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海燕

第九章

4月8日这天，皖北的革命者很忙。

4月7日晚中共皖北特委在西湖会老堂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4月9日凌晨武装起义的事情。4月8日，特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在阜阳大隅首一个二层楼的阁楼上，小范围召开了一个会议，他们是皖北特委书记韦金，起义总指挥昌绍先，副总指挥杜聿德，以及中共皖北特委委员、阜阳县委书记乔锦卿与阜阳县委委员周传业、周传鼎等人，李端甫与李烈飞因回行流集部署武装起义的事情，未参加此次会议。

会上，韦金问昌绍先：“起义的细节问题全部安排好了没有？”昌绍先回答：“已经作了细致的安排，9日凌晨，在东门下，以燃烧敌军司令部的厨房为号，宣布起义开始。行流集与插花集都可以看到火光。他们与阜阳起义武装同时行动，解除当地税局与民团的武装，立即赶赴阜阳，援助阜阳的起义。至于马店距阜阳40多公里，城楼上的火光他们未必能够看到，但今天一早，我已派人把昨晚特委提前起义的指示传达给马店的张耀祖同志，他们会按特委的指示行动。”

韦金又问：“攻城的主力部队是哪些？”

昌绍先答：“教导团六个连队，有四个连队主攻东门，最有攻坚力量的一连担任主攻，连长高翔参加过南昌起义，副连长夏丹是位久经考验的党的忠诚战士。根据特委领导的意见，我已派朱为民同志到本连担任党代表。今天已经到任。”

韦金肯定地说：“关键时刻必须依靠党的坚强领导。”

尔后，他神情严峻地指出：“尤其在阜阳城内，一定控制知情范围，起义计划仅限高层知道，命令逐级下达，直到行动前一刻才通知基层士兵。要调整不可靠的干部，将对革命动摇或非党员的军官调离关键岗位，换上忠诚骨干。严明军纪与群众关系，建立联络点，这样，是为了针对可能的叛变或泄密。我们出了一个叛徒宋勋，随着革命的深入与艰难，很可能出现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宋勋。”

/魏野畴（1898年—1928年4月10日），陕西兴平人，化名“韦金”。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共产主义先驱者。/

韦金继续说道：“如果起义失败，要有明确的撤退路线，队伍不能朝一个方向突围，那样我们会被敌人包了饺子。这次起义的核心是，听党指挥，严守秘密，依靠群众，铁的纪律，这些原则是皖北红军的建军基础。”

之后，韦金问阜阳县委书记乔锦卿：“锦卿同志，请你谈谈县委在这次起义中的工作安排。”

乔锦卿回答了韦金同志先前对他部署的工作。他说话有板有眼，带有专业革命家的稳重。他说：“我说两点：第一，特委作出关于4月底五月初的武装起义计划之后，我奉韦金同志的指示，去了寿县与霍邱，向两县党的组织传达了特委的指示。但武装起义提前是特委昨天夜里才作出的决定，传达到寿县与霍邱，时间已不容许。但是我想，今夜的武装起义一旦打响，寿县、霍邱很快就知道，他们会立即作出响应，配合阜阳的起义。第二，我想谈谈当下阜阳城乡对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县委的同志通过走亲串邻的方式，在城北、城西、城南一带农村发展农民协会800多人；我已通过侦察，了解到敌人的分布情况，绘制出阜阳的形势地图，已交给了昌绍先同志，以供起义时使用。另外，县委广泛发动城内的店员、工人、医生，为起义作好后勤保障，在三里湾及西关设立了两处战地医院。”

韦金对乔锦卿的工作表示满意。

这几位与会的领导身分不凡。皖北特委委员，四九起义的军事运动的领导人昌绍先，是湖北沔阳人，刚满21岁。父亲昌瑞麟在家经营四十亩土地，绍先7岁上私塾，1916年担任京汉铁路技师的叔父昌石麟带绍先到北京读书，高小毕业考入燕京法文学校，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共产党人，他常带绍先去旁听李大钊讲课。后来绍先考入冯玉祥部队张家口的干部学校步兵第一队。毕业后在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冯玉祥清党后，他奉党的指示，利用懂法文、善演说的特长，随南汉宸一道加入杨虎城的第十军，南汉宸做军校校长，昌绍先为一大队队长，共产党员谢甫生、吴岱峰分别为二大队与三大队队长，秘密开展兵运工作，为党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南汉宸的身份暴露后，昌绍先离开杨虎城部队，转入高桂滋部队。

