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高考

胜似高考的两次考试

孙喜贵

恢复高考后，我在1978年、1979年连续参加了两届高考。1978年，我距离录取分数线差11分，遗憾落榜；1979年，又以6分之差再度失利，终究还是名落孙山。两次高考失利，我渐渐放下了继续求学的念头，安心留在家乡务农，做一名普通社员，勤恳劳作挣工分，尽力改善一家人的生活。不曾想，命运却接连送来转机，两场并非高考的考试，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考试发生在1980年。原邯郸地区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公社经营管理员，相关文件仅下发至县一级，并未传达到乡镇。那时乡村信息闭塞，没有电视、专线广播，普通农民很难知晓这类招考消息。幸得县委一位亲戚帮忙，不仅帮我顺利报了名，还特意叮嘱我安心在家复习备考。

具体考试时日如今已记不清，只记得流程分为两轮：先在公社初试，成绩优异者再参加全县统一考试。县级考点设在实验小学，全县共有147人参考，最终仅招录24人。放榜后，我位列第十一名，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考试上榜。看到结果，父母、祖辈与兄弟姐妹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此次招录人员均核定为国家干部身份，这份工作得来格外珍贵。

这场招考虽不是高考，但其严谨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考场纪律十分严格，每间教室配备两名主考、两名监考人员，考生单人单桌，桌间距拉开，基本杜绝了作弊可能。试卷中几道涉农考题更是出人意料，能答上来的人寥寥无几。其中一题问道：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方针指引下，我国十二类主要农作物分别是什么？

这道题成了考生们热议许久的话题，大家反复探讨，始终没有统一答案。直到入职后参加岗前培训，县农业局一位身为农艺师的副局长前来授课，才为我们解开谜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困扰众人半个多月的难题终于有了答案，这十二字口诀也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1981年2月，我正式到青塔公社上岗工作，1982年10月调任偏城公社。

1984年7月，新的机遇再次降临。河北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教育厅三部门联合发文，面向在职党员干部招生，省、地两级党校开设两年制脱产学习班，学历国家予以承认。学习期间保留公职、照常发放工资，每人每日还可领取三毛钱生活补助。

得知消息后，我白天坚守岗位，夜晚挑灯温习功课。由于年少时初高中阶段并未开设历史、地理课程，我四处借来高中课本，从头开始背诵学习，同时兼顾其余科目。报名时，我同时填报了省委党校与地委党校。1985年7月，统一考试在邯郸第七中学举行。

首场是省委党校的选拔考试，上午考语文，作答还算顺利。下午考数学，这本是我的强项，可开篇一道大题便频频受阻。接连几道题作答不顺，我思虑再三，索性放弃了后续答题，决定专心冲刺地委党校——那时两地委党校同为大专学历，含金量相当。之后数日，我沉下心重新梳理知识点，全力备考。最终我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数学单科取得97.5分，位列全区第一名。

入校学习的两年时光充实而宁静。每日上午听课授课，下午完成课业，余下时间我便泡在图书馆、阅览室博览群书，像海绵一般汲取知识养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形式逻辑、中共党史等课程，都让我兴致浓厚。这些学科里的专业定义、概念术语晦涩绕口，记忆难度不小，哲学内容尤其难懂。负责讲授哲学的刘老师常常点名提问，或是让我背诵概念，我每次都能从容应答。

结业考核中，我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唯独撰写毕业论文期间，我不巧患上重感冒，头脑昏沉，文章完成得不尽如人意。论文答辩现场，由刘老师和吴老师负责考评。答辩结束后，刘老师问道：“平日成绩出众，答辩表现也是全场第一，为何论文质量偏差？”我如实告知，当时重感冒缠身，精神状态不佳，写作受到很大影响。他听罢了然笑道：“难怪如此，原来是身体缘故。”那场感冒持续了整整一周，我没吃药，全靠多喝开水慢慢痊愈。

这场党校入学考试，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教育厅联合派员监考，严苛程度远超普通高考。参考人员皆是在职党员干部，人人严守纪律，无人心存作弊的念头，一旦违规，后果不堪设想。

脱产求学的两年里，当时只觉收获平平，仿佛并未学到太多东西。步入工作岗位后才慢慢发觉，这段学习经历潜移默化地提升了我的思维眼界，也让我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了明显进步。

学业结束后，我并未返回原公社。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告知已和乡镇党委沟通妥当，让我处理好家中琐事，直接到县委组织部报到。1987年8月1日，我正式走进县委组织部，自此在这里工作直至退休。一辈子从事干部管理相关工作，旁人戏称我是“管官的官”，而我自己始终身居普通岗位。回首过往，能清清白白、坦坦荡荡走完职业生涯，平安退休，便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与自豪。

 作者简介：孙喜贵，河北涉县退休干部。平素喜爱阅读，笔耕不辍，常有短文散见于各类媒体及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