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广府文化的发源地，民间坊间、学术圈子里一直流传着三种主流说法。
有人认为源头在今广西梧州、广东封开一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广信说；
也有人坚信，根脉始于广东南雄珠玑巷，即珠玑巷说；
还有观点直指今广州越秀区的古番禺，也就是番禺说。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2026 年 4 月）《广府文化》（第十二辑），刊登广州大学教授、广州大学文学地理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曾大兴撰写的一篇文章《广府文化的发源地究竟在何处》，对于众说纷纭的广府文化的发源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三地各有支持者，争论由来已久。到底哪一处才是广府文化真正的诞生地？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把几个核心概念梳理清楚：到底什么是广府人？什么是广府文化？这种影响深远的地域文化，又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什么是广府人？
很多人误以为广府人就是土生土长的岭南原住民，或是纯粹南迁而来的中原人，其实都不准确。历史上，中原百姓分批来到岭南，和当地原住民比邻而居、一同劳作、互通婚嫁，两代、三代人慢慢交融，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广府民系。而这场民族融合，早在秦朝设立南海郡（公元前 214 年 — 公元前 204 年）、西汉建立南越国（公元前 204 年 — 公元前 111 年）时，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什么是广府文化？
广府文化并非单一文化形态，它是岭南本土原生文化、千里南下的中原农耕文化，再加上依托沿海区位发展起来的海外工商文化，历经千百年不断交流、碰撞、磨合，最终融合而成的特色地域文化。
广府文化经历哪几个阶段？
顺着历史时间线来看，广府文化完整走过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起源阶段：秦始皇平定岭南至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公元前 214 年 — 公元前 111 年）
形成阶段：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至北宋靖康之难（公元前 111 年 — 公元 1126 年）
成熟阶段：北宋靖康之难至晚清洋务运动（公元 1126 年 — 公元 1861 年）
新变阶段：晚清洋务运动至今（公元 1861 年至今）
这里要特意区分两个容易混淆的词：发源和起源。
“发源” 特指一种文化最初诞生、起步的地点与时间；“起源” 范围更广，除了地点和时间，还包含背后的成因、完整发展脉络。我们今天探讨 “发源地”，核心就是寻找广府文化最初落地生根的地方，这也正对应着文化的起源阶段。
生活中不少人会把文化后期传播扩散的地点、移民中途落脚的驿站，错当成最初的发源地，这也是本次辨析的重点。
支持 “广信说” 的人，主要拿出两大依据：一是广信曾长期担任岭南行政中心，二是认定粤语最早发源于广信。我们结合史实，一一拆解其中的问题。
广信并非长期的岭南政治中心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出兵平定南越国，随后将岭南地区划分为九个郡，广信成为苍梧郡的治所。但在此之前，岭南的核心一直都在番禺：
从秦代设立南海郡，到西汉建立南越国，治所始终设在番禺（今广州越秀），前后长达 103 年；
对比来看，广信建县的时间，足足比番禺晚了至少 103 年。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新设的交趾刺史部，本质只是一个负责监察的机构，并不是级别高于郡的正式行政单位，所以刺史常驻的广信，也算不得整个岭南的政治中心。
直到公元 203 年，交趾刺史部才正式改制为交州，成为一级行政区，治所定在广信。可这份 “区域中心” 的身份十分短暂：公元 203 年至 210 年，交州在广信停留仅仅 7 年，之后便将治所迁回了番禺。
短短七年的时间，连政权稳定、人口融合都难以完成，更别说孕育出体系完整、底蕴深厚的广府文化。一种文化的成型，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沉淀，需要不同族群、不同文化长久交融。反观秦代到南越国时期，番禺稳稳执掌区域中心百余年，才具备孕育广府文化的先天条件。
客观来讲，广信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广府文化向西江流域传播的扩散地，为文化流转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绝非广府文化的发源地。
“粤语发源于广信” 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有学者以 “粤语诞生于广信” 为佐证，以此支撑广信是广府文化发源地的观点，但细细考证就会发现，这一说法漏洞颇多：
史料引用不严谨
部分文章援引《淮南子》的记载，称秦朝有数十万移民定居在西江中部的广信一带。但《淮南子》属于杂家著作，并非记录正史的典籍，参考价值有限。结合当时兵力来看，秦国全国总兵力也仅有六十万，不可能抽调五十万大军远征岭南，这段记载自然不能当作真实历史看待。
