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坦山的那天，李祥同志跟我谈张店安了据点时说："大峰山通鲁西北到太行，又通泰肥到山东分局，也通平阿到梁山，它是三条交通线的通道。张店安上据点是三条交通线的障碍。白天黑夜多少干部要从那里走啊。所以这几条交通线的保护是个大问题。你得再回去，把那个总支书记兼起来。在坦山给你开上六支枪的条子，带着回去找你们那里的镇长朱正华同志（现在浙江）。"

为了保护这条交通干线，我就从坦山开了六支枪的条子回来，跟朱正华同志带了几个人到了陈沟湾去拿的枪。当时张有壬同志在长清独立三营，营长叫朱什么？是老红军，我和他很熟，曾在孝里和石岗的鬼子拔过跟头。他和鬼子拔跟头时，张兰昌拾了一支枪。那时张有壬同志在马岭、岚峪住。对张店据点地委意见要打，谁打呢？独立三营。张有壬同志给了我一支手枪，叫我负责组织向导。打据点前，我带着一个特务连去冯庄抓一个在张店的汉奸，没抓住。特务连指导员是黄河西马集那块儿的，叫侯涛。长清独立三营下决心要拔掉张店据点。

谷扩如同志（1961年去世）是平阴毛家铺西兴隆镇的，兴隆镇、毛家铺开始都归大峰山。打张店据点一切都准备好了。打的前三天，张有壬同志给我说："咱们不打了，想法配合主力部队来打。打的时间分区司令部正式通知，你赶快回去组织准备好就行。"结果是六支一营打的。打张店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小，牺牲了一个教导员，一个连长。肥城六区牺牲一个宣传委员于伯衡，区委书记、区委员都牺牲了。据点是打下来了。当时李涛同志（他跟总理当过保卫科长）是六支一营的特派员，魏金三是指导员。还有个副营长叫房绍禹。开始的参谋长卢超是长清城北的。我这一段党的关系是在长清，却写到肥城去了。

刘琴轩、张庄的，即刘庆新，也叫刘维西，以后还叫刘震卿。我从1943年没见他。1949年他当长清县长，听说已经死了。他弟弟是李芳田，原名刘庆武，他父亲是刘光秀。

红会暴动时、我住岚峪、马岭、房头，以后在黄鹂泉。打了张店据点，敌人又很快在白庄安据点。六区区委牺牲了好几个，最紧张的时候，袁振、耀南同志都住到冯家庄，离白庄只有七里路。地委、专署司令部只带着一个营，那天鬼子在五红庙、毛家铺大"扫荡"。前边是张家庄、白庄据点。三营机枪响。我们撤到冯庄河里，牵着一匹马，在河沟里把马隐蔽住，不敢在庄里。因为三面都是敌人。

那天吴力践和袁振同志找我去给我个任务、让我照顾护理正在患虐疾发高烧的李学智同志，他当时是泰西青委书记（现在宁夏），吴力践、袁振交待说："敌人'扫荡'过后再给学智看看病，然后把他转送到黄河西。"这样我就把李学智弄到桃山的山洞里，住了二三天。鬼子"扫荡"过后派人把他先送到兴隆镇谷扩如同志家去。从桃山后边上西北翻过山就是兴隆镇，他在兴隆镇走的。

红会暴动那天，我在马岭庄也患病了，王伯炎（孟庆华）同志，那时是县委民运部长，正在长清十一区开会。看着我突围后得霍乱症，病得不能动。他说："用担架把你抬到坦山，县委医务室看看吧。"我说："我先在这里扎扎针，吃点中药，看看怎么样，我不上县委那里去，用担架抬着多难看，就像受伤的。"我没有去，就是那天朱小辫暴动的。

对红会暴动研究过它的原因。红五月咱是有"左"的倾向。袁振同志1946年回到泰西当地委书记时，我们一起谈过这个问题。总的感觉红五月的借粮斗争是应该肯定的。政策上有些缺点，有些"左"的地方也不可否认。坦山红枪会暴动的原因能否归结到借粮斗争上。徐向前同志路过这里也说过泰西在某些政策上有过"左"的倾向。吴力践同志陪着徐老帅吃过饭。当时徐老帅住到东里村，他的警卫连在玉皇阁，有十几挺机枪。鬼子"扫荡"，在玉皇阁下走都没有打，因为任务是保卫徐老帅上鲁东。我认为红五月"左"的错误，在于发动儿童团撅烟袋，搞闻香队，这就失去了群众。但不能把这个事情归到借粮运动上。

