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十年浩劫，再遭厄运，康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黎玉在十年“文革”中——《黎玉评传》系列之十
李千树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对于已经背负着两副“历史错误”沉重包袱的黎玉而言，这场风暴无异于灭顶之灾。十年前，伴随着高饶反党集团的覆灭，他刚刚获得“部分职务的恢复”，在一机部和农机部的领导岗位上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呕心沥血；十年后，一场更为猛烈的政治洪流将他再次卷入深渊。而这一次，那个早在二十年前就对他心怀叵测的康生，终于等来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机会。
一、风暴骤起，“罪名”加身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一经点燃，便以燎原之势蔓延全国。黎玉，这位从一九二六年入党、历经三次被捕、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共产党人，一夜之间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康生，这个在延安时期就以“整人”著称的人物，此时已跃升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权势熏天。他绝不会忘记二十年前在山东与饶漱石联手批判黎玉的那场“战斗”——尽管那场批判已在高饶覆灭后被事实上否定，但康生对黎玉的仇恨从未消解。如今，他有了更大的权力，也有了更“名正言顺”的理由：借“文化大革命”清理“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名，行政治陷害之实。
康生指使下的造反派，给黎玉扣上了多顶“帽子”：“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漏网大右派”……这些罪名，无一不是凭空捏造，却又无一不致命。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罪名”并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揭发”和“批判”。
黎玉成了农机部（八机部）的重点批斗对象。据后来公开的史料记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黎玉就被造反派从北京协和医院赶了出来。此前，他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患上了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正住院治疗。然而，在“革命”的名义下，病人的尊严、老干部的体面，统统被踩在脚下。他被强行拖出医院，关进了所谓的“牛棚”。
二、“牛棚”岁月与批斗会
所谓“牛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关押、迫害老干部的场所的代称。黎玉被关押的地方条件极为恶劣。据曾在那段岁月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士回忆，黎玉被关押后，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使他嘴干舌燥、说话困难，但在批斗会上，造反派不容他喝水，更不容他喘息。
批斗会一场接着一场。造反派们高喊口号，往他头上戴高帽、挂黑牌，强迫他“低头认罪”。那些在“四清”运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处理的问题——比如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四清”时，他保护了被错误对待的干部李本等人——此时全成了他“包庇走资派”的“铁证”。
然而，即便身处如此险境，黎玉依然保持着一位老共产党人的骨气。据记载，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给他扣上一些大“帽子”后，黎玉当即和他们大吵起来，痛斥他们不实事求是。这在当时是何等大胆的举动！在那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恐怖氛围中，敢于顶撞造反派，敢于说“不”，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更令人感佩的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黎玉心中装着的依然是如何保护同志。
三、大义凛然，保护战友
“文革”中，康生不仅把矛头对准黎玉本人，还妄图通过黎玉之手，将更多山东老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康生深知，黎玉在山东工作十余年，熟悉大批干部，如果能逼迫黎玉写出“证明材料”，就可以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黎玉对老战友赵健民的保护。
赵健民，一九三六年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是黎玉在山东恢复党组织时的亲密战友。康生诬陷赵健民为“叛徒”，指使云南的造反派多次到北京，逼迫黎玉写证明材料。
造反派们轮番上阵，软硬兼施。他们威胁黎玉：如果不写，就是“包庇叛徒”“与党离心离德”；如果写了，就可以“立功赎罪”，减轻对他的批斗。
然而，黎玉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
当造反派们再次威逼时，这位年过花甲、疾病缠身的老人愤怒地大喊：“我不能说假话，不是就是不是！你们再来多少次，赵健民也不是叛徒！”
这句话，掷地有声。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这是何等珍贵的“真话”。黎玉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坚持真理”。
另一位受到黎玉保护的老战友是张加洛。造反派对张加洛在1937年间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的历史表示怀疑，编造了大量假材料，说张加洛是“假党员”“混党冒军分子”。一天晚上，张加洛找到黎玉，谈起这段往事。黎玉气愤地说：“对人对事应当实事求是，是我亲自给你谈的话，要你回掖县发动抗日武装的，番号是第三支队。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敢证明。”
据记载，十年动乱期间，来找黎玉外调的人很多很多，但黎玉从来没有写过一份违背事实的证明材料。这在当时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坚守。有多少人在高压下违心地写过“检举信”“证明材料”，有多少人为了自保而出卖同志？黎玉没有。他用沉默对抗逼迫，用真相抵挡谎言。
四、家国之痛：儿子的疯癫
如果说批斗和关押是黎玉个人的苦难，那么家庭的变故则是他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黎玉的一个儿子被活活吓疯了。一个原本健康的年轻人，在“红色恐怖”的氛围中，精神彻底崩溃。他时而尖声大叫，时而痛苦呻吟，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多年以后，作家王火在1977年底去北京农联胡同13号拜访黎玉时，亲耳听到了那间屋子里传出的吼叫声。当王火感到奇怪时，黎玉平静地告诉他：“这是我的那个儿子！‘文革’中给吓疯了！”
“他说得平静，可是我好像能感到他话中的悲愤。”王火后来写道。
