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包之外——我的文化老师胡金全

昆良 / 丙午年仲夏

一

胡老师最近发了一个短视频，叫《背包里的花生》。

他说，27年前，他26岁，从上海坐大巴去杭州看同学。回程时大巴在海宁服务区停靠，他下去转了几分钟，车就开走了。他的背包，全部家当，都在车上。

他拦了一辆摩托车就追。风灌进衣领，眼睛被吹得生疼，油门拧到底，也没看见大巴的影子。到上海后，他像没头苍蝇一样打电话，一家一家地问，最后竟然找到了那个驾驶员。

推开门，驾驶员正坐在那里，手伸进他的背包，花生一颗一颗往嘴里送。看见他的瞬间，整个人僵住了。

他没有发火。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画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背包，终于找到了。

但视频的重点不是这个故事。是他最后说的那段话——他说，年轻时那股不计成本、不问结果的劲头，是用一点少一点的珍贵燃料。现在想再来一次，怕是做不到了。

我听懂了。他不是在怀念“执拗”，他是在反省“执拗”。那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而我认识的胡老师，是转折之后的他——成熟的、稳重的、有分寸的。

二

五年前，我62岁，他48岁。

那是一个企业老总的聚会。老总事业遇到瓶颈，想找人聊聊。我去的早一点，认真分析了他的现状。胡老师后到，一开口，直截了当，把问题点得明明白白。

我本来就是个实在人，搞了一辈子土木，总说自己“又土又木”。那天我觉得，他比我还实在。

我主动加了他的微信，后来拜他为师。他不嫌弃我年纪大，客气地接纳了。从此，我成了他的“大师兄”——他后来在南昌收了许多徒弟，我始终是大师兄。

我们在一起，交流的都是文化、艺术、人生。他尊重我，我也敬重他。他不叫我参加有经济性的活动，只在可以交流思想文化的场合才偶尔邀请我。这种分寸感，是对我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三

胡老师是1974年生，属牛的。大学学的是应用数学，毕业后分配到核工业系统，后来自己创业，到上海成立了文化工作室。

他的勤奋，我找不到第二个。他常说自己是“24小时制”——地球那边天亮了，这边可能是深夜，但只要有朋友需要，他随时在线。他的朋友遍布五大洲四大洋，百度网有他的记载，主流媒体有他的报道，2025年受到11个驻外大使馆的表彰。

他是国家一级书法师、一级画家，齐白石的虾也能画得像模像样；他是世界公认的文学家、评论家；他的工作室后面，挂着一幅20多年前画的山水画，工笔细腻，层次分明，意境深远。

但他从不拿这些头衔说事。

他在光明社区义务教孩子们练书法，四年如一日。前两个月，他专程到我的家乡萍乡市腊市镇乌岗村小学和幼儿园捐书助学，我为此写过一篇《墨香飘进乌岗的春天》。

我的自由诗《顺其自然》，他做成MV；我的歌词《同一件衣裳》《爱的习题》《我爱母亲河》《风与线》《生日快乐，我们的光》，都是他用心用情制作成视频。他从不喊累，似乎乐在其中。

四

胡老师的女儿，去年大学毕业，现在杭州一家知名企业任职，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她就业前，常在他南昌的工作室里待着。我在的时候，她很少说话，但每次我说什么，她都认真地听。

有一次，胡老师组织活动，她当着我的面，对他爸爸说：“只有伯伯，你说的不对的时候，伯伯都给你圆过来。”

这句话，我记在心里。

一个晚辈对伯伯有这样的信任，说明我在他们家人心中，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更是一个可以依靠的“长辈”。这份信任，比任何夸奖都重。

五

胡老师期待我好好练书法。几年过去了，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创作上，书法却疏于练习。这是我的“懈怠”，与他26岁时的“执拗”一样，都是需要反省、需要纠正的。

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是生来就有的，是在学习、实践、进步中不断打磨出来的。在所有的文化交流中，我们都自觉遵守主流文化，传播正能量。这个“正道”，不是别人划定的，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走对了，路越走越宽；走偏了，后果不堪设想。

我这一生，修路、养路、管路，如今学文化、写散文、练书法，都是在走自己的路。路正不正，脚知道；心正不正，字知道。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今天起，扎扎实实练字。不为别的，就为对得起“伯伯”这个称呼，对得起胡老师五年来的期待。

六

背包里装过花生，如今装的是时光与初心。

那个追摩托车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追了。他把那股劲，化作了24小时的守候，化作了四年如一日的公益，化作了对文化的赤诚。而我，一个“又土又木”的土木人，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学着用文字记录生活，用笔墨滋养心性。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故事。一个关于“转折”与“坚守”的故事，一个关于“亦师亦友”的故事，一个在正道上同行的故事。

路还长，我们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