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乐团在西北留村的记忆

——一个村庄与一位军旅作曲家的1965年

                  文/张喜魁

一、缘起：高考日里的意外发现

丙午年六月，高考第一天。城市里千万学子正在紧张有序聚精会神地答卷，作者在西北留滨江佳苑小区遇见了一位老人。

他叫李先魁，60年党龄，当年公社钻井队队长。原本想了解的是另一件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带队钻井救援的往事。可他递过来一份亲笔写的自传回忆录。翻开后，目光被一行字钉住了：“我18岁入党，介绍人叫李桐树，中央军乐团副团长。”

中央军乐团副团长，在一个冀南农村介绍一个18岁青年入党？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1965年出现在沙河县的西北留村？

这不是下乡“慰问演出”。这是将近一年的暂住——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一起收秋种麦、刨红薯、挖土、抬石、修扬水站，给生产队开会，教村民识谱、排戏。而60年后，这个村庄仍然记得他。

二、李桐树：从束鹿到延安，从延安到西北留

1924年11月，李桐树生于河北束鹿。那一年，北方军阀混战，农村破败。1937年，卢沟桥事变。13岁的李桐树参加了抗日人民自卫军。两年后，进入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从此，音乐与枪炮相伴。

1943年，他获评了晋绥军区模范文艺工作者。1946年李老又进修了大提琴并在1947年创作《葬礼进行曲》，后被定为国家正式仪式用曲——领导人葬礼、烈士公祭，沿用至今。天道酬勤，李老于195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

他最传奇的一笔，是1960年受国家委派，与李延生为索马里创作国歌《召唤曲》。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为外国创作国歌。一个刚从战火中走出不久的国家，开始向世界输出文化尊严，这是何等的自豪啊！

1964年，李老参与创作交响诗《风暴》获全军管乐优秀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保留曲目。周恩来总理指示：“在大会堂演出时，一定要有军乐团的节目，一定要演奏《风暴》。”

1965年，他正处在艺术生涯的巅峰——却被派往河北沙河县一个普通村庄。为什么不派别人？为什么偏偏是他？答案也许就藏在那一代人的逻辑里：“下去”不是惩罚，是传统。从延安时期开始，文艺工作者就是“一边打仗，一边种地，一边演出”。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到工农兵中去”被刻进骨子里。1965年，李桐树41岁，正当年，带队下乡——不是走马观花，是一年。

三、村里人记得的他

“不忌讳别人共用。”——在那个年代，这不是卫生问题，是态度问题，是能不能与工农大众融合在一起的问题。

棋盘上的用马不用炮——他喜爱下象棋，农闲时和工作队另一名李姓队长对弈。村民围观，渐渐摸出门道：李桐树的棋路是“上起先跑打马”，喜欢用马，不喜欢用炮。

村民觉得，喜欢用马的人，骨子里大概更欣赏迂回与智取——这和他的音乐风格倒也相通。《风暴》雄浑磅礴，但内里充满变化，不是一味强攻。

宋老说：军乐团在村里土堆戏台上，演过两次大型活动，市里边人都赶来观看。有管弦乐演奏，还有唱段。乐器样式特多，咱真的没见过，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木琴，敲得真好听。演出人员近四十人，阵容庞大。

一句话免了一场大祸——九十五岁的郭学礼讲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那天上午，工作队徐队长到地里检查工作。路过13队挖井工地，他停下来看了看——沙子已经堆了一大堆，井壁流沙现象明显，随时可能塌陷。他当即命令13队队长林增善：所有工具带走，临时篷子拆掉，所有人立刻撤离。到上午10点已全部撤离。中午饭后，整口井果然塌陷，塌陷面积竟然延伸到篷子位置。如果晚走三个小时，几条人命就没了。至今，人们想起来都仍然后怕。

郭学礼还说起李队长的另一番话：“你贪污了500元，老百姓说你贪污了1000元你感觉怨，你为什么不早点承认？实事求是向组织报告你贪污500元呢。主要还是自己的问题，不要说自己怨。”

