十年的漫漫长路，可谓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充满甜蜜也伴随着苦涩，收获硕果也付出过辛劳。半个世纪前，正值“文革”狂飚席卷中国大地的年代，“阶级斗争”成为当时的主旋律，任何杂音都不许存在。即使纯属于个人的婚恋行为，也要用“阶级成份”这把尺子来衡量，多少有情人被无情地拆散，难成眷属；多少家庭分崩离析，顷刻瓦解……八十年代的经典电影《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表现的故事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现在的未婚青年找配偶，一般都要问“有没有房子、车子?”而那时首先问的是“家庭成份”。我在网络上看到，今天称“地主”、“资本家”为“大赢家”、“企业家”，而那时统统称为“黑五类”。由于我家的阶级成份在“文革”中上划为“资本家”，这顶“黑五类”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必须找一个“红五类”对象，才能走出困境，弃暗投明。

我的选择条件并不高，但必须人品好，气质佳，学历高。有一位长我五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校教师，很符合我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形象，我和他相恋半年就确定了关系。看过照片，家人很满意，但一问家庭成份，听说是“地主”，马上转喜为怒，指责我“不明事理”，“睁着眼晴跳火坑”……我又搬出他父亲留学法国，和四川同乡邓小平、聂荣臻在一个党支部的“金字招牌”，也没起多大作用，那时的留学经历并没有当今“海归”的荣耀，何况开国元勋们一个个打翻在地，自身难保。

然而，当我得知他父亲是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之后，十分敬仰！又从照片上看到他母亲美丽娴静的形象时，更有一种亲切感。特别是通过接觸，逐渐发现他身上具有正直、朴实、宽厚的品格，越发坚定了决心。平素一贯温顺听话的我，在这件人生大事上却执拗到底，纵然是火坑苦海也要跳下去！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但很热闹，是一个由三对新人组成的集体婚礼。没有宴请宾客，没有收受礼金，只有朋友们赠送的十几套“红宝书”装点着寒酸的新房，带来满屋喜色。婚后不到百日，夫君所任教的大学在“斗批改”的浪潮中被撤销，学生分配到牧区，教师连锅端到离省城数百里的中川农场劳动。我也刚刚大学毕业，留在母校工作，还没分配具体部门，先到校办农场搞秋收；进入冬季，又编入“教改调研小分队”，奔赴乐都县洪水公社搞调研。

当时，洪水河上还没架桥，只能木船运载行人及货物。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河边结了冰，木船靠不了岸，下船时要靠双腿的力量跳上冰桥。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动作有点笨拙，一跳冰桥就塌垮了，掉进刺骨的冰水中，差点被卷走。靠着同伴们的拼命拽拉，才上得岸来，但已经淋成了“落汤鸡”，衣裤在凛冽的寒风中结成了冰砣砣，穿着这身冰衣步行五六里，终于到达目的地。在洪水公社小学的一间陋室中，先换了衣裤，点着柴禾烤了大半夜，还没暖和过来。

这次“历险记”，我当时瞒了下来，怕夫君担心，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而他们在农场管得更严，规定了“十不准”，其中有一条“不准和家人通信”，很快我们就处于“失联”状态。不久，农场出了一件重大事故，管理规定才有所松动，准许和家人通信。

夫君的朋友、和我们一起举办婚礼的陈老师是上海人，风度潇洒，多才多艺。在一次凌晨的紧急集合中，跑错了方向，深度近视的他无法看清前面的险情，朦胧中一脚踏空，跌下了九层楼高的悬崖，一直落到布满乱石的深谷，再也没有醒过来……

2010年9月，我们全家到上海参观世博会，专程拜访了陈老师的遗孀金女士。她早已从青海调回上海，和丈夫留下的遗腹子一起生活，母不嫁，儿未娶，两人相依为命。金女士和我同岁，当年曾是“气质美女”，陈老师不幸夭亡后，朋友们也为她张罗过重组家庭，但她深爱亡夫，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一晃就过了这么多年，仍然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回想当年婚礼上的一对璧人，分外伤感。

抚今忆昔，我们还算是幸运者，尽管坎坎坷坷，磕磕绊绊，总算走过来了，直到今天进入人生的黄昏，仍然不弃不离，相亲相爱，被亲朋视为“模范夫妻”，自己也心满意足。

回想刚成家那阵，真可谓“一穷二白”，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150多元，上要赡养两家的老人，下要哺育两个孩子，无病无灾倒也凑合着能过，偏偏“金童玉女”体弱多病，动辄住院，且不说开销成倍地增加，单是陪护、送饭就够喝一壶的了。当时，我们住在西宁西郊的青海师范学院，而儿童医院在东关大街，相距六、七公里。我专门陪床，他负责送饭，每天晚上烙饼、煮蛋，熬到很晚，清早骑自行车将饭送到医院，再去上班，来回奔波，比我辛苦多了！儿子两岁时出麻疹，又因感冒合并为肺炎，连续七天高烧不退，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我吓得六神无主。从不求人的他通过朋友关系，请到儿童医院的院长，由他亲自诊断和抢救，才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五百多元的医药费拿不出来，只得四处借钱，负债累累。一年后，女儿又患肾炎，数次住院，有一年累计住院八十多天。幸亏我那时已调到《青海日报》社工作，可以享受家属报销一半药费的待遇，否则更会雪上加霜，捉襟见肘。

