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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寓言与人间困境——
浅论孙满星《一窝野兔历险记》的存在主义书写与文学溯源
文/枫叶红了
当下国内生态文学创作,常陷入二元对立的书写惯性:或是沉溺田园诗意的温柔抒情,或是执着于人与自然的现实批判,大多停留在外在图景的描摹,难以触及生命存在的本质与人性深处的复杂困境。在这样的创作语境下,作家孙满星的《一窝野兔历险记》跳出了类型写作的窠臼,以民国初年动荡纷乱的关中大地为叙事底色,以一窝野兔的荒野求生与普通农户的乱世浮沉为双线脉络,褪去生态文学的标签化表达,以克制温润却不失力量和穿透力的笔触,书写乱世之中万物生灵的挣扎与坚守、苦难与韧性。作品兼具诗意美感与哲学深度,其荒诞写实的叙事架构、多层次的人性描摹、对苦难与生命的深刻思辨,与卡夫卡的存在荒诞书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勘探艺术形成跨时空的精神呼应,为当代乡土生态文学,注入了接轨世界经典的文学质感与思想力量。
文学作品的气质,永远根植于创作者的生命阅历与精神底色。《一窝野兔历险记》厚重悲悯、扎根大地又兼具哲思的独特文风,离不开孙满星独特的人生积淀与家风滋养。他成长于底蕴深厚的红色文艺世家,父亲作为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曾赴延安鲁艺接受专业文艺熏陶,深耕革命文艺沃土,解放后多年在文化部门担任领导,一生扎根基层、兼理政务与文艺工作;心怀家国、体恤民生,兼具开阔的格局与纯粹的文艺审美。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孙满星自幼便懂得正视苦难、敬畏众生,摒弃了纯文学创作常见的悬浮空洞,养成了扎根现实、温润悲悯的创作底色。
多年丰富的基层历练与专业创作积累,进一步打磨了他沉稳细腻、张弛有度的文字功力。青年时期,孙满星曾在周至县小寨村下乡插队,朝夕扎根关中乡土,深度体察乡村民俗风貌、底层百姓的生存百态,见证自然生灵的枯荣轮回,为作品积攒了最鲜活、最本真的乡土素材。而后又被小寨村人用鲜花和锣鼓送入部队,练兵间隙笔耕不辍,多次在军区报发表作品,被基层推荐到兰州军区宣传部门接受系统的专业创作训练。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硬朗沉稳的叙事节奏、开阔宏大的时代视野,以及直面苦难、不避现实的创作风格。退役后,他长期任职于西安文化系统,深耕文艺创作领域,在省市报刊和《香港文学》发表诸多散文、游记、小说各类作品。磨砺出扎实的文字功底与成熟的创作理念(笔者在担任某影视公司责任编辑时,曾多次将他的影视剧本推荐给导演拍摄成剧)。乡土烟火、军旅风骨、文艺积淀与红色家风四重滋养,让孙满星的创作既贴紧大地、共情众生,又超脱世俗、自带思辨高度,也让《一窝野兔历险记》拥有了对接世界经典文学的底气与厚度。

尤为珍贵的是,这部作品的创作源于作者真切的自然感知,而非书本概念的堆砌。孙满星素来偏爱山野独行,常于暮色山巅、旷野阡陌间漫步,数次偶遇自由灵动的野兔。这些小生灵或穿梭于坡塬荒草、或出没于田园庄稼、或腾跃于晨曦阡陌、或倏隐于苍茫暮色,纯粹坚韧、向阳而生的生命姿态深深触动了他,由此催生了整部作品的创作灵感。这份亲眼所见、亲心所感的自然体验,让小说的生灵书写褪去了虚构雕琢的痕迹,自带原生的山野灵气与真实的生命质感,也奠定了“以微渺生灵观时代沉浮,以荒野命运照人间悲欢”的温柔叙事基调。与此同时,作者将深厚的古典哲学素养与视觉艺术功底尽数融入创作之中,让文本兼具东方哲思与多元审美,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
