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乐团在西北留村的记忆
——一个村庄与一位军旅作曲家的1965年
文/张喜魁
一、缘起:高考日里的意外发现
丙午年六月,高考第一天。城市里千万学子正在紧张有序聚精会神地答卷,作者在西北留滨江佳苑小区遇见了一位老人。
他叫李先魁,60年党龄,当年公社钻井队队长。原本想了解的是另一件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带队钻井救援的往事。可他递过来一份亲笔写的自传回忆录。翻开后,目光被一行字钉住了:“我18岁入党,介绍人叫李桐树,中央军乐团副团长。”
中央军乐团副团长,在一个冀南农村介绍一个18岁青年入党?
李先魁说:1965年,李桐树率队几十人,到西北留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宣传运动”(四清)。村里扬水站建成后,李团长还写了一首歌,有两句词——“亲手建起扬水站,抗旱吃水不靠天……”
我立刻上网查证:李桐树,河北束鹿人(今辛集市),1924年生,著名军旅作曲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3岁参加抗日,1947年创作《葬礼进行曲》,后被定为国家正式仪式用曲;1960年与李延生为索马里创作国歌《召唤曲》;创作交响诗《风暴》——周恩来总理生前最喜爱的作品之一;组织创作《欢迎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等。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1965年出现在沙河县的西北留村?
这不是下乡“慰问演出”。这是将近一年的暂住——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一起收秋种麦、刨红薯、挖土、抬石、修扬水站,给生产队开会,教村民识谱、排戏。而60年后,这个村庄仍然记得他。
二、李桐树:从束鹿到延安,从延安到西北留
1924年11月,李桐树生于河北束鹿。那一年,北方军阀混战,农村破败。1937年,卢沟桥事变。13岁的李桐树参加了抗日人民自卫军。两年后,进入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从此,音乐与枪炮相伴。
1943年,他获评了晋绥军区模范文艺工作者。1946年李老又进修了大提琴并在1947年创作《葬礼进行曲》,后被定为国家正式仪式用曲——领导人葬礼、烈士公祭,沿用至今。天道酬勤,李老于195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
他最传奇的一笔,是1960年受国家委派,与李延生为索马里创作国歌《召唤曲》。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为外国创作国歌。一个刚从战火中走出不久的国家,开始向世界输出文化尊严,这是何等的自豪啊!
1964年,李老参与创作交响诗《风暴》获全军管乐优秀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保留曲目。周恩来总理指示:“在大会堂演出时,一定要有军乐团的节目,一定要演奏《风暴》。”
1965年,他正处在艺术生涯的巅峰——却被派往河北沙河县一个普通村庄。为什么不派别人?为什么偏偏是他?答案也许就藏在那一代人的逻辑里:“下去”不是惩罚,是传统。从延安时期开始,文艺工作者就是“一边打仗,一边种地,一边演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到工农兵中去”被刻进骨子里。1965年,李桐树41岁,正当年,带队下乡——不是走马观花,是一年。
三、村里人记得的他
共享的双喜烟丝——宋作金老人回忆,李桐树人特别随和。“不管年龄大的还是小的,都说得着,夸他这个人好。”他抽烟用大头烟袋锅,烟丝是双喜牌,味道特香。生产队开会时他抽得滋滋响,烟雾缭绕。村民闻到扑鼻香味,有人夸了一句。李桐树就把烟袋锅装满烟丝,递过去,让村民轮流尝试着抽两口。
“不忌讳别人共用。”——在那个年代,这不是卫生问题,是态度问题,是能不能与工农大众融合在一起的问题。
棋盘上的用马不用炮——他喜爱下象棋,农闲时和工作队另一名李姓队长对弈。村民围观,渐渐摸出门道:李桐树的棋路是“上起先跑打马”,喜欢用马,不喜欢用炮。
村民觉得,喜欢用马的人,骨子里大概更欣赏迂回与智取——这和他的音乐风格倒也相通。《风暴》雄浑磅礴,但内里充满变化,不是一味强攻。
宋老说:军乐团在村里土堆戏台上,演过两次大型活动,市里边人都赶来观看。有管弦乐演奏,还有唱段。乐器样式特多,咱真的没见过,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木琴,敲得真好听。演出人员近四十人,阵容庞大。
一句话免了一场大祸——九十五岁的郭学礼讲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那天上午,工作队徐队长到地里检查工作。路过13队挖井工地,他停下来看了看——沙子已经堆了一大堆,井壁流沙现象明显,随时可能塌陷。他当即命令13队队长林增善:所有工具带走,临时篷子拆掉,所有人立刻撤离。到上午10点已全部撤离。中午饭后,整口井果然塌陷,塌陷面积竟然延伸到篷子位置。如果晚走三个小时,几条人命就没了。至今,人们想起来都仍然后怕。
