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华/我是你的拐棍

在父母那个年代的农村，两口子之间是不说“爱”这个词的，他们觉得这是城里人的“洋玩意”，酸的倒牙，听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然而他们却用一辈子的相扶相持诠释着这个字的神圣及其包含的全部情感、义务和责任。

父亲两岁就没了母亲，被一个远亲的放羊的瘸胳膊光棍大爷收养，父亲的童年就是和这位慈爱的大爷在羊群堆里长大的，虽然家境非常贫穷，但大爷还是送父亲读了四年小学。

在穷困磨难的生活中，父亲“噌噌”长到了二十岁，成了村里少有的识文断字的健壮又有些野蛮的英俊小伙。

父亲参加了筑路队，来到了百十公里外的赤城的一座小山沟里修路，吃住被公社统一安排在就近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当父亲所在的住家年方十八岁的闺女把一盆玉米饼子端上桌的时候，父母亲的故事从此开始。后来说起当时的情景，父亲的原话是“啧啧，那个俊呀，我都看楞了”。母亲的话却是“愣咄咄的，眼都不敢抬了，坐在炕沿边，使劲搓手”。呵呵，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我那年轻的父亲对俊美的母情一见倾心了。

一年接触下来，母亲觉得父亲人很机灵，没嫌他穷，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并和父亲一起回到了老家大黄庄和瘸胳膊大爷生活在一起，直到为他养老送终。

大黄庄是个大村，有三十八个生产队。那时妇女和男的一样以生产队为单位一起出去劳动挣工分。父亲是生产队长，在这方面却没有起到带头作用，他一直不舍得让母亲去地里劳动，除非果园里摘水果或起花生、场里打葵花这样的“俏皮活”，不很累还能吃些瓜果解解馋。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在那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这些农村生产的东西，农村人想要吃一口有多么的不容易。

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力，无论他多么能干，每天也只能挣满分十分的工分，养活一家五口，年底分红一算总是倒该，连年的“超支户”。母亲为减轻父亲的负担，硬是不顾父亲的阻拦，养了口猪。我那时五六岁，印象中母亲总是每天出去给猪拔菜，上下午各一大篮子，那个篮子大的我都能躺在里面。炎炎盛夏，蝉扯着大嗓子叫的人心烦，狗卧在窝边舌头吐的老长老长，那只刚产了蛋的大母鸡在院里走来晃去“咯嗒咯嗒”的显摆着。母亲着一大篮子猪菜回来了，红通通的脸上全是汗道子。她把篮子放在地上，顺手抓起几把菜扔给圈里卧着的猪，便急忙忙走进“小耳房”给将要散工回来的父亲做饭。灶堂的热气，锅里的蒸气，使得小耳房象个蒸笼，闷热的人喘不过气来，母亲一边用衣襟擦汗，一边“呼嗒呼嗒”地拉着风箱，我想帮帮母亲，可双手抱着风箱的“败拐子”却怎么也拉不动。

年底，那口大猪卖了50多块钱，父亲专门从十多里外的新保安供销社给母亲买回了一件豆青色的“的确良”衬衫，母亲兴奋地试穿着，前后左右地扭转身子问父亲合不合身，好不好看。可能女孩天性爱美吧，我看着“臭美”的母亲，突然气愤地嚎啕大哭，一连声地责问父亲“为什么给她买不给我买”？！不知父亲怎样回答的我，只记得我后来干脆躺在在炕上使劲打滚，嘴里就那一句话：为什么不给我买！不知当时母亲是什么表情，心里是什么滋味，只知一向温和的父亲突然暴怒了，大吼：“再耍混把你扔井里”！边说边夹起我走到院子里头朝下把我系到井口里，母亲从屋里冲出来一迭声地喊：你疯了！你疯了！把我从父亲手里抢过来，连声说“闺女，你先穿你先穿”。后来母亲确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动那件衣服，哪天我想显摆一下，就从“躺柜”里拿出穿在身上，象唱大戏的穿的戏袍，感觉美滋滋的。

我十岁那年，父亲去给别人帮忙拉拓炕坯的土，突然土崖塌方，父亲的腿被砸断了，连夜送到宣化，因住院费太贵，父亲执意住在一个廉价的车马大店里，叫熟人把医生接出来给他接骨，整整一个多月，母亲衣不解带地在那车马大店照顾父亲。回家后为了让父亲的伤早日恢复，母亲把攒得那些准备换磨面钱的鸡蛋用来给父亲补养，每当那黄灿灿的撒着翠绿翠绿葱花的鸡蛋饼端上炕桌的时候，我和弟弟就象两只小狗，趴在父亲面前的小桌上，使劲吸溜鼻子闻那馋人的香味，弟弟嘴角的“哈拉水”流得老长，父亲那里吃得下，一口一口夹给我和弟弟吃。后来母亲就在桌边看着父亲吃，只要我和弟弟一往桌前凑，就用筷子敲我们。

    最终父亲的腿还是落下了残疾，膝盖不能弯曲，走路成了拐子。那时已经开始大包干，家里的十几亩田需要耕种，母亲自然而然地挑起了这副担子，父亲尽力地帮衬着。锄地时父亲得跪着锄，常常把膝盖磨出血荫，母亲便缝个厚厚的小垫子给父亲包在伤腿上。起蒜原本是男人的活，因为需要一直蹲着，母亲便从父亲手里夺过“启子”自己来做，叫父亲和我们姐弟一起坐在地里拧蒜胡。

就这样在父亲和母亲苦心巴意地操持下，我和弟弟长大了，成家了，父母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然而母亲却得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当时只有四十九岁。