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使原本拥有“运动员体魄”的夫君心脏出现了毛病，出行时身上带着硝酸甘油，以备急用。女儿的肾炎也无法根治，反复发作。万般无奈，只有离开无限眷恋的青海高原……

调到夫君人生的起点重庆后，他身体好多了，哲学教学也是轻车熟路，但我专业不对口。他又放下身段，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一家正在扩版的报纸，让我去主持熟悉的副刊工作，遂了我的心愿。然而，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由于家离单位很远，每天早出晚归，家务事顾及不上。从买菜到做饭，他毫无怨言地全部包揽了。当然，这也是我家的“传统”，夫君做得一手好菜，下厨是他的一大爱好，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也能用极其普通的豆腐做出一桌“豆腐宴”。当年在高原工作时，每逢过年过节，我们狭小的屋子里宾朋满座，笑语盈耳，客人们夸他的“黄氏川菜”做得好，笑话我光会“摇笔杆”，“不会做家务”。

据说，一个人的上半生，大半是由原生家庭决定的，小半是由自己决定的，出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就决定了走怎样的道路。而一个人的下半生，一半是自己决定的，另一半是伴侣决定的。所以伴侣是怎样的人，有百分之五十可能影响你的人生。

感谢命运女神的眷顾，让我这个从小失去父亲的苦命人，在最好的年华，遇上了一位理想伴侣，得到了他全部的疼爱和呵护，让我的下半生一直被琴瑟和鸣、温馨祥和的家庭氛围所包围……每当我碰到挫折和伤害，他总是给我抚慰，给我力量；每当我有点渺小的成果，表现出自满情绪时，他总是适时地敲打我，让我冷静下来，低调做人；每当我事业上遇到难题时，他主动充当高参，帮我做出比较正确的选择；当我写作中遇到困惑或疑问，他又是竭尽所能、查疑补缺；尤其当我几次生病住院，他放弃考察游览的美差，日夜陪护，悉心照料……每每想起这些，我思绪难平，刻骨铭心。

让我略感不安的是，他为家庭付出的多，我回报的少；他照顾我无微不至，我关心他粗枝大叶，连孩子们都批评我“老妈被老爸宠坏了！”终于，上苍给了我一个机会，弥补了这份缺憾——三年前的国庆佳节，几位昔日的西北老友相聚，临别时想合影留念，我家的“业余摄影师”取出相机，为大家服务。令人意外的是，他只顾调整镜头，忘了脚下的梯坎，不慎摔倒，跌伤右脚，造成右脚小拇指粉碎性骨折……在住院治疗的半个月中，我每天全力以赴，煲汤送饭，照料周到。也是他的身体素质好，平素很少打针吃药，所以恢复得很快，三个月后就甩掉拐杖，健步如飞了。从此，我夺取了主厨权，烹调手艺空前提高，除了拿手的面食，还推出了系列独创菜品，得到家人和亲友的赞赏。

2018年5月，我们全家终于踏上了夫君出生之地四川省营山县，完成了一趟盼望已久的“寻根之旅”。我们寻觅他童年居住过的老宅，瞻仰他儿时抚摸过的白塔，品尝他最爱吃的“川北凉粉”、“营山凉面”、“灯影牛肉”、“桂花糖元”等美食，更让人惊喜的是，我们受到了县党史办、县政协、县作协等单位的热情接待，从他们带来的《营山文史资料汇编·人物篇》的记载中，看到了他父亲黄知风的革命事迹：黄知风留法回国后，受重庆党组织负责人杨闇公的指派，参与了川北地区的建党工作，成立了顺庆党支部；参加了由刘伯承指挥的“泸顺起义”，任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冒着极大风险，营救了任白戈等地下党员，将他们安全转移……1942年，黄知风到南充赈灾染病，英年早逝。过去若明若暗的历史，骤然间变得清晰明朗，真相大白。

难怪夫君身上有那么多优点，原来他有一位如此优秀的父亲。孩子们也找到了自己家族的根脉，更加尊敬他们的父亲。我也为当初的选择倍感欣慰！

邢秀玲  中国作协会员  重庆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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