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涛斋”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文献展的主题是“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初看不似“学人”、很是“文人”。这本是王维的诗句，也是史先生数十年夜坐书斋笔耕不辍、在心底涌出来的句子，一派水月洒然、心境泰然。

南明河在流经甲秀楼后，转了一个大弯。转弯处不远，即是史先生在南明河畔的住所。此处上有甲秀楼之胜，芳杜洲在其东，明清时期称之为“渔矶湾”。明嘉靖、万历年间，黔中王门后学“理学三先生”之一的马廷锡，与诗人袁应福在渔矶湾筑室隐居，诗友唱和；进而谢三秀、杨师孔、越其杰等十数年轻才子相继筑室河畔、唱游往返，后世称之为“南明诗社”诗人群。

四时流转不息，而风景几如故。史先生住入后，称此地“画师停笔看溪山，诗人辍吟听风雨”。距其住所约百米处，拦河筑有一道滚水坝，河水流过轰鸣作响，如瀑如涛。一年夏天，史宅友人齐集、谈笑风生，在座的史学家何静梧先生或是听到了如瀑的涛声，忽然道出“听涛斋”三字，“听涛斋”遂成史先生书斋名。

郑文丰曰：史先生在此处一住二十多年，无事即躲在书斋中，一个人读书、写作。除了写作之外，什么都不去想，没有喧嚣，没有烦恼。晚上更深阑静、家人熟睡，书斋里笔尖划过纸上的“沙沙声”，与明月、清风、涛声为伴。“有一天，史老师无意间的一篇文章发表后，被国家官媒全文转载。”贵州开放大学副教授郑传春回忆了史老师给她讲述的一个细节，“他说那一刻的感觉，就像独自在幽深的林子里走了很久，忽然间有一束月光，从林叶的缝隙中静静地照了进来。”史老师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说的是做学问的“寂寞”与“定力”、“信念”与“乐趣”。

“四时变化无穷，唯有那涛声始终有节奏地在耳边回响，无时无刻不在催我前行，无时无刻不使我心潮澎湃，写出一篇又一篇文章。”涛声不断、写作不止的史继忠先生，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一九三七年生人的他，于一九五七年顺利考入五年学制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彼时蒙文通、徐中舒、缪钺等史学名家皆任教系中。大学两年半后，即调川大马列主义研究所做助教。然而世事难料，在运动中无奈“跌了一跤”，“天之骄子”转瞬间沦为“社会弃儿”，以至读司马迁《报任安书》“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句，不禁泪下。命运由此转了一个大弯，一九六二年大学毕业后，当了半年农民、三年兵、十三年工人。直至一九七八年，各高校恢复招考研究生，他考上了云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时隔十六年再次重回大学，心情是“漫卷诗书喜欲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一年，他四十一岁，师从历史学、民族学名家，有“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之誉的方国瑜先生，学习方向是民族史和地方史，攻读贵州史。“一九七八年贵州第一批研究生有三人，史继忠与钱理群两位先生，即是这‘唯三’中的研究生。”原《南方周末》记者向郢说。

时间重新开始。研究生三年，史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云南大学有八个研究生，每人发二十个借书证，每个证可借一套书，“我每次借书，都用背篓去背”。其毕业论文《明代水西则溪制度》关涉贵州史和彝族史，基于彝文文献、汉文献以及黔西北半年实地考察而成。论文通过答辩后，他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云南、贵州的诸多高校争相求贤。最终，他出于“士为知己者用”、“学的是贵州史和民族史”的考量，选择回到了贵州，由此开启了其方志学、贵州史、民族史、中国史、文化史的学术生涯。

这一年，他四十四岁。

“史贵州”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史先生曾在《自白》一文中调侃：“我姓史，学的是历史，一生以‘史’为业，看来是‘史’定了。”“我们称史老师为‘史贵州’，‘贵州史’的‘史贵州’。”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王亚平说。

一九八一年，史继忠先生到任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这一年的七月，中国地方志协会成立，揭开了全国上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帷幕。一九八三年底，随着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贵州省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省级各有关部门及各地、州、市、县陆续建立了修志机构，贵州省第一轮修志的热潮随之到来。“经副省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秦天真点名，史继忠老师兼任《贵州省志》副总纂，与陈福桐先生共同主持《贵州省志》编纂工作。”贵州省档案馆（省地方志办）原二级巡视员钟莉回顾说，史老师既有深厚的方志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以“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精神，带领贵州方志人知与行，编修出既尊重历史、又有贵州特色的志书。自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的十年间，《贵州省志》之《地理志》《气象志》《科学技术志》《教育志》《名胜志》《出版志》《交通志》《邮电志》《电力工业志》《机械电子工业志》《轻纺工业志》《煤炭工业志》等相继出版。

钟莉说：“史老师是贵州省新方志编纂的开拓者、实践者。”这些工作，一部分是史继忠先生在一家五口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家里，狭小得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环境下“伏床”完成的；也因为这些贡献，他搬入了南明河畔的住所。

在全省第一轮修志中，史先生还担任《清镇市志》《修文县志》《思南县志》等地方志书的顾问。九十三高龄的崔道贵是《思南县志》首任主编、思南县志办公室主任，他在回望修志历程以及史继忠老师给予的帮助中，提到了一个细节：一九八四年六月，全省各地州市县方志办公室主任一百余人，在省会参加“贵州省地方志讲习班”学习，王燕玉、史继忠、陈福桐等专家教授授课，“讲习班还印发了史继忠教授编著的《方志丛谈》等有关书籍和资料。”