在县医院住了近一个月，母亲的情况越来越糟，以至只要传到她耳朵里的极轻微的声音，都会使她心跳的无法忍受。一天，医生把我们家属叫到医务办，非常和蔼地说：没办法了，病人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别耗着啦，趁着还能吃，回去想吃啥吃点啥，该准备的就准备吧。我的眼泪“唰”的流了下来，和弟弟一齐盯着父亲，虽然我们已是成年人，但遇大事仍需父亲拿主意。父亲紧抿着嘴一句话也没说，盯了医生几秒，转身走出了病房。

母亲继续在医院住着，父亲一如既往地每天依旧给她洗脸、梳头、喂饭、擦身、端屎、倒尿…….。一天下班后我来到病房，房门半开着，里面非常静，大概其他陪床的家属都去吃饭了吧，我听见了父亲微微的抽泣声，走到门口，只见父亲坐伏在母亲床边的凳子上，双手紧紧抓着母亲的一只手，喃喃地说着：“…….老婆子，我是你的拐棍儿，你可不能半路把我扔下呀…….”，汹涌的眼泪和着鼻涕跨过胡子拉碴的嘴唇一条条挂在父亲的下巴上，象银色的瀑布。母亲一动不动，眼睛微闭着，一颗一颗的眼泪从眼角滚到鬓角再滴落到枕上浸湿一片。

一个星期后，父亲还是无耐地把母亲接回了家中。又过了一个星期……..

父亲把我和弟弟招到跟前，脸色黑青黑青地，说：“你母亲的病北京能治，得十万多块，我想办法借钱，你俩有多大能水出多大，咱们一起凑凑，要快！”。不知道这一个星期父亲是怎样煎熬过来的，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从哪打听到北京能治母亲的病。那时应该是1996年，无论工人还是农民谁手里有一万块钱就很了不起了，十多万块无论对刚刚成家工作的我和弟弟还是纯农民的父亲都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但既然能治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力一试。终于我们把母亲送到了北京安贞医院-------一家国内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专科医院。经过一场大手术，母亲得救了！四十天后，胸前挂着近一尺长的刀痕伤疤的母亲出院了。从此伺候母亲成了父亲的主业。为了还清为母亲看病借的钱，父亲还得种那十多亩地，他总是每天早早地起大五更就去地里，或者先把母亲安顿妥后，临近中午顶着大太阳再去。母亲心疼父亲，虽然医生一再盯嘱一年内切不可干重活，可母亲总是拖着病体把饭早早做好放在锅里，把父亲弄泥的衣服一件件洗出来，我和弟弟在离老家三十多里的城里上班没法天天回去照顾，那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三百多块，也根本没能力考虑请保姆。

一天，母亲坐在院里的小凳上择菜，因伤口疼痛几次都没从凳上起来，父亲看见了大叫“老婆子老婆子，等等等等，拐棍来喽------”，边说边一拐一拐地奔到母亲面前，欢快的样子象唱戏的丑角，把一只胳膊伸到母亲面前叫她拽着，另一只手小心地搀扶起母亲。母亲咯咯地笑着，说：“还是’老拐’好呀”！以后母亲就一直称呼父亲“老拐”，一是父亲腿拐，再是他是母亲的拐棍。父亲听着很受用，乐呵呵地直夸母亲：“老婆子没念几天书，水平还真不低”。

上天好象故意要考验这对老夫妻的不离不弃，四年后再一次把灾难降到他们身上。母亲又被查出了乳腺癌，送往张家口二五一医院进行手术，当时这样的市级医院对心脏手术的药物药理不是很清楚，在术前的一针必要的常规注射后，母亲出现了过敏反应几近昏厥，赶快联系北京的医生指导抢救了过来。这突然的惊吓，使父亲血压一下窜到了180，两条腿肿得粗粗的，用手指轻轻一按便会显出很深的窝，这个平时连感冒药都很少吃的人从此落下了高血压的病根，药不能离身了。

债务还清后，父亲把大部分的地租了出去，只留很少的一点来种，老两口一起窜窜门，打打麻将，赶赶集，儿女家住几天，然后定期来城里为母亲复检一下。老两口每天定时吃药，每次父亲都把母亲品种繁多的药一样样分好，水晾好，看着墙上的挂钟一到晚七点整，就叫母亲“老婆子吃药啦”。外出时，母亲总是挎着父亲的一只胳膊，虽然父亲每走一步都摇摇晃晃，但他是母亲心中的支柱，坚韧倔强地支撑着母亲跨过了一道道难关。已是六十多岁的母亲被父亲宠成了令人嫉妒的小姑娘。无论走到哪里，有父亲的地方就一定有母亲，有母亲的地方也一定有她的拐棍，老两口相濡以沫，相互搀扶着又走过了十七个年头………

2013年12月20日母亲还是扔下她依赖了半辈子的拐棍，在睡梦中安安静静地去了天堂，没有给父亲留下一句话，她可能是不忍再让她的拐棍受累了吧。那一天，父亲象个可怜的小老头卷缩在那张陈旧的沙发里，闭着眼一动不动，不说话不流泪也不看任何人，他是累了，想好好地歇歇吗？还是在回想和母亲一起走过的几十年的风雨人生？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每晚得吃三颗安眠药才能入睡，每次我回去看他，他都说：“昨晚你妈回来看我啦，她一看我我就头疼……”我和弟弟多次要把父亲接到城里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可父亲执意不肯，还放狠话说：“你们再这样，我就离家出走”！孝顺孝顺，除了孝还必须得顺着他，我们只能做罢。

父亲不想离开这个他和母亲一起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因为这里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相濡以沫的见证！这里承载着他们全部的情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