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的足迹：一场跨越八十年的重逢
文/静川
一
2025年9月，北京正值初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即将举行，天安门广场上红旗猎猎飘扬。人群中，一位花白头发、面容深邃的外国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沃伦·白求恩，加拿大—中国友好协会多伦多分会主席，也是诺尔曼·白求恩医生的堂侄孙。
他身边跟着妻子和两个学龄前的孩子，妻子是一名华人。沃伦轻轻吻了吻怀中女儿的发顶，低声说：“来吧，爸爸带你看看他曾走过的地方。”
第一站是阳台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里陈列着白求恩医生的遗物。沃伦站在一排发黄的照片前，手指轻轻落在玻璃展柜上，指尖仿佛触摸到了什么遥远的东西。
老翻译把一幕幕历史图景翻译成中文讲给他听，而在他脑海中，所有的中文词汇都自动化作了一段段家族的传说——
那是1938年1月8日，寒冬。诺尔曼·白求恩登上“亚洲女皇号”邮轮，从加拿大温哥华港出发，驶向遥远的东方。“中国最迫切需要我。”他在给前妻弗朗西丝的信中这样写道。那时的中国，华北地区抗战形势十分严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敌后抗战前沿，战事频繁，八路军武器装备落后，医疗条件匮乏，许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药品和器械，一路辗转，从香港到武汉再到延安，随后踩着太行山的碎石走进晋察冀边区。
在武汉的一个多月里，他不停奔波于救治伤员、筹集药品，他还写出了《中国战区医疗救助报告》，向世界陈述中国的艰难处境。“这些中国士兵挖齐肩深的战壕，里面的积水没过膝盖，他们连续几天站在战壕里遭受炮击和空袭。伤员要在夜里拖着受伤的身体前行，经历如此艰苦的过程才能回到后方。”在报告的结尾，他向世界呼喊：“我们向全世界呼吁对中国实施援助……中国应当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援助，且越快越好。”
1938年6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军区卫生顾问。他一来便立下了一条规矩：凡是重伤员送到医院，不管什么时候，哪怕他休息了也一定要通知他，由他亲自检查、亲自手术。他提出“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创造性地发明了“马背医院”，带着医疗队在最前线挽救生命。
在齐会战斗中，他把手术室设在距离战场几里地的一座真武庙内，连续工作69个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创造了战地手术的世界纪录。他实在累得坚持不住了，就叫人在手术室外提一桶冰冷的水，一头扎进水里清醒一下，很快又继续手术。
他还多次为伤员献血。一次深夜，一名伤员股动脉出血，生命垂危，白求恩说：“必须进行离断手术，血是手术以及抢救伤员生命的关键，准备输血，伤员等不了了，我是O型血，抽我的。”旁人劝阻，他说：“前方的战士可以献出生命，我献出一点血又有什么不应该？”手术室外的乡亲们默默流泪了。随后几天，医院门口总有人来要求献血，村民们自发成立了流动输血队。
“人民血库做银行，百姓火炕做病床。”那年冬天的太行山下，这首歌谣在寒风中传唱。
二
“爸爸？你在想什么？”小女儿的声音把沃伦从沉思中拉回来。
“在想一个很勇敢的人。”沃伦蹲下来，和女儿平视，“他本来可以在家安全地生活，但他听说这里有人需要帮助，就坐了很长时间的船过来。”
“像超级英雄一样？”
沃伦笑了：“差不多。只不过他不穿披风，穿白大褂。”
离开阳台山后，一家人驱车前往河北唐县。那里有白求恩纪念馆，保存着白求恩当年居住过的窑洞和用过的被子等物品。车子在太行山的山路上缓慢前行，窗外的山峦连绵起伏，80年前的一切仿佛并未走远。
沃伦的思绪再次飘远——
1939年秋天，白求恩本来已经决定回国募捐，中央也批准了，欢送会都开过了。然而，日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以两万多兵力向晋察冀扑来。白求恩当即作出了一个决定——打完这场仗再走。这个决定，成为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后一个决定。
10月下旬，摩天岭战斗打响。他把手术室设在涞源县王安镇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选择那个位置，一是因为离前线近，便于救治伤员；二是小庙在村外而不是村里，避免村民遭敌人报复。战斗的第二天下午，日军分几路向孙家庄袭来，最快的一路40分钟后就要到达。司令部紧急通知白求恩立即转移。可手术台上还有10名重伤员等着急救。白求恩没有停止手术，而是命令再增加两个手术台，一次抬进三名伤员同时手术。
枪声越来越近了。当他把最后一名伤员的手术做完、刚刚随伤员撤进山沟，敌人的先头部队就冲进了村庄。遭遇如此危险，他却笑着说：能为英勇的指战员做完手术，这是我最愉快的事。