 杜聿德是杜聿明的亲弟弟，字茂亭，是皖北红军创始人。在掩护红军主力撤退时不幸被俘。被国民党残忍杀害，时年22岁。/

武装起义的副总指挥杜聿德，比昌绍先大一岁，是著名抗日名将杜聿明的胞弟，出身于陕西米脂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韦金的影响学习马克思主义，1927年春，经郭洪涛介绍，在榆林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回到米脂组织发动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通缉。党组织安排他与韦金同志一道离开陕西，随杨虎城部移防安徽太和，杨虎城把他介绍到高桂滋部，任教导二团的副营长。他在部队中秘密发展党员，利用招兵的机会吸收数百名进步青年入伍。

乔锦卿是阜阳城人，父亲乔文海以开药店为业。锦卿幼年时家庭贫苦，聚星小学毕业后，升不起学，就在药店帮助父亲做生意。他天资聪颍，勤奋好学，在生意和家务空闲时，除了读书，还练习绘画，学会一手很好的绘画技能。有一年，河南土匪“老洋人”攻破阜阳，烧杀掳掠，乔锦卿家仅有的两间房子化为灰烬，他家只好在街上摆案设摊，配制丸散，维持生活。后来在朋友的资助下，租间门面，恢复营业，取字号“中西大药房”。名义上是“大”，其实只是为了壮壮门面。乔锦卿深受贫困之苦，匪患之害，目睹官僚衙门置百姓饥苦于不顾，痛苦万分，又愤怒异常，他借来测地尺，找了两个青年当帮手，趁黑夜无人，走街串巷，经过20多个夜晚，测绘出阜阳城区的地图，把匪祸标明图上，记录下阜阳城这次空前的浩劫。因此乔锦卿善于绘画的名声传遍全城。有位县政府官员冯某，找乔锦卿给他画像，乔知道冯某在修三里湾涵洞时，贪污肥己，影响工程质量，造成涵洞塌方，城内积水没膝，百姓都说冯某钻到钱眼里去了。乔锦卿在画冯像的八团马褂上，画了一个大铜钱，置冯的头颈于钱眼之中，把这个贪官弄得啼笑皆非。

由于父亲开药店，乔锦卿常去南京、上海采购药品，在那里听到不少国内外的新闻和不少革命道理，看到了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他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接触了一些在南京、上海读书的阜阳的进步青年。1926年春，在上海读书的四名共产党员周传业、吕鼎才、李象贤、董橙君，在恽代英的领导下，成立“四维社”，“四维社”的寓意：一是他们取管子《牧民篇》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二是由他们四名青年发起组织的。他们以“四维社”名义，创办了《阜阳青年》半月刋。乔锦卿为“四维社”不仅提供活动经费，而且为刊物撰稿，他在该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层出不穷之阜阳怪现状》。由于积极投身革命，并于这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北伐战争中，皖南镇守使王普是阜阳人，被改任为国民革命军第27军军长，王普慕名乔锦卿能绘制地图，便邀请他到军中绘军事地图。经阜阳党组织同意，乔锦卿进入王普部队担任该军参谋。

1927年，蒋介石反共清党，乔锦卿离开军队到了南京，他和旅居南京安徽颍上县的曹赞卿、宋日昌、康镜人及霍邱的李何林相识。他们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名义从事革命活动。蒋介石继“四一二”惨案后，加紧迫害南京的革命力量，康镜人与乔锦卿等数十人遭到逮捕，关押在清党委员会设在老虎桥的监狱里。遭受严刑拷打，他们无一招供。敌人查无实据，于8月间将他们陆续释放。乔锦卿释放后在南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共产党员王冶秋与参加南昌起义的宋日昌、李何林辗转回到南京。由于南京党组织屡遭破坏，组织决定在南京的地下党员分散活动。10月，乔锦卿受南京市委指派，回阜阳开展工作，王冶秋回霍邱开展工作。