在叙事艺术上,《一窝野兔历险记》最动人的突破,便是将西方经典创作手法本土化,融合卡夫卡的荒诞象征叙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叙事美学,打破传统生态文学单线抒情、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单薄叙事模式,构建出真实与荒诞共生、生灵与人类互照的立体叙事体系。卡夫卡一生擅长以极简平淡的文字书写存在的荒诞,以微小生灵的命运隐喻人类的生存困境,描摹个体在时代洪流中被动挣扎、无处逃遁的宿命,诠释“日常之中藏荒诞,荒诞之中见真实”的存在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以复调叙事见长,拒绝单一的作者说教,让每一个人物拥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在多声部的命运碰撞中挖掘人性的复杂与真实,完成对人类灵魂的深度叩问。孙满星巧妙吸纳二者的创作精髓,褪去西方文学的冷峻虚无,融入中国乡土的厚重与坚韧,让双线叙事不再是简单的故事并行,而是一组彼此隐喻、互为印证的生命寓言。
小说中野兔族群的荒野求生线,处处可见卡夫卡式的存在思辨。一窝野兔的一生,始终被困于“求生即是困境,挣扎难脱宿命”的循环悖论之中:繁育幼崽、奔波觅食、亡命奔逃、隐匿避险,拼尽全力只为存续生命,却始终逃不开捕猎、天灾与乱世动荡的裹挟。它们本无善恶、不涉纷争,仅凭生物本能求生,却要终身直面生死别离、无尽奔波,这份无差别的、无解的苦难,恰似卡夫卡《变形记》中个体无端被命运碾压、被动承受苦难的荒诞内核。而作者更细致延伸了卡夫卡《地洞》的核心意境,将野兔终身筑穴避险、终日焦虑不安、永无真正安宁的生存状态写得淋漓尽致,精准诠释了所有底层微小生命共通的生存焦虑:在庞大的时代与自然规则面前,个体的努力何其渺小,存在本身,便是一场持久的坚守与博弈。
相较于野兔线的荒诞隐喻,人间耿家的命运脉络,则温柔延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书写内核,以复调叙事描摹普通人的多面与真实,不脸谱化、不刻意评判。乱世之中的耿家四口,每个人都背负着生活的重量,有着属于自己的挣扎与坚守。父亲耿福涛勤恳踏实,却也为养家糊口不得不狩猎生灵,在生存本能与朴素良善之间反复权衡;母亲张贤贤温柔勤俭,以柔弱身躯撑起家事,在贫困动荡中默默隐忍,藏着底层女性最朴素的坚韧,却难以摆脱时代认知的局限;祖母冯氏体弱多病,常年被病痛与贫困缠绕,脆弱却从未放弃生活,是乱世底层弱势群体的真实缩影;少女耿正儿纯粹善良、心怀悲悯,怜惜野兔杂毛、守护山野生灵,在浑浊乱世中守住了最本真的善意,却因年少懵懂,无力抗衡命运的无常与时代的洪流。
四个独立的人物声部交织碰撞,没有绝对的善恶,没有刻意的教化,只有乱世凡人真实的困顿与抉择,完美践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身上发现人”的创作理念。孙满星温柔而犀利的剖开人性的幽暗与光亮、自私与纯粹,让每一个角色都立体鲜活、落地生根。而耿正儿与野兔杂毛跨越物种的情感羁绊,更是打通了双线叙事的核心纽带,让荒野生灵的绝境求生与人间百姓的乱世浮沉互为镜像、彼此呼应,构筑起“众生皆苦、万物皆韧”的温柔叙事格局,极大地拓宽了作品的人文厚度与思想维度。
在精神哲思层面,作品跳出了传统生态文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浅层主题,兼容卡夫卡的存在焦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救赎思考,同时深度融入庄子哲学的东方思辨,让苦难书写既有西方文学的深度,又有东方文学的温润。卡夫卡看见苦难的虚无与存在的荒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难中探寻灵魂的救赎,而孙满星立足民国乱世的乡土语境,结合《庄子》多则寓言哲思,重新解读了苦难与命运的辩证关系。他以《庄周梦蝶》物我两忘的内核,模糊人与生灵的物种边界,达成万物共情;以《井底之蛙》的认知隐喻,写乱世众生囿于时代与环境的生存桎梏;以《隋珠弹雀》警示人类掠夺自然、本末倒置的短视;以《猴子逞能》的寓言内涵,映照妄为逞强终致祸患的生存真理,让寻常的生灵故事,承载起厚重的东方生命哲学。