然而，就在这次手术中，他不慎划破了左手中指。几天后，在为一名颈部丹毒感染的伤员手术时，伤指受到了致命感染。但他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依然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了数百里，在易县、完县、唐县的深山里继续为伤员做手术。从摩天岭到黄土岭，十四天里，他忍着巨大的伤痛，做了近百台手术，检查了近三百名伤员。
高烧不退，滴水难进，他始终不肯停下。他说过一句话，后来被无数人记住：“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11月10日，在唐县黄石口村邸俊星家里，白求恩的生命走到最后一站。第二天下午，他支撑着坐了起来，让人拿来信纸，用颤抖的手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聂司令员：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溘然长逝。一个加拿大医生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太行山的土地上。
一个月后，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号召中国人民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那篇文章里的句子，成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
车子停在了唐县白求恩纪念馆门前。沃伦牵着孩子的手走进去。窑洞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泥土墙壁、简陋的木床、一盏煤油灯。他看见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白求恩正埋头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做手术，额头上似乎有汗珠。
“这是你太爷爷的朋友。”沃伦对女儿说，尽管“朋友”这个词远不足以承载那种分量。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把生命交给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不仅是友谊，更是一种信仰。
同行的还有白求恩的孙女莱斯利·白求恩，她随身带来了一件无比珍贵的礼物——白求恩当年的日记本和通信原件。在展览现场，她还遇到了一位当年被白求恩救治过的老兵。老兵一看到恩人的后人，激动得双手不停地颤抖，含泪讲述当年白求恩为他做手术的情景。
沃伦也遇到了斯诺家族的后人埃里克·福斯特——埃德加·斯诺的孙子，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是一场不同的历史巧合。”沃伦感慨道。当年正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让白求恩看见了中国的真实情况，让他下定决心踏上这片土地。
沃伦蹲下来，用英语小声给女儿讲着照片里的故事，忽然目光定住了——他看见了墙上另一张照片：破庙，四面透风的手术台，几个穿八路军军装的人挤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人抱着伤员，有人握着手术器械。他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想拍下来。
“这地方，”他用蹩脚的中文问旁边的讲解员，“现在还能去吗？”
讲解员点点头：“黄石口村，唐县那个，纪念馆门口就能查到路线。”
沃伦把照片放大来看。破庙的样子糊了，但他知道，白求恩生命的最后时光，就拴在那座四面漏风的庙里。当天晚上，在宾馆的台灯下，他翻着手机搜索关于黄石口村的信息，无意间读到一首长诗——
“那座破庙一直漏风，朝南快步走……”
“太阳变换角度，破洞漏进来的光／就是无影灯……”
“当碎骨头锲进他的手指／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他愣住了。写这首诗的人叫艾蔻，一位中国军旅诗人、现役军人，就职于某军事医学院。全名周蕾，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出版过诗集和传记文学，拿过鲁迅文学奖、长征文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等多个大奖。但那首让沃伦整个人定在椅子里的长诗，叫《白求恩与黄石口村》——就是他的先祖离开人间的那个村子，那个他即将前往的村子。这首诗，拿过中国诗歌网杯“美丽河北，名村古镇”诗歌大赛的特等奖。
沃伦不会读中文，但他用手写输入，一个一个字地描摹着屏幕上的诗句。老实说，有些地方他看不懂——什么裸泳、什么唐河倒吸一口冷气——但他读到了白求恩在幻觉中与自己对话，在破庙里用自己的血输给伤员，在最后一刻也停不下手中的手术刀。那个暴躁、骄傲、痴狂的人在诗句里活了，不是教科书里的、不是广播里声情并茂朗读的那种，而是一个会骂娘、会酗酒、会在大雪天高烧不退却不肯躺下的、活生生的人。
他保存了那首诗的中文原文，又花了将近两小时，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成英文。末尾的日期他没动，他就盯着那个日期看——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死在那一天，八十多年后一个加拿大人读到他自己也说不清是谁写的诗，忽然觉得那双手还活着。
