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廖世泰，中共党员，离休干部，1926年11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合浦县公馆镇白沙乡龙江村委龙颈村（今属广西合浦），1946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2006年2月1日于龙颈村寿终正寝，享年80岁。今年，恰逢外公诞辰一百周年。每当想起他那清瘦而坚毅的面容、胸前口袋里别着的那支钢笔，以及他晚年独自坐在外婆坟前喃喃低语的身影，我的眼眶便不由湿润。这一百年，既是外公个人命运的风雨历程，也是我们家国变迁的缩影。

外公的笔记本。廖惠萍摄

投身革命，信仰如磐

外公的少年时代，正值国家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1939年春，中共合浦县委成立，领导钦廉四属地区的革命斗争。1939年8月，龙颈村成立了首个地下党支部。与此同时，第一个地下交通站也在这里建立，负责与广东省南路党组织进行秘密联络。就在那一年，龙颈村有廖上智（首任党支部书记，北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廖德全叔公）、廖世津（第二任党支部书记、首任交通站长，廖德全父亲）等10位热血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43年至1949年，又有我的外公廖世泰、廖志辉、李武荣等龙颈村及周边村的26名村民相继入党。同时，外公家也成为合浦地区游击队员和交通情报员的堡垒户。

1946年2月，白沙武工队在龙颈村正式成立，隶属广东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队长周洪英、指导员陈铭璧。外公加入武工队。几年间，武工队建立健全了交通情报站，在传递情报、为部队提供给养和向导、掩护革命同志、治疗伤病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外公曾无数次对我们讲起那段岁月：“那时候，我们常常在夜里摸黑行军，身上背着枪和干粮，脚上全是泥巴。陈铭璧指导员走在最前面，敌人一个连的兵力都没拦住我们。有一次，我们偷袭日军，却陷入数千敌人的重重包围，被迫退守山林。敌军封山后展开地毯式搜查，我躲进荒坟坑才逃过一劫，待十几个小时后爬出来，才发现全身已被荆棘划得满是伤痕，头部、脸部和身上还扎了很多荆刺。”每次说起这些，外公眼里都会闪着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铭璧担任首届合浦县长。1949年至1952年期间，外公出任县政府工作组主要负责人，后任公馆镇粮所主任。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穿着整洁的衬衫，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公馆镇的街巷之间，为刚刚获得解放的百姓管理粮食、稳定物价，乡亲们都亲切地喊他“廖主任”。

一见钟情，为爱私奔

外公和外婆的相识，始于一场美丽的邂逅。

外婆名为彭定翠，我记得非常清楚，母亲常说，外婆的祖父“阿彭聋”是公馆镇最大的地主，家业殷实，门第观念极重。外婆家中设有私塾，还特意聘请了懂外语的先生授课，因此外婆学会了不少俄语，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外公虽是政府官员，却在外婆的家族眼中，是“不同道的人”。

曾被誉为“公馆镇第一豪宅”——由“阿彭聋”所建的土围屋现状。陈仕优摄

但是，爱情从来不论门第。公馆镇的粮仓就建在外婆家附近，外公时常要去那里检查工作。他第一次见到外婆时，她正在河边洗衣，阳光洒在水面上，映着她清秀的侧脸。他看得出了神，手里的公文包掉在地上都没察觉。她抬起头，两人四目相对——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外公和外婆一见钟情，很快便互许终身。但外婆的祖父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甚至扬言要将她许配给他人。面对家族的压力和世俗的束缚，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私奔。

那一天，外婆照例去河边洗衣服。外公骑着自行车赶来，对她说：“跟我走，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外婆没有丝毫犹豫，放下手中的衣物，跨上了外公的车后座。他们就那样离开了公馆镇，离开了那个不允许他们相爱的家庭，一路骑向龙颈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外婆的祖父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骑马带人追至白沙地界，却因忌惮龙颈村的“革命团”势力而折返。自此，外婆被彭家视为“叛徒”。随后彭家分家产时，不仅外婆未分得任何财产，其父母和两位弟弟也因她受到牵连而未分得任何财产。

命运总爱捉弄有情人。外公因“与地主的孙女结合”，有人指责他“损害党员形象”，有人批评他“思想不坚定”，还有人甚至给他扣上“叛徒”的帽子……面对种种质疑，外公选择守护婚姻，主动离开了粮所主任的岗位。从此，他脱下干部装，重新做回了普通农民。有人替他惋惜：“廖主任，你为了一个地主妹丢了官职，值得吗？”外公只是笑笑说：“无所谓，对得住心上人，就够了！”

初中时，我读到一句话——“爱美人不爱江山”，总觉得那就是为外公写的。他用半生的仕途，换来了与外婆相守五十余年的岁月。在我眼里，这比任何英雄传说都更动人。

平淡岁月，情深似海

外公与外婆育有四子两女，我母亲是长女，我自幼便常常跟随她回娘家。据母亲和舅舅们回忆，数十年来，从未见过外公与外婆吵架。外婆有时候遇到不顺心的事会冲着外公骂几句，他要么不出声，要么就默默走开，从不与她争执。邻居们都说，三十叔（外公排行三十）是公认的“疼老婆”，也有人开玩笑说他是“怕老婆”。他听到这话，总是嘿嘿一笑，说：“不是怕，是舍不得骂她。”