《方志丛刊》不是一部“概要”或“概论”性质的书，而是先生经“文献爬梳”、“修志实践”的地方志编纂学之书，全书针对当时修志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二十一个题目，并依题作文、立意发挥，文章形式自由、长短不拘，以足言为度；对学界各说不持门户之间，而是取其有益，兼收并蓄自成体系。

从事地方志编纂、方志学研究的同时，史先生通过“书斋文献”“田野调查”两条腿走路，同步推进民族史、贵州史的研究。他带领青年教师，到黔西北地区进行民族调查，调查赫章彝族、威宁“大花苗”和“小花苗”；到成都搜集民国年间华西大学的苗族论文。加之就读方国瑜先生研究生期间，在两千七百多卷《明实录》中抄录出贵州有关史料八十余万字，这些工作最后汇集成《贵州待识别民族资料汇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等资料史料出版；后又参与“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到荔波县调查“白裤瑶”、“青裤瑶”和“长袍瑶”，期间跑遍了瑶山的村村寨寨，对瑶族的经济、社会、家庭婚姻、居住饮食习俗、宗教信仰、丧葬及文化教育做了细致深入的调查。后来他和同仁写就了《月亮山地区瑶族调查》《贵州瑶族》等名篇名书。调查结束后，他和同道中人开始系统研究贵州民族史，合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独著《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专论》等，皆是这一时期的成果。期间，他深感贵州各民族与西南民族关系密切，于是开始西南民族史研究，最终写成了《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一书。

一九九一年，史继忠先生调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任副馆长兼《贵州文史丛刊》主编时，已积累了大量贵州史料，于是提议编写《贵州通史》。一九九二年，《贵州通史》编委会经贵州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史继忠任副总编、编辑部主任，并兼任《贵州通史》第一卷、第二卷主编。“板凳又坐十年冷”，五卷本《贵州通史》于二〇〇二年出版。《贵州通史》是我省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的通史著作，贯通贵州从数十万年的远古至一九九九年底的历史。学界评价该书通贵州的古今之变，以“通”“全”“特”“详”等特点构建起贵州历史的新体系。

一九九五年，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联合在贵阳花溪召开“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贵州文化”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和实质意义的学术概念。史继忠先生开始思考“贵州文化”问题，并根据自身多年对贵州历史、地理和民族的研究，把贵州文化界定为“多彩文化”和“山地文化”，先后写就了《中华地域文化大系·贵州文化》、《贵州文化解读》二书；主编《贵州文化丛书》十册，主要反映贵州文化的独特之点。此后，贵州学者从“贵州文化”出发，探索“贵州学”“黔学”创建的可能性。“史继忠老师最早归纳了贵州文化的特点，‘多元共生’‘山地印记’‘文化千岛’这些提法已被普遍认同，这是他的一大贡献。”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文史学者王尧礼说。

贵州地处天末，建省也晚，历史文献上的“贵州”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明清以前如期如此。先生从民族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分科史角度，以及通史的角度全方位书写贵州，推动了“贵州”成为“贵州史”；又从“贵州文化”的层面，推动了“贵州学”“黔学”的构建。

史先生以为，贵州文化和民族文化脱离不了中华文化，于是拟定三十多个题目，一一写成文章，后来辑为《中华五千年文化探索》一书；在探索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又深知中华文化绝不是封闭在长城以内的文化，它深受佛教文化、西域文化、亚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影响，于是产生了研究世界文化的念头，先是写了《拂去历史的尘埃》，接着写了《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一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史继忠先生的学术路径不断延展、学术版图不断扩展，走出了一条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到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学术之路。

“‘九〇后’老夫”的“年既老而不衰，不知老之将至”

二〇〇〇年，史继忠先生退休。但他退休后出版的书和文章，比以前还多。其中，《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经霜的红叶——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二书，对图云关红十字文化的发掘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西迁到贵州——滚滚的文化潮》以全新的视角对抗战时期文化西迁到贵州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总结与研究，填补了贵州抗战历史研究在这一方面的空白；担任《贵州历史文化丛书》总审定，丛书从贵阳贵安“万”“千”“百”“十”的时空维度里，深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群众文化“五个文化”，推介“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爽爽贵阳”。

值得一提的是，史老师在“读图时代”编写过《飘移的视线》《贵阳百年图鉴》《触摸夜郎魂》三个大型画册；“触电”策划过《发现贵州》电视栏目；从“文化导游”的角度主编过《贵州导游词》——真可谓与时俱进，“年既老而不衰”。

史老师笑称，这是退休后受同学影响，“走出小天地，走向大社会”，“我就成了‘文化大背兜’，哪里有研究，就背一背兜。”

今年，年届九十的史老师，正式迈入“九〇后”行列。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洗漱完毕，喝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写作，直到吃中饭，从不间断。他说，“‘九〇后’的老夫，还会继续与‘九〇后’中青年并肩前行。”“老夫”是他的网名，出自苏轼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下一句是“西北望、射天狼”，他还想以学术为靶。

“我的前半生在蹉跎岁月中荒废，四十四岁研究生毕业，才工作十八年便退休了，所学的知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别人不可惜，但我很可惜，”史继忠先生曾写道，“我要抓紧写作，弥补前半生失去的宝贵时光。所以不能停下手中的笔，‘不知老之将至’。”

此次文献展，贵州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统计了史先生截至九十岁的学术成果：自著、合著各种专著四十八部，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涉及历史、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各领域，还写了散文、随笔、杂文、志评二百余篇。贵州省图书馆馆长彭银说：史继忠老师以“深林人不知”的执着探索，铸就了“明月来相照”的学术丰碑。

在未来，这一数字还将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