郭学礼还说起李队长的另一番话:“你贪污了500元,老百姓说你贪污了1000元你感觉怨,你为什么不早点承认?实事求是向组织报告你贪污500元呢。主要还是自己的问题,不要说自己怨。”
这话是批评,也是保护。村民对李队长的作风,心服口服。
陈春来的笑话——村里人还记着另一个名字:陈春来,军乐团队员,小号手。他住在西头街老九家里,负责照顾有精神疾病的老九媳妇。每天早上吹晨号,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有一次,他在地里干活,听见村民站在房上喊:“谁从俺家锅连类,的练两茅罐类给俺送回来。”这句沙河方言,什么意思?——“谁从这户家院里,拿了两个茅桶,给他送回来。”
陈春来学了好多天,最终也没完全搞明白——成了队里一桩笑谈。一个能吹晨号、能记总谱的首都北京来的音乐家,被一句土话难住了。其实他就是想学学地方土话,知道啥意思。这场景,比任何理论都更生动地说明了什么叫“深入生活”。
四、文化播种
军乐团在村期间,演出了一系列配合运动的节目:《积肥小唱》《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抗大旗》等,还参加过县里的汇演。这里摘录两段:
《积肥小唱》片段:
东方那个发亮呀钟声响
男女那个老少呀
上呀么上战场
我抗锨那,你抗锨呀
我背筐呀,你背筐呀
男女老少积肥忙……
《贫下中农抗大旗》对唱:
我说那个一来呀
谁给我对上一
什么人革命抗大旗
什么人革命抗大旗
你说那个一来呀
我给你对上一
贫下中农革命抗大旗
贫下中农革命抗大旗
在“文革”前夕的乡村,中央军乐团的演出,规格之高、专业性之强,可想而知。但他们做的远不止演出。
张立勋,当年村团支部书记、音乐爱好者、宣传队演员,至今记得:军乐团教会了村民识谱,规范了演唱知识。
后来,西北留村排演了整本大戏《红灯记》《沙家浜》,在全沙河县出了名。一个农村宣传队能演全本样板戏,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而根子,就埋在1965年。
张立勋还讲了一个细节:军乐团里有个姓杜的工作队员,不但账头清,还有作会议记录的特长——“不带本、不带笔,手里拿个火柴盒,蘸墨水,用火柴头在火柴盒上做记号。汇报工作时,看火柴盒——全记住了。”
“你说是不是人才?”
五、一个人与一个村庄的双向书写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下乡,表面看是“四清”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对西北留村来说,意义远超政治。
对李桐树个人而言,这一年是从“军乐团副团长”回到“农民”身份的重要经历。他出生于河北农村,13岁离乡从军,从此走上职业军旅音乐家之路。1965年的下乡,某种意义上是一次精神还乡。
他给扬水站写的那首歌,歌词朴素,旋律完整,是他一生创作中唯一一首为一个具体村庄、一口具体的井写的歌。那首歌一开始谱的是五线谱,后改成了通俗易学的简谱。李先魁说:当年这首歌青年团员们都会唱,因年代久远记不全了,但60年了没忘记这件事。
反过来,对西北留村而言,李桐树的到来,是村庄历史上最特殊的一页。一个写国歌、写国家正式仪式用曲的人,在他们家住了一年,和他们共用一杆烟袋,洞察险情,教会他们识谱,留下了排演整本大戏的能力,也让西北留村民沉浸式地收到了艺术素养的滋养和熏陶。直到今天,西北留村仍有文艺宣传队,演出戏曲、小品、碌碡秧歌。《红灯记》《沙家浜》唱响了那个年代,也培养了很多后继人才,至今唱响不衰。
一个名叫薛群福的老兵,在《金婚有感》中写道:1975年结婚,红娘是“恩人解放军军乐团原副团长李桐树”。1965年,他与李桐树同在西北留村,他们俩睡一个炕上,李团长胃疼时他帮着揉肚子。他说:“李副团长是副师级干部,但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六、尾声:今天回望的意义
60年过去了。李桐树于2016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十二)去世。他留下的,是《葬礼进行曲》的低沉铜管,是索马里国歌的异域旋律,是《风暴》中扑面而来的革命激情,也是西北留村老人记忆里的烟袋锅和晨号声。
今天,当人们重提这段往事,不只是怀旧。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1965年的李桐树,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不是居高临下的“慰问”,不是浮光掠影的“采风”,而是探下身子住下来、干起来、教起来。可以写国歌,也可以写扬水站之歌;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也可以和村民共用一杆烟袋。
那一年,他41岁。从延安窑洞到人民大会堂,从晋绥军区到西北留村,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底色:无论站在多高的舞台上,双脚始终踩在泥土里。
这或许就是那一代文艺工作者最珍贵的遗产——不需要被“记住”,却从未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