这种“舍不得”，贯穿了他们整整一生的相伴。

1984年7月7日，合浦县委组织部作出《关于廖世泰同志原退职改为退休的通知》，定工资行政二十三级，月工资肆拾玖元伍角照发，粮差、副差补贴及公费医疗等均享受在职干部同等待遇。

外公的堡垒户《光荣证书》及合浦县委组织部文件。廖惠萍摄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年农忙时节的场景。我家离外公家有十余公里，那时候部分道路坑坑洼洼，骑自行车要两个多小时。外公心疼我家劳动力有限，每年插秧和收割的季节，不论刮风下雨，他都会骑着那辆老式自行车，后座载着外婆一路颠簸，带领舅舅、舅妈们来我家帮忙，甚至满外婆（外公的弟媳）、堂舅、堂姨都来了。一大家子人卷起裤腿，踩进田里，有说有笑地插秧、割稻。那时候，我家是全村最受羡慕的人家——别的宗亲还在为请不到帮工发愁，我家却像过节一样热闹，一天就完成了农活。村里人见了都竖起大拇指：“小凤（母亲名字）的外家，真是天下第一好！”

从五、六岁到十岁，每年的农忙时节都是我最盼望的日子。因为外公外婆来了，他们总会买一袋香蕉来，家里还会做丰盛的午餐，还有故事听。外公总是给我讲他“想当年”搞革命的故事：陈铭璧指导员如何英勇指挥，以几十人击败数倍于己的敌军；说自己如何在枪林弹雨中传递情报，如何一夜之间翻越几座大山……那些故事我听了无数遍，可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一样入迷。

外公虽然早已不在官场，但每次来我家时，手里总拎着一个旧公文包，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的口袋里，总是别着一支钢笔。那支钢笔，是他革命生涯的象征，也是他一生自尊的徽章。他写得一手好字，经常在本子上写些诗词。那时候我总觉得，外公就是世上最有本事的人。

一份厚礼，一生感念

1991年，我家新建了房子。虽然只是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但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外公外婆来看到后，高兴得合不拢嘴。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很一般，仅靠着退休金度日。可他们竟然东借西凑，买下了一台当时较为高档的黑白电视机，作为新居贺礼送给我们。

那台14英寸屏幕、旋钮调台的电视机，在当年的农村算得上是高档家电——至少比赵本山小品里提及的“家中唯一家电--手电筒”要气派得多。父母很是激动，他们心里清楚，外公外婆不知道省吃俭用了多久才攒下这笔钱。外公却摆摆手，说：“给外甥孙看的，值。”

那台电视机在我家用了整整十年，直到后来换了彩电，它才“退休”。但它一直放在家的角落里，谁也没舍得扔掉。因为它不只是一台电视机，更是外公外婆对我们沉甸甸的爱。

退休岁月，初心不改

每年清明节，白沙镇都有很多学校组织师生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祭拜先烈。连续多年，外公作为革命前辈，受邀到现场讲述当年的革命故事。他站在纪念碑前，胸前别着那支钢笔，声音洪亮，腰板挺得笔直。台下的孩子们听得入神，老师们也频频点头。外公回来后，总会兴奋地跟外婆复述：“今天现场几百个学生，没有一个讲话的，都在认真听！”外婆就笑他：“你呀，一讲起那些搞革命的往事，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外公因符合“新中国成立前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享受供给制待遇或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干部”政策，被认定为离休干部。他常说：“比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兄弟，我已经多活了几十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此外，每年北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合浦县委县政府都会组织慰问革命老同志的活动，外公总会受邀参加。那是他一年里最开心的日子——能见到当年的老战友，一同追忆往昔峥嵘岁月，一起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次聚会归来，他都会兴奋好些天，还将这“重大事件”讲给家人和村里人听。

1993年底，在白沙镇众多村落中，拥有上千人的龙颈村率先实现了家家户户通自来水。这一民生工程的实现，得益于时任北海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廖德全帮助村里申请了扶持资金，村里推选外公负责此项目。

施工期间，外公曾骑自行车去镇上采购材料，为避让车辆不慎跌落桥底，所幸并无大碍，次日仍能骑车出行。当外公家的自来水通水后，我专门去他家兴奋地拧开水龙头，感受着水流的力量。外公见状笑道：“我无偿负责这个项目，账目全公开，一分一厘都清清楚楚。你外婆大力支持我每天跑上跑下，没想到老了还能为乡亲们办实事！”

生死相依，至死不渝

1999年，一场灾难降临。外婆被查出患有白血病（血癌）。医生说，这种病即使在医疗条件更好的大城市，也很难治愈，更何况当时我们那边的医疗水平有限。外公急得团团转，四处求医问药，可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样：希望渺茫，花再多钱也可能是打水漂。