/王冶秋（1909--1987），又名野秋，霍邱人，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秘书、霍邱县委书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王冶秋比乔锦卿小12岁，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跨越革命斗争与文化保护两个重要领域，尤其与鲁迅先生的深厚情谊与在新中国文物保护方面卓越贡献而闻名。1925年王冶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乔锦卿与王冶秋离开南京的前一天晚上，两人相约于秦淮河畔。10月的南京，暑气虽已渐消，但秦淮河上的夜风仍带有几分黏腻的湿热。夜幕低垂，十里秦淮灯火如龙，画舫在碧阴阴的水面上穿梭，浆声汨汨，夹杂着远处妓楼飘来的笙歌和胡琴声。河水在晕黄的灯光与清冷的月色交织下，泛起层层明漪，仿佛六朝金粉凝成的陈酒，醉人亦迷眼。这在繁华表象之下，小船缓缓划向大中桥方向。船前悬挂着橘红色的彩灯，光影在黯黯的水波上摇曳，将乔锦卿与王冶秋的面容映照的半明半暗。乔锦卿坐在船头，身着灰色长衫，手中把玩着一把黑色纸扇。王冶秋穿着一身学生装，手里握着一把白色纸扇，扇面上是鲁迅先生亲自题写的一首《自题小像》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诗写于1903年，那时鲁迅刚刚22岁，正在日本留学。王冶秋轻轻对乔锦卿说：“前不久，鲁迅先生落户上海，我去看他，他赠我这把纸扇，并题写了他的《自题小像》一诗。”乔锦卿接过扇子，细看着鲁迅亲书的墨迹，意味深长地说道：“这是先生对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寄予的希望啊，我以我血荐轩辕，说明革命的不易与艰难。”他们闲适地望着两岸的河床，然而，内心却如这秦淮之下的暗流汹涌不安。前两个小时，他们接到通知，南京又有三位共产党被捕了，危险正向他们逼近，每一次画舫靠近，每一声陌生的吆喝，都让他们的神经紧绷。他们表面上保持着游客惬意闲适，实则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周围船上的人脸，警惕着特务的盯梢。那种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真实身份的压抑感，让他们感到一种近乎窒息的孤独。他们想起朱自清笔下那句“灰色的拒绝”。此刻，他们为了革命的信仰，不得不拒绝这眼前的良辰美景，甚至要压抑住对生死的本能恐惧，他们的心在道德律令与生存之间拉扯，但更多的是对革命安危的深切忧虑和失败的极度焦急。乔锦卿与王冶秋认识虽仅有一年，两人却结下了深厚情谊，今晚又因革命遭受破坏而被迫分离，未来生死未卜啊！现在对于彼此是熟悉的身影，明天面对的可能是牺牲的噩耗。秦淮河的歌声在他们耳中不再是靡靡之音，而是催命的鼓点。他们看着河中灯光的倒影，思绪却飘回故乡黑暗的岁月。1926年春，霍邱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王冶秋和他们还没有取得联系，这星星之火，能否燃成燎原之势？千斤重担落在王冶秋的肩头；此时，阜阳已有党的组织。1925年春，共产党员张子珍在大隅首开设的“淮颍书局”，作为党的活动机关，经过两年的努力，阜阳有党员30多人，但力量仍很薄弱。想到这里，王冶秋与乔锦卿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与坚韧。他们知道，这次回故乡开展党的工作，对于他们，或许就是永别，或许是新一轮逃亡的开始。这种悬在半空的期待与恐惧，让他们的心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虽疼痛却很清醒。王冶秋深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对乔锦卿说：“乔大哥，阜阳的工作虽艰巨，但那里毕竟有了党的组织，你身边有自己的同志，而霍邱则不然，我对故乡还不熟悉，工作从零开始，我怕做不好，辜负了党的期望。无论是你、是我，若是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我们要互通有无，把彼此介绍给上级党的组织。”

乔锦卿默默点头。

秦淮河的夜色依旧朦胧而华丽，掩盖了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当然也包括今晚王冶秋与乔锦卿的会晤。这在纸醉金迷的表象之下，两颗为信仰而跳动的心，正经历着比黑夜更沉重的考验。