小说精准诠释了“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的古老辩证智慧,这亦是乱世最真实的生存荒诞。野兔侥幸逃生,或许暗藏新的捕猎陷阱;家人短暂安稳,随时会被战乱击碎;少女美好的善意,亦可能无意间牵动命运的变局。时代无序,命运无常,否泰跳切、祸福轮转是所有底层生命无法挣脱的宿命。但孙满星并未像卡夫卡那般沉溺于虚无绝望,也未刻意渲染苦难的惨烈,而是承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赎内核,以温柔克制的笔触,书写绝境之中生生不息的生命韧性。野兔从未放弃繁衍与求生,在荒野绝境中步步坚守;耿家众人从未被贫困与战乱击垮,各自以平凡的方式扛起生活,身处混沌乱世而初心如磐。这份于苦难中生长、于荒诞中自持的力量,是作品最温暖、最珍贵的精神内核。卡夫卡看见虚无,陀思妥耶夫斯基探寻救赎,而孙满星看见的,是苦难之下永不熄灭的生命动力。
与此同时,作品还吸纳了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白牙》的创作精髓,深挖人与生灵的生命共性、本能共性与命运共性,彻底打破物种壁垒。无论是野兔对自由生机的渴求、对生存的执着,还是凡人对安稳生活的向往、对家庭的坚守,无论是乱世境遇对人与动物的双重碾压,还是绝境之中彼此抗衡、奋力存续的意志,都让人间与荒野的命运深度同频,构建出万物同命、众生共韧的宏大格局。
在艺术表达上,整部作品文风温润质朴、意蕴悠长,兼具文学美感与大众可读性。孙满星延续了卡夫卡朴素简约、不煽情、不堆砌的语言风格,以平实通透的文字描摹乱世风貌、生灵百态、人间悲欢,寥寥数笔便意境悠远,平淡文字下藏着厚重的情感与深刻的哲思。同时,他深耕关中本土文化,将地方戏曲、民间民谣、乡土传说、自然常识融入文本,让民国初年关中乡村的民俗肌理、生活风貌、生存状态鲜活可感,让西方存在主义哲思扎根中国乡土土壤,彻底摆脱外来文学理论的悬浮感,完成了经典创作手法的本土化、生活化创新。
作品最具特色的文图共生形式,更是作者综合艺术素养的极致体现。深耕文艺与视觉艺术多年的孙满星,拥有扎实的美术功底,军旅时期专职板报创作,练就了精准凝练的速写功底,入职地方文化部门后,深耕油画、广告设计等视觉创作,审美成熟、技法娴熟。正因如此,他为小说亲手绘制的三十余幅钢笔插图,才能精准捕捉野兔奔逃的灵动、乡野乱世的苍凉、人物悲欢的细微神态,以画补文、以文衬画、图文并茂、美美共生、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让文字的抽象哲思化为具象的视觉美感,虚实相融、双向赋能,让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审美温度。

纵观当代乡土与生态文学创作,多数作品要么流于风景抒情、情怀泛滥,要么止于时代控诉、现实批判,很难兼顾生态视野、人性深度、时代厚度与哲学高度。而《一窝野兔历险记》以创作者丰厚的人生阅历为根基,以东西方经典文学为参照,跳出类型写作的局限,完成了多重维度的突破。在生态书写上,它跳出人与自然的表层对立,诠释万物平等、共生共存的生命理念;在乡土书写上,它摆脱时代叙事的固化套路,温柔描摹乱世底层众生的真实困境与坚韧本心;在文学书写上,它接轨世界经典的叙事范式,立足中国本土语境完成艺术创新与思想升华。
在节奏急促、人心浮躁、流量为天、算法封侯的当下,《一窝野兔历险记》恰似一股温润的文学清流。它不是一部单纯的生灵历险记,也不是一部单薄的时代纪实,而是一部治愈人心、引人深思的生命启示录。野兔的奔逃与坚守,凡人的悲欢与抗争,都在诉说一个朴素的真理:苦难是人生的常态,而韧性是生命的本能。时代的荒诞、命运的无常、人性的复杂从未远去,但善意、坚守、敬畏与热爱,永远是人类与万物对抗苦难的终极力量。正是这份贯通古今、横跨人兽、兼容中西的深刻思辨,让这部作品超越了普通的类型文学,成为一部兼具西方经典质感、东方人文底蕴、生态温度与时代厚度的现实主义力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温柔而深刻的全新叙事范式。

枫叶红了,实名谢安宁。周至县集贤殿镇东堡人。陕西省电视台《都市碎戏》《百家碎戏》承制公司负责人。职业编导。创作已播出栏目剧六百余部。多次获国家广电协会栏目剧作品一等奖二等奖,最佳编剧获。创作的微电影《贪戒》获国家纪委监委"清廉视频"奖。微电影《红旗书记》获陕西省委组织部最佳课件奖。陕西省诗歌协会会员,职业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