我不完全赞同吴力践同志说的，像是斗争过火才迫使朱小辫搞起来的红会暴动。我说那是他的反动本质决定的。朱小辫的红枪会暴动不是偶然的，是他们酝酿策划已久了。他们暴动时打的小旗上都绣着一条龙，谣言这条龙摇头摆尾，该朱存祯兴世了。他提出的口号是"不反张，不反韩，单反地方工作员"。他是很有策略的，实际是搞共产党八路军。不反张，因为张耀南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相当高。不反韩，因为韩培诚是当时的县长。单反地方工作员。在朱小辫的眼里，挟小包袱的地方工作员干坏事。

暴动是1940年的6月，周海舟、尹笠夫同志都在那里。实际上周海舟同志最清楚，袁振同志也在那里。我那次在山洞里突围出来正下着大暴雨，黄鹂泉山沟里流着水，刚下来新麦子。李学智在山洞里给他送去的大饼和一铁壶白开水。

红会暴动是策划已久的，由于我们政策上某些"左"的方面失去了一部分中间群众，成了他的借口，不能说借粮斗争是"左"的。袁振同志批评吴力践是改良主义的典型，批得过分了。

长清十一区批刘琴轩是改良主义的典型。王瑞峰和我们在房头批刘琴轩是改良主义、调和主义，对地主借粮斗争太软。泰西地委把吴力践同志当个典型批的那种批法也是一种"左"的情绪。朱小辫的红会到济南、历城扩散和日本鬼子勾结起来。政策的错误主要不在借粮斗争上，而是在锄奸政策上有些乱杀。杀人权竞放到区、村干部手里，群众是有意见的。再就是儿童团有点儿过火。妇女救国会有什么错误的？"左"就"左"在杀人上，出了些错误。

开始是在长清二区南部，接着就是东障、广里。东障的张鹤泉是国民党区长．咱们杀的。杀他的时候郭孝文的区长，张元昌的副区长。张鹤泉是郭孝文的叔丈人。张鹤泉的几个儿子发动红会先从东障、广里、孝里铺起来的。紧接着龙湾、马岭镇、南黄崖、北黄崖、方峪、马岭庄、岚峪、张庄、五眼井、李庄这一带也很快起来了，接着是在段店、疃里起来的。长清六区万德、七区苾村铺、三区崮山也很快就起来了。1940年我就在大峰山南部调回肥城去了。

我在肥城六区一年半，后调肥城县委。1941年敌人对泰肥山区"清剿"。那时我在县委敌工部工作比较深入，正搞沈鸿烈的第二政府。1942年3月被捕后，我在狱里也搞国民党第二政府，处理了他一个书记长，一个县长。所以我给肥城写了些搞国民党第二政府的事。

为搞第二政府有的同志牺牲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吴克让同志牺牲了。那时在肥城监狱里一个县委宣传部长叫李法被敌人杀了，1941年1月杀的。民运部长周宗列（现在安徽），当时他都在敌人宪兵队情报机关。写这个材料呢，别人不太好写，我在狱里干的，外边县委讨论几次，肥城没根据地了，开会在1942年阴历正月初三。

肥城县委在万德西峪里黄家、李家开的会，我初二去的，在那里专门讨论了肥城的第二政府问题。地委说，肥城对敌斗争的中心是第二政府，只有搞垮沈鸿烈的第二政府，我们才能站住脚，才能存在。如果搞不垮第二政府，我们可能垮台，在肥城站不住脚。

为什么地委叫搞垮第二政府呢？因为它是那些汉奸的支柱。广里据点是归长清敌工部，日本鬼子都是归老肥城统领。广里据点的伪区长是尹爱祚。而尹爱祚却是咱们分区司令部的某团的连长。打四台寺的时候是1941年，我那时在肥城。为了配合作战，在陆房我们跟分区司令部一天出的发。张有壬领着部队从肥城东转过来，打的四台寺。那一晚上把鬼子打跑了。打以前，范辉通过敌工工作把鬼子打跑了。尹爱祚负了伤，没撤下来，日本鬼子把他弄到城里治好伤后，把他派到区里当伪区长。可是尹爱祚是个共产党员，当咱们的连长。范辉当敌工部长，在孝堂山下骑着自行车，戴着大礼帽、眼镜，和尹爱祚一块去的广里据点。（未完待续）作者：李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