     乔锦卿回到阜阳遇到一件事。阜阳西郊的秦寨，有一个叫秦庆麟的人，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三师师长，驻守阜阳，靠征收鸦片税敛财。原国民革命军王天培的旅长、阜阳人潘善斋因被北洋军阀打败，也回到阜阳休整。潘善斋要进城，秦庆麟坚守不让。潘便联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的高桂滋部将阜阳围困起来，激战数日，逼秦退让。城内外百姓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了拯救阜阳百姓于战火之中，中共阜阳支部与地方工商界人士共商解决办法，公推乔锦卿为代表，面见两军首领，说服双方停火。乔毫不推辞，他首先见到城内的秦庆麟：“秦师长，你是阜阳人吗？”秦庆麟回答：“乔兄装聋作哑是吧？明知我是阜阳西郊秦寨的，还问我是哪里人，我们都是喝颍河水长大的。”乔锦卿说：“如此说来，我有话要说了，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你知道它为何不吃窝边草吗？它是想让自己的窝美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让它的孩子——那些小兔子们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你倒好，当了国民革命军的师长在家门口打仗。你可能会获得胜利，但你在城里，你的敌人在城外，他们打不了你，可以打你的老家秦寨。你这样打下去，惹火了老潘，他会把秦寨的父老乡亲送到地獄里去。”乔锦卿向秦陈以利害，要秦的部队退出城外。秦感到众意难违，答应出城。但他要求潘善斋的部队一定保证其安全。

/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八十四师师长。1949年拒绝去台湾。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参事室主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参事室主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西北总部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委员。1959年1月6日病逝。/

阜阳在重重包围之中，如何出城见潘善斋又是一件难事。经过周密计划，用土布系箩筐，趁黑夜把乔锦卿缒出城外。乔锦卿见到潘善斋，陈述了阜阳城各界代表的意见和秦庆麟的要求。乔锦卿说：“作战三方都是国民革命军，理应集中兵力北伐，不应相互残杀。”潘善斋也是阜阳人，知道乔锦卿在阜阳声望甚高，又知道他是王普军长的座上客，考虑到今后有求于家乡，而今众怒难犯，遂同意撤兵。解围告成，秦潘均移驻他乡。阜阳人由此编出这样一首顺口溜：“老潘不是人，勾着老高打老秦；三军争一城，苦了阜阳民。”这样，高桂滋部于11月初进驻阜阳城。

高桂滋部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中有中共特支组织，特支书记胡景陶与乔锦卿很快建立联系。中共十九军特支给中央写出《关于十九军的情况及颍上、阜阳两县组织的发展和内部过去的组织及其整顿的情况》的报告，胡景陶把同乔锦卿联系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提出阜阳的农民有革命的迫切要求，只待有人去组织唤起。1928年初，由于国民党的清党政策，韦金被迫离开了杨虎城的第十军，转入地下工作，任中共皖北特委书记。在韦金的指导下，组成中共阜阳县委，乔锦卿成为第一任县委书记。为了扩大皖北特委的影响，锦卿去霍邱找到了王冶秋，使霍邱县委直接在皖北特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之前霍邱党员只有30多人，在特委领导下，到这年3月党员已发展到100多人。

乔锦卿不会忘记，3月25日皖北特委在阜阳召开会议，王冶秋前来参加，由于路远，又隔着淮河，途中耽误了时间，待冶秋赶到阜阳，会议已经结束。第二天，韦金和王冶秋谈了一个晚上，主要内容是传达特委的会议精神，研究关于开展武装暴动的决定。韦金同志还没有去过霍邱，王冶秋向他汇报了霍邱党的工作情况：“1926年春天，霍邱在上海读书的樊逸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奉党的指示回乡筹建党的组织。樊逸仙的家乡在乌龙庙，是霍邱县城到叶家集的必经之地，此处交通方便，生意兴隆，国民党四十旅第二团驻在这里。樊逸仙深入穷苦店员、工友、教师，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员，最先发展了学徒工陈益三、教师程立甫入党，接着又吸收了任怀俊、王俊逸等九人入党，成立了乌龙庙特别支部，选举樊逸仙为特支书记。”