这话是批评，也是保护。村民对李队长的作风，心服口服。

陈春来的笑话——村里人还记着另一个名字：陈春来，军乐团队员，小号手。他住在西头街老九家里，负责照顾有精神疾病的老九媳妇。每天早上吹晨号，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陈春来学了好多天，最终也没完全搞明白——成了队里一桩笑谈。一个能吹晨号、能记总谱的首都北京来的音乐家，被一句土话难住了。其实他就是想学学地方土话，知道啥意思。这场景，比任何理论都更生动地说明了什么叫“深入生活”。

四、文化播种

军乐团在村期间，演出了一系列配合运动的节目：《积肥小唱》《工作队下乡来》《贫下中农抗大旗》等，还参加过县里的汇演。这里摘录两段：

《积肥小唱》片段：

东方那个发亮呀钟声响

男女那个老少呀

上呀么上战场

我抗锨那，你抗锨呀

我背筐呀，你背筐呀

男女老少积肥忙……

《贫下中农抗大旗》对唱：

我说那个一来呀

谁给我对上一

什么人革命抗大旗

什么人革命抗大旗

你说那个一来呀

我给你对上一

贫下中农革命抗大旗

贫下中农革命抗大旗

在“文革”前夕的乡村，中央军乐团的演出，规格之高、专业性之强，可想而知。但他们做的远不止演出。

张立勋，当年村团支部书记、音乐爱好者、宣传队演员，至今记得：军乐团教会了村民识谱，规范了演唱知识。

后来，西北留村排演了整本大戏《红灯记》《沙家浜》，在全沙河县出了名。一个农村宣传队能演全本样板戏，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而根子，就埋在1965年。

张立勋还讲了一个细节：军乐团里有个姓杜的工作队员，不但账头清，还有作会议记录的特长——“不带本、不带笔，手里拿个火柴盒，蘸墨水，用火柴头在火柴盒上做记号。汇报工作时，看火柴盒——全记住了。”

“你说是不是人才？”

五、一个人与一个村庄的双向书写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下乡，表面看是“四清”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对西北留村来说，意义远超政治。

对李桐树个人而言，这一年是从“军乐团副团长”回到“农民”身份的重要经历。他出生于河北农村，13岁离乡从军，从此走上职业军旅音乐家之路。1965年的下乡，某种意义上是一次精神还乡。

他给扬水站写的那首歌，歌词朴素，旋律完整，是他一生创作中唯一一首为一个具体村庄、一口具体的井写的歌。那首歌一开始谱的是五线谱，后改成了通俗易学的简谱。李先魁说：当年这首歌青年团员们都会唱，因年代久远记不全了，但60年了没忘记这件事。

反过来，对西北留村而言，李桐树的到来，是村庄历史上最特殊的一页。一个写国歌、写国家正式仪式用曲的人，在他们家住了一年，和他们共用一杆烟袋，洞察险情，教会他们识谱，留下了排演整本大戏的能力，也让西北留村民沉浸式地收到了艺术素养的滋养和熏陶。直到今天，西北留村仍有文艺宣传队，演出戏曲、小品、碌碡秧歌。《红灯记》《沙家浜》唱响了那个年代，也培养了很多后继人才，至今唱响不衰。

一个名叫薛群福的老兵，在《金婚有感》中写道：1975年结婚，红娘是“恩人解放军军乐团原副团长李桐树”。1965年，他与李桐树同在西北留村，他们俩睡一个炕上，李团长胃疼时他帮着揉肚子。他说：“李副团长是副师级干部，但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六、尾声：今天回望的意义

60年过去了。李桐树于2016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十二）去世。他留下的，是《葬礼进行曲》的低沉铜管，是索马里国歌的异域旋律，是《风暴》中扑面而来的革命激情，也是西北留村老人记忆里的烟袋锅和晨号声。

今天，当人们重提这段往事，不只是怀旧。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1965年的李桐树，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不是居高临下的“慰问”，不是浮光掠影的“采风”，而是探下身子住下来、干起来、教起来。可以写国歌，也可以写扬水站之歌；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也可以和村民共用一杆烟袋。

那一年，他41岁。从延安窑洞到人民大会堂，从晋绥军区到西北留村，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底色：无论站在多高的舞台上，双脚始终踩在泥土里。

这或许就是那一代文艺工作者最珍贵的遗产——不需要被“记住”，却从未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