医生甚至委婉地劝外公：“老同志，您要有心理准备，别把钱都浪费在无谓的治疗上。”可外公根本听不进去。他红着眼眶说：“只要她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治。借钱也要治。如果她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从那以后，外公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借了个遍。他把自己的离休金全部拿出来，一分不留。经常天未亮便起身，骑车前往镇上购药，为外婆煎药、喂药，悉心照料，鼓励外婆千万不要放弃。

整整三年，外公常常寸步不离地守着外婆。外婆不能自理时，他白天喂饭喂药，夜里就睡在外婆床边。外婆有时候难受呻吟，外公就握着她的手，轻声说：“不怕，我在。”外婆经常说：“别花那些冤枉钱了，让我走吧。”外公就倔强地摇头：“不行，你走了我怎么办？”

2002年农历十月，恰逢外婆生日那天，母亲一大早就去看望她。还没到中午，外婆就一遍遍催母亲早点回家，甚至把她往外赶。可过了中午，她却平静地离世了。临终前，她拉着外公的手，嘴唇动了动，没能说出话。外公却替她说了：“我知道，你是让我好好活着。”外婆微微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那一刻，外公没有哭。他只是呆呆地坐在床边，握着外婆的手，很久很久不肯松开。

天人永隔，念念不忘

外婆去世后，外公像变了一个人。

他的离休金在那时已经涨到了每月4000多元，对于一个农村老人来说，算是相当宽裕了。可是，钱多了，他的幸福感却一点也没有了。他不再爱说话，不再讲革命故事。

他三天两头骑自行车去外婆的墓前，一待就是大半天——要么把墓地的杂草拔得干干净净，要么就静静坐着，像从前陪在外婆床边那样。有一回我去外公家，舅母说他一早就骑车出去了，估摸着是去看“外婆”了。我赶到外婆的墓地，远远瞧见一辆自行车停在附近，一个熟悉的身影独自坐在坟前，走近才发现他正对着坟头说话。

回到外公家一进门，他便兴奋地冲回房间，拿出一个镶着外婆照片的金色相框，得意地说：“你看看，我把你外婆的照片装裱好了。”

更让家人心酸的是，外公每天都要捧着外婆的相框说话。他把它放在床边，有时候说着说着，眼泪就无声地流下来。母亲和舅舅、舅母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经常劝外公，但劝不动；劝他把照框收起来，免得触景生情，外公就急了：“谁都不准动，你们不懂我有多想念她！”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提。

这种日子，整整持续了三年。三年里，外公的身体还很硬朗，但精神日渐萎靡。他不再去参加老同志的慰问活动，不再去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他唯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外婆的墓地；唯一愿意做的事，就是对着外婆的相框说话。

梦中相会，人间永别

离休干部的医药费按政策全额报销，但外公被认定为离休干部的近二十年里，身体康健，鲜少生病，从未有过住院经历。

2006年农历正月初三，春节的喜庆氛围尚未散去，村中仍不时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外公一如往昔，晚上早早便安歇了。初四凌晨两三点钟，他仍起身开了大门让表弟回家。清晨六、七点钟，家人才察觉他已安然离世。他未曾患病，走得十分平静，毫无痛苦。

全家人哭得很伤心。但我后来想，也许这对外公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他多活了三年，念了三年，终于可以在梦里与外婆相见，然后牵着她的手，再也不回来。

外公离世时，我跪在他的灵柩前，心中默念：外公，您定是去寻外婆了，她在那头定已翘首期盼多时。您这一生，无愧于革命，无愧于组织，无愧于我们，更无愧于外婆！

舅舅们清理外公的旧物时，在床底下发现一个皮质枪套，内藏的驳壳枪已锈迹斑斑，无法击发。它曾是外公革命岁月的见证，后来弃枪转笔，此枪便被尘封于此。

百年诞辰，永远怀念

如今，外公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我常常想起他胸前别着钢笔的样子，想起他踩着自行车载着外婆来我家帮忙的样子，想起他捧着外婆相框自言自语的样子……他这一生，从烽火硝烟中走来，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过血、出过力；他这一生，又为了一份朴素的爱情，甘愿放弃仕途，忍受清贫，不离不弃。

外公并非完人——身上带着时代的局限，有着性格的倔强，甚至曾因“要维护党员形象”而“无奈辞职”。但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信仰要坚定，爱一个人也要坚定。

外婆走后的那三年，外公其实早已把自己的心埋进了她的墓里。他每一天都在倒计时，只等着她那一声召唤。2006年正月初四，他终于等到了。

我想，在那个世界里，外公一定已经和外婆重逢了。他们应该还像年轻时一样，一个骑着自行车，一个坐在后座上，沿着一条开满野花的小路，慢慢地骑向远方……

世泰有情，定翠独钟！外公，一百岁生日快乐，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陈仕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