这是一种怎样的悲愤！一个父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政治风暴中被摧残至疯癫，而他自己也在遭受同样的摧残。他无能为力，他自身难保。他只能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流泪，然后把泪水咽进肚子里。
这间位于北京火车站附近老万居胡同15号（后改名为农联胡同13号）的青砖楼房，曾是黎玉的家。当王火在1977年第一次走进这幢房子时，他看到的是：“门首的小院子里花木败落，一派萧索气氛”“客厅里的一只破沙发”“冷落破旧的客厅”，处处“可以想见主人的落魄”。
曾经的省主席府邸，如今的破落门庭。这不仅是黎玉一家的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无数老干部家庭命运的缩影。
五、一九七七：迟到的“解放”
粉碎“四人帮”后，黎玉依然处于“靠边”状态。他头上那顶“叛徒”的帽子，还没有摘掉。
王火在1977年底去一机部打听黎玉的情况时，党委的一位同志告诉他：黎玉还没有“解放”，原因是“历史问题”。王火写道：“这时我对‘文革’中那种无限上纲上线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对无端将许多老干部硬划为‘叛徒’等的做法也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我思想上认为像黎玉这样为革命流过血的老同志，革命几十年，居然还拿什么‘历史问题’来卡他，未免可笑。”
一九七七年，中共十一大后，黎玉向组织提出申诉，指出所谓“叛徒”的结论“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党实事求是地接受了他的申诉。这一年，黎玉终于“解放”了。
当王火在1978年夏天第三次见到黎玉、得知他已“解放”的消息时，高兴地说：“早该‘解放’了！”黎玉却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七十二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在说这句话时，语气中既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更有岁月蹉跎的苍凉。那些被耽误的岁月，再也回不来了。
六、历史回望：黎玉在“文革”中的政治品格
纵观黎玉在十年“文革”中的经历，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保护同志，相信党。
第一，他在批斗面前不屈不挠。在那种“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敢于顶撞造反派、敢于说“不”的老干部并不多。黎玉做到了。他用愤怒的喊声告诉那些造反派：你们可以批斗我、关押我，但你们不能让我说假话。
第二，他在压力面前不写假证。十年动乱中，来找黎玉外调的人很多很多，但他没有写过一份违背事实的证明材料。这是何等的坚守！这是何等的风骨！当“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成为那个时代的潜规则时，黎玉用行动表明：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假话。
第三，他在自身难保时仍想着保护战友。对赵健民的保护，对张加洛的保护，对更多同志的证明——这些材料，后来都成了为受迫害干部平反的重要依据。正如后来党史研究者所评价的：“正是由于黎玉这种敢说真话，敢负责任的严正态度，使许多人免去冤情，少遭迫害。”
第四，他在最黑暗的时候依然相信党。据黎玉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即使在被关押批斗最艰难的日子里，黎玉也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他相信，这场灾难终将过去，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答案。这种信念，支撑他走过了那段最黑暗的岁月。
七、康生的阴影
康生，这个在“文革”中呼风唤雨的人物，对黎玉的迫害贯穿了整个过程。从一九四七年到山东批判黎玉的“富农路线”，到一九六六年指使造反派将黎玉打成“叛徒”，康生对黎玉的仇恨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这不仅仅是个人恩怨。康生要打倒黎玉，有更深层的政治算计：黎玉是山东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山东干部中享有崇高威望。打倒了黎玉，就可以顺藤摸瓜，将大批山东老干部打成“黎玉的人”“宗派主义分子”“山头主义头子”。这实际上是一场对山东老干部的系统性打击。
康生必欲置黎玉于死地而后快。他指使造反派编造“叛徒”材料，试图从历史问题上做文章。但黎玉的历史是清白的——他三次被捕，三次都在狱中坚守党的秘密，从未有过任何叛变行为。康生最终没有得逞。
天道好还。一九七五年，康生病死。他没有看到“文革”的结束，也没有看到黎玉最终获得平反的那一天。但历史是公正的：一九八〇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向全党公布了他的反革命罪行。而黎玉，在一九八六年获得了彻底平反。
八、小结
十年“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也是无数老干部的一场噩梦。黎玉在这场噩梦中所遭受的苦难，令人扼腕；而他在苦难中所表现出的品格，令人敬仰。
他曾说：“我不能说假话。”这句话，朴素至极，却也沉重至极。在那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年代，说真话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黎玉付出了代价，但他守住了底线。
他曾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敢证明。”这句话，勇敢至极，也担当至极。在那个“明哲保身”成为生存法则的年代，敢于为同志作证、敢于负责，需要何等的勇气！
他曾说：“不是就是不是。”这句话，坚定至极，也清白至极。在那个“是”与“非”被权力肆意颠倒的年代，坚持“不是就是不是”，是一个共产党人对真理的最后坚守。
黎玉在“文革”中的经历，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苦难史，更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他用行动告诉后人：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丢；无论压力多么巨大，做人的底线不能破；无论黑暗多么漫长，对党和人民的信念不能移。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黎玉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岁。他走的时候，头上不再有“叛徒”“走资派”的帽子，心中不再有未洗清的冤屈。他为党为人民奋斗了一生，也忍耐了一生；他贡献了一生，也承受了一生。
历史不会忘记：有一个叫黎玉的共产党人，在十年浩劫中，用自己的脊梁撑起了一片清白的天空。
（本文为《黎玉评传》系列之十，下一讲将讲述黎玉晚年岁月及其历史地位的最终评价。）
参考文献：
1. 《黎玉回忆录》，黎玉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 《深切怀念黎玉同志》，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3. 《九十回眸》，王火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4. 《西窗烛》，王火著，四川教育出版社
5. 《黎玉》，耿光连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6. 百度百科《黎玉》词条及相关史料
2026年6月7日晚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