说到这里，韦金微微笑道：“冶秋同志，霍邱闹革命从地理上讲，比阜阳有优势啊，那里是大别山的余脉，而阜阳一马平川，没有可掩护之处。”

王冶秋点头称是。他接着说道：“就是考虑到这个因素，今年3月初，中共霍邱县首届县委在下骆山下的白塔畈与石婆店的交界处成立，那里与金寨县相交，属大别山的余脉，作为红色根据地，那里有利于武装斗争。”

韦金笑道：“希望你们像黄麻起义一样，利用大别山的地理优势给敌人以重击。”

/被阜阳人民广为传颂，并在激励青年革命奋进中熠熠生辉的革命先驱、兄弟双烈——周传鼎、周传业。/

周传业与周传鼎兄弟二人参加了4月8日的秘密会议。阜阳城中大街大隅首附近，一所座北朝南的古老建筑的院落，就是周氏兄弟诞生的地方。因为他们，历史诞生了“兄弟双烈”四个大字，因为他们，每次路过此处的脚步都会停一停，去回望他们在这里留下的那一段不寻常的身影。周家的老院子原本门楼高高的，冬天会堆满雪，门槛上的青石踏出深深的脚印，那是历史踏出的，让人永远记住这个家庭，这兄弟二人。兄弟俩每天踏着青石走进走出，踩着生死，也踏着真理，深深浅浅地踩着理想与信仰，每一脚踩下去，都是生命戳印。院子里种一株枣树，他们从这株枣树下测度着一个民族的严冬与冬天，收成与饥饿。周传鼎生于1905年，周传业生于1907年。他们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旧式封建家庭，祖父早殁，祖母执掌家政甚严。父亲周鹤宾，是清末拔贡，20年代曾一度任阜阳县财政局局长，辞职后，立志不恭仕途，常给大户人家“点主”。“点主”是传统丧礼中的重要环节，由德高望重或有社会地位的人为已故长辈的灵牌，用朱笔补写“主”字上缺失的一点的仪式。这仪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大户人家尤为讲究。普通人家可能由孝子或乡绅完成，而大户人家则会郑重邀请有功名或有声望的大宾担任点主官，大多请前清进士、翰林、地方官员或乡贤，体现对逝者的尊重与家族的地位。周父以人品忠厚老诚，文笔流畅著称，母亲徐续曾，幼时读书聪颍过人，能诗会文，思想开明，她生育八个子女，周传鼎为二，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为人忠厚，光明磊落，极力反抗祖母用封建礼教的忠考节义对子女的束缚，曾一度不进祖母的卧室，以示抗议。周传业为三，他性情开朗，好说好动，但学习认真踏实，质疑好问，被家中称之为“猴二娘”。儿时，周氏兄弟在家庭私塾读书，1915年就读省立阜阳第三师范附小，后入省立阜阳第六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兄弟二人的思想受到一次极大的启示，这也是他们思想转折的开始。阜阳当局的黑暗，封建家庭的冷酷，文化教育的闭塞，迫使周氏兄弟急切地到外地学习新的知识。1920年，兄弟俩同赴南京求学，周传鼎就读南京钟英中学，周传业就读于东南大学附中，在南京他们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原著，寻求拯救中华民族的真理。课余时间，他们经常参加集会和爱国主义进步活动。在京汉工人二七大罢工和反对曹辊贿选大总统的斗争中，两人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写文章，写标语，参加集会游行。这时他们已不是幼稚的青年，而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1924年春，兄弟俩在南京创办了《新阜阳》杂志，号召广大青年走向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这年夏天，兄弟去上海求学，周传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即今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周传业考入上海大学的社会系。在校期间，兄弟俩经人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里，他们接触到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周传业在大学里还担任了党小组长一职。

