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者树碑，为有功者立传，为抱屈者鸣不平——我为什么要写《黎玉评传》

                               李千树

       想为黎玉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这个念头由来已久。

       多年前，我在研究山东地方党史、为企业职工讲授中共党史时，便间接接触到与黎玉相关的问题。但受限于当时的环境、认知以及时间与任务的压力，未能深入，更谈不上系统整理。

       后来，我在构思一部以鲁中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时，再次触及黎玉的话题。我渐渐感到，黎玉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许多事情、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相关，难以轻易绕过。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他、研究他，直至最终动笔写作这部评传。

       说到底，为黎玉立传，还有更深的原因。正如我在与黎玉的一位山西忻州同乡刘老师聊天时所说：我的家乡父老，包括我的家人，都与黎玉当年领导的抗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为这些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的老革命树碑立传，为他们鸣冤叫屈，是后来者应有的历史责任与义务。我的祖父母和父母辈，也曾经是革命者——有的是抗战时期的县民主政府参议员，有的是区委干部，有的是八路军战士。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与牺牲，也都曾是黎玉所带的兵。尤其是当年担任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和政委的廖容标（老红军）、汪洋（在吉山战役中牺牲），经常率部驻扎、活动在我们那一带的“红五村”。我的本家伯父李念林，还是全国著名的民兵英雄和“爆破大王”，曾一次炸死炸伤十几名日本鬼子。我们村几乎家家有烈士，户户是抗属。因此，我对黎玉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怀有深厚感情，对他的历史功绩充满敬仰，对他后来的遭遇深感痛心。我的二伯父也是北上关东的山东地方干部之一，而我们村南下的干部就更多了。

       说实话，为黎玉写评传并不容易。一是资料匮乏，难以系统；二是问题复杂，不好把握；三是涉及敏感，分寸拿捏困难。尽管事情已过去八十多年，黎玉去世也四十多年了，但这桩公案至今依然扑朔迷离、讳莫如深，许多话题很难直说。特别是涉及到某些人和事，乃至高层根本问题，更需谨言慎行。即便如此，我仍不时遭遇某些网络平台的刁难甚至禁言。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重要思想方法。可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做到更难。今天的舆论场如此，具体到黎玉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样表现得格外明显。或许正因如此，才造成了现实与历史上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毛主席曾谆谆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让全体人民都知道。

       回顾、总结、分析黎玉的问题时，或许始终有一个不轻松且无法回避的话题：假如面对不公正对待，黎玉当年不选择沉默，会怎样？会带来什么后果？对他本人，对山东党的事业，又意味着什么？是他和他所领导、掌控的山东党政军民，与饶漱石、康生所代表的集团势力彻底摊牌，公开分裂？像当年太平天国内讧那样？还是像长征路上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拥兵自重、另立中央？抑或像北伐即将胜利时，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大开杀戒？反过来，如果是饶、康占了上风，会不会对不愿屈服的黎玉及其山东党组织和干部，采取更猛烈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乃至从肉体上消灭？无论哪一项成为现实，都将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和结局，也注定不是一件小事。山东党的这段历史，就有可能被迫改写。幸亏黎玉党性坚强，本分老实，忠诚于党的事业，以大局为重，相忍为党，选择了沉默。不然呢？会如何？能怎样？实在不敢深想。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不可假设。但我想说：想一想，又何妨？这让我们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总结经验教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不能总是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党员领导干部在面对不公和冤屈时，都能委曲求全、任劳任怨、无怨无悔。要明白，他们也是人，有感情、有情绪，承压的能力各不相同。一旦有人控制不住，或情绪崩溃，事情就可能失控。对此，我们必须有更冷静、更清晰的判断和认知，绝不能凭侥幸心理，也不能只寄望于个人的修养高低。

       有鉴于此，对待黎玉这一历史公案，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应当从中探寻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在现实和未来工作中尽可能少犯、不犯类似错误。这或许就是我写作这部评传的初心与愿景——是我至深的期盼。

            2026年6月8日凌晨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