历史路线出现错误
有说法提到，唐代文人宋之问被贬泷州时，取道灵渠水路进入岭南。但翻看宋之问本人留下的诗作《度大庾岭》就能明确证实，当年他走的是大庾岭陆路，并非水路，路线记载出现明显偏差。
混淆机构性质与时间线
部分观点声称，广信在三百年里都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这和史实严重不符。交趾刺史部设立、交州改制、治所迁移都有清晰的时间记载，广信作为岭南最高行政中心，前后仅有 7 年，“三百年中心” 的说法无从谈起。
片面解读人口史料
有人依据《汉书・地理志》中 “苍梧郡人口数量多于南海郡” 这一点，判定广信更适合作为区域中心。却忽略了关键细节：苍梧郡下辖 10 个县，南海郡仅设 6 个县，辖区范围本就不对等。再加上当年汉军攻破番禺时，城中军民伤亡惨重，而苍梧郡是主动归降，人口得以完整保留，两地人口数量差距是多重历史因素造成的，不能单凭人口多少下结论。
综上，“粤语单一源头在广信” 的观点无法立足，依托这一说法的 “广信说”，自然也站不住脚。
在许多广府后裔的家族记忆里，南雄珠玑巷有着特殊的地位，“祖居珠玑巷” 是很多家族口口相传的往事，这也让 “珠玑巷是广府文化发源地” 的说法广为流传。但结合历史阶段来看，这个说法同样与史实不符。
先点明核心结论：珠玑巷属于广府文化形成阶段的产物，出现时间远远晚于文化最初的起源阶段。
南雄、珠玑巷地名出现时间很晚
唐代名相张九龄在公元 716 年主持拓宽大庾岭古道，在此之前，这条山路狭窄难行，中原百姓想要进入岭南，大多选择走灵渠、北江等水路，大庾岭一线鲜有人通行。
“南雄” 这个地名，直到五代南汉时期才正式出现；
“珠玑巷” 的得名，最早可追溯至公元 825 年，也有记载认为它在南宋初年才定名。
也就是说，在广府文化萌芽、初具雏形的起源阶段，如今大名鼎鼎的南雄珠玑巷，还没有正式的名称，自然不可能成为文化发源地。
珠玑巷的真实定位：移民歇脚地与聚居地
大庾岭古道被拓宽之后，南北交通变得通畅起来。南雄珠玑巷紧邻梅关，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刚好是行人赶路一天后的理想落脚点，久而久之，这里慢慢变成了往来商旅的驿站，也成了南迁百姓临时聚居的村落。
北宋靖康之难爆发后，中原大地战火四起，大批百姓为躲避战乱举家南迁，地处要道的珠玑巷，就此成为中原移民进入珠江三角洲的核心中转站。不少家族在这里落脚定居、繁衍生息几代人，之后再继续向南迁徙，扎根珠三角各地。
民间代代相传的 “胡妃事件”，讲述了珠玑巷百姓为躲避灾祸、整族结伴南迁的故事。如今当地还留存着胡妃石塔、罗氏先祖墓葬等遗迹，这些历史印记，让珠玑巷成为全体广府族群心中极具分量的精神地标。据统计，如今超过六成的广府民系后裔，先祖都曾在珠玑巷生活过。
即便有着如此深厚的族群记忆，我们也要分清定位：珠玑巷是乱世里的移民中转站，是许多广府人家的第二故乡，是广府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但它并不是广府文化最初诞生的地方。
逐一排除前两种说法后，结合完整历史脉络可以确定：古番禺（今广州市越秀区），才是广府文化真正的发源地，这一结论有着充足的史实支撑。
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广府人
广府文化由广府人创造，而最早的广府人群体，就诞生在秦代至南越国时期的番禺。
秦始皇平定岭南之后，将内地的犯人、流民、商贩以及失职官吏等大批中原民众迁徙至此，让他们和当地的南越原住民 “杂居共处”。根据史料推算，当时迁入岭南的中原人口大约有 10 万至 15 万，这批外来人口，绝大多数都集中聚居在番禺一带。
中原移民与岭南原住民朝夕相处、一同劳作，慢慢开始互通婚姻。到了南越国时期，王室与贵族更是带头联姻：当时身居丞相的吕嘉，家族中有七十多位族人在朝中担任官职，王族与吕氏家族世代互相嫁娶。
贵族阶层的通婚风气，很快自上而下蔓延到普通百姓之间。中原人与南越人日复一日相融相伴，经过几代人的磨合，最终形成了最早的广府人。有了专属的族群，广府文化才拥有了生根发芽的主体。
百年中心地位，孕育本土文化
从秦代南海郡，到西汉南越国，番禺作为整个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稳稳存续了百余年。这里远离中原战火，人口稳定聚居，中原农耕文化与岭南本土文化在此不断碰撞、交融。
再加上番禺濒临大海的独特区位，往来商船络绎不绝，海外工商文化也在此落地生长。三种不同特质的文化长期交融滋养，最终孕育出独树一帜、绵延至今的广府文化。
广信：仅短暂担任区域行政中心，是广府文化的扩散地；
南雄珠玑巷：宋代之后的移民中转站，是广府族群心中的传承地标；
古番禺（今广州越秀区）：秦至南越国时期的岭南核心，是广府文化真正的发源地。
曾大兴，湖北赤壁人，广州大学教授，现任广州大学文学地理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中国柳永研究会会长，也是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广东省及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
他长期深耕词学、文学地理学与岭南文化研究，先后写出《柳永和他的词》《文学地理学概论》《岭南文化的真相》等 20 部作品，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对岭南地域文化有着独到且深入的解读。
（备注：本文为缩减版，省略注释与参考文献）
责编：何金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