1925年，周传业被党组织派往上海胶州路沪西小沙渡日本纱厂，开展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工作，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成为好友。顾正红出生于江苏阜宁一个贫寒农家，17岁来到上海，在日本纱厂开始了长达多年的夜班生活。这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4万工人举行大罢工，顾正红加入了工人纠察队。5月15日，周传业与顾正红面对日本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向日方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延长的工作时间，遭到日方拒绝。顾正红满腔怒火，向日方展开说理斗争，日方竟向顾正红头部腹部连开数枪，刀砍棍击，20岁的他倒在血泊里。周传业与周围的工人、市民自发加入抢救顾正红的队伍，黄包车像一道白色的长城，把顾正红送往医院。5月16日，顾正红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之后，周传业日夜奔走呼号，到工厂、街道、学校控诉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工人的滔天罪行。5月24日，上海地下党举行全市性追悼大会，一万多名工人、学生、市民涌向潭子湾公祭会场，白色帷幕上悬挂着顾正红的遗像。两边的挽联是由周传业题写：“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为顾正红烈士报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悲壮的哭声盖过了上海的黄浦江潮。顾正红的牺牲像火星投入汽油桶，5月30日，上海工人掀起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火山般爆发。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直接领导了这场运动。罢工潮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群众的反帝浪潮。

/1925年2月4号，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迫使厂方接受了工人的一些要求。5月份，厂方违背诺言，开除工人，停产关厂，停发工人工资。

 5月15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与日本厂方交涉。日籍职员打死顾正红，打伤10余人，这一流血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5月30日的大游行中，周传业被捕了。因那天捕人过多，看守不严，当夜他逃离了巡捕房。5月31日与6月1日。周传业与周传鼎再次出现在游行的队列中。他们没有丝毫的畏惧，埋葬了战友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高举着自己的生命，又开始了战斗。这时，他们是以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而战斗。

这年8月暑假，他们回到阜阳，立即和当地共产党员张子珍取得了联系。张子珍比周传业大一岁，是阜阳最早的中共党员，也是中共阜阳小组的创建者与首任负责人。他1921年毕业于阜阳省立第三师范，同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结识中共地下党员，并积极参与工人运动与学生罢课活动，1923年在上海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阜阳，以开办“淮颍书局”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后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连长，1927年2月参加广州起义，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2岁。叶剑英为其赋诗：“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举义。红旗闪耀粤王台，君是当年好战士。”

张子珍与周传鼎、周传业的手紧紧地握起一起，三只手撑起了阜阳共产党人的天空。随即成立了阜阳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阜阳党小组，张子珍为组长，周氏二兄弟为成员。淮颍书局通过张子珍的关系，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接上关系，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及进步书刊，很快出现在阜阳读者的面前。

暑假结束后，兄弟二人仍回上海读书。

周传业等人创办“四维社”，他在《阜阳青年》的出版宣言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与办刊宗旨：研究和讨论怎样使恶绅土棍敛迹，怎样使无知小民觉悟，怎样使正直君子过问政治，怎样使教育当局改变其向来恶习，怎样使麻木不仁的青年奋发有为……”恽代英在第一期上，以四维社的名义写了《祝词》，要求阜阳的青年“纳桑梓于绳规，返阜民于朝阳，本礼义以为经，洁廉耻以为纲”。并祝愿《阜阳青年》“与天不老，与国无疆”。

五卅惨案一周年之际，周传业以寒沙的笔名，写了《五卅运动后国民应有之新觉悟》的专论，指出运动的积极影响与深远意义，阐明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中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号召人们以血的教训中总结经验教训，使人们努力研究这次运动的失败原因，想出改进的方法。他说：“去年的前天，是什么日子，不是帝国主义向我们作最残酷最残忍的进攻的日子吗？帝国主义者给我们的纪念资料，真令我们没齿不忘，直到今天，顾正红和大马路死难的烈土的冤还没有雪，外国工厂里的工人仍然受虐待，我们必须准备着和帝国主义作第二次的血搏！”

为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周传业在上海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组织街头演讲，又一次被捕。在狱中多次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衣服。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后经组织利用皖南镇守使王慈生和上海安徽同乡会会长李宇清等多方关系，营救出狱。10月23日，传业又因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被捕，经多方营救，获得释放。