旁边的妻子已经睡着了。沃伦在笔记本上草草地记了一行字：
“在黄石口村，他找到了返回母体的通道。”
他想在明天的行程中看看，那个通道还在不在。
四
第二天的行程变了。沃伦临时决定提前到达唐县，先去黄石口村——不是纪念馆，而是那座破庙的原址。
同行的翻译很费解，因为行程上明明写着先去纪念馆，下午再去黄石口。“就调个顺序，行吗？”沃伦说，“我想先看看那座庙。”翻译还是没明白什么意思，但他照做了，因为他们租的那辆越野车刚好是沃伦的，沃伦能说蹩脚的英语、零碎的汉语和全部的意思。
去黄石口的路上，车子绕过唐河，岸边有大片的白杨树。沃伦摇下车窗，冰冷的空气灌进来。他脑子里反复滚动着那首诗的开头：
裸泳是这个人的瘾，他说
沾水就要脱光。然后
从唐县黄石口村跳入唐河
然后是鱼、水草、微生物
唐河倒吸一口冷气
从四十八岁半游回九岁六个月零七天
——艾蔻《白求恩与黄石口村》
沃伦轻声念出来。妻子的手伸过来，握住了他的。
黄石口村的旧址只剩下一片零散的痕迹。那座破庙早就不在了，只剩下荒草和风声。沃伦站在一片杂草中间，掏出手机，对着远处空旷的山谷拍了一张。然后他站在那里，把手机收起来，没再说话。风中好像有锯骨的声音——那是他在诗里读到的那个片段，安静地躺在诗选刊的某一页里，他自己翻译的版本把“被锯断的坏死的腿骨”翻译成“the sawing of dead bone”，然后他想，中文原文是“锯骨的声音／似乎是一种禁忌／尽管它无休止地拉扯着深夜的寂静”。现在没有深夜了，是大白天的正午，可那种拉扯还在。
他想起了诗中近乎诅咒般的独白：
悲怆的太行山脉，把无声的痛
毫无遗漏地传给每一个人
包括毛泽东
他，自不量力的疯子
恨不得把别人身上所有的痛
全都掏出来，放进自己兜里
他把坏死的组织，放进自己兜里
他把取出的弹片，放进自己兜里
他把截断的腿和胳膊，放进自己兜里
当碎骨头锲进他的手指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艾蔻《白求恩与黄石口村》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沃伦自言自语，声音被风吹散。他想，这大概就是白求恩和所有其他的白求恩之间的区别——别人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他是一个停不下来的疯子。
沃伦没有在这片空地上站太久。他想走的很多，但该看的都看见了——那道通道，还在。
五
离开黄石口村后，一行人前往唐县白求恩纪念馆。在展馆的一面展板上，沃伦看见了艾蔻的简介和那首长诗的摘录。他站在展板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讲解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这个加拿大人的眼眶好像红了。
“这是一个现代的中国诗人写的，”翻译解释道，“她是一个军旅诗人，在自己的医学岗位上写作，写的却是您先祖的故事。”
沃伦点点头。他忽然明白了：白求恩的故事在加拿大可能早已褪色，但在中国，它通过毛泽东的悼文、通过几代人课本里的篇章、通过一位现役军人的长诗，被不断重述、重新浇灌，开出新的花。而他自己，一个白求恩的后人，正在用自己不熟悉的中文诗句，重新认识那个只存在于家族老照片和剪报里的先祖。
这不是家族历史的复习。这是另一次开端。
临别时，沃伦在一本留言簿上写道：“我的先祖为中国人献出了生命，而中国人用诗歌将他复活。”
笔记本里，写歪的那行字还在：
“在黄石口村，他找到了返回母体的通道。”
他想，他也许已经找到了那条通道的路。
六
回程的飞机上，沃伦想起了临行前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再来中国——他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他的答案和那句老话一模一样，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
“毛泽东当年为白求恩所写的悼文，”他曾在采访中这样说，“不仅是表达哀悼和欣赏，更是告诉中国人民，像白求恩那样，我们才能胜利。”
夜里，他翻看女儿在纪念馆做的笔记，稚嫩的笔迹写着几句话：“白求恩医生说，要把我当机关枪用。”
沃伦笑了——一个加拿大人教会了中国孩子勇气，而一个中国孩子又在用歪歪扭扭的字迹把这个故事写进自己的童年。这样的故事，从1938年就开始讲了，讲到现在，没有讲完，也不会讲完。
窗外是云层之上的一片星空，飞机正朝着西半球的方向飞去。沃伦知道，再过些日子，他还会回来的。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被种下，就再也拔不走了。
比如白求恩种在太行山里的那台手术——它从来没停过。
比如艾蔻写下的那首长诗——那些句子还站在黄石口村的风里，等每一个经过的人停下来听一听。
比如那个叫沃伦的白求恩的后人，在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写下的那句话——
“在黄石口村，他找到了返回母体的通道。”
通道还在。通道一直在。
责任编辑：雪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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