在阜阳的祖母及父母并不了解周氏兄弟从事革命工作的详细情况，认为他们年幼无知，莽撞闹事，招惹是非，如此下去，难免再发生什么意外，所以给他们去信，以祖母病危为借口，于1926年冬将兄弟二人召回阜阳，阻止他们再去上海求学，软禁家中。回到阜阳，家人虽看管甚严，但关不住他们的革命信仰，他们一方面继续与上海的党组织联系，一方面设法在阜阳开辟新的战场。阜阳虽黑，因有他们而燃起了火把；阜阳虽偏，那也是神州的一片天地。这片天地需朝霞与旭日去光照。他们联络了李光宇、吕浩汝、董橙君、张蕴华、乔锦卿等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阜阳支部，直属中共上海区执委领导。党支部由周传业、吕浩汝负责，机关设在周传业的寓所，下设行流、插花、城关三个党小组。支部成立后，周氏兄弟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城乡开展农运、工运，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到1927年，支部党员发展到30多人。

1927年的阜阳，周氏兄弟已不仅坐在淮颍书局里啃鲁迅著作了，而是骑着自行车走向农村，向皖北广袤的大地运送革命的火种。那年腊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周传业来到阜阳北乡的行流集、王官集一带，和本地的中共党员李端甫，中共行流集支部书记胡玉宽组织农民协会与成立农民赤卫队。按中国的传统，人们正忙着办年货，过祭灶。可是地处皖北的阜阳城乡，却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这年，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军阀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加上国民党政府和军阀横征暴敛，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此刻的行流集被白雪埋没着，被饥饿埋没着，被苦难埋没着。

他们踏着积雪，冒着寒风，访贫问苦，动员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组织自己的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解放，将来有田种有饭吃。可是，在这数九寒天，又值年关将近，农民缺吃少穿，哪有闲心去参加农民协会。行流集大多农民是周传业家的佃户，他祖母曾在距行流集二里多路的大邱庄与蔡营买下100多亩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的租粮存在大邱庄的一幢仓库里，得春荒粮价抬高的时候卖掉。周传业心想，做农民的思想工作光靠讲党的政策是不够的，必须给农民以实惠，才能唤醒农民的觉悟，他们才能跟共产党去打江山，粮食中有农民的江山，有农民的追求，也有农民追求的道路。于是，他与李端甫和胡玉宽商量，把大邱庄与蔡营存放的一万多斤粮食全部献给农民。他通知周周贫苦的农民：我周传业亲自开仓放粮。第二天，雪后初晴，阳光铺满白雪皑皑的大地，那些贫苦的农民提出口袋，拿着篮子，从四面八方向周家的粮仓奔去。大邱庄周家的仓门大开，几个年轻人，将一斗一斗的粮食分给了农民。

不少农民问周传业：“当农民协会掌了权，赤卫队握了枪，你们还会对农民这么好吗？”

周传业回答：“永远会好下去。”

其中一个农民又问：“农民们求翻身得解放之后，农民的地位会不会是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

众人哈哈大笑，指责那位农民：“今天的两顿饭还没填到肚里呢，你问几百年以后的事干啥？”

周传业代未来回答：“到那时，农民的日子会千秋万代地好下去。”

1928年1月12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周传业、李端甫在行流集南头的福音堂召开200多人的大会，宣传贫苦农民为什么要组织起来的革命道理，动员农民行动起耒与地方豪绅作斗争。到这年3月，行流地区已有农协会员两万多人，农民赤卫队三千多人，编成五个赤卫大队，成为4月9日阜阳武装起义的生力军。

/中共皖北临时特委领导成员（部分）/

4月7日深夜，皖北特委在会老堂召开的会议结束以后，李端甫与李烈飞未敢停留，他们连夜赶回王官集去。那时，颍河上没有桥梁，最常见最传统的过河方式，就是沿河设有多个渡口，供人与货物往来。好在一位共产党员，干的就是摆渡的营生，在这里已等候他们多时了。渡过颍河，北岸笼罩在一片黑暗的压抑之中，人们已经进入梦乡，大平原上没有了若隐若暗的灯火，蹲踞在夜色中的村庄传出的只有狗的叫声。而南岸的阜阳，国民党的工事层层叠叠，看似固若金汤，在这道防线背后，一股看不见的暗流正在悄悄涌动，还有一天，这座故乡之城将要回到人民的怀抱。想到这里，李端甫与李烈飞的步伐沉稳而急促，眼神中燃烧着一种坚定的意志，他们赶回王官集，要迅速地把皖北特委的会议精神传达到参与起义的每个人。刚才的会议上，韦金同志说，推选李端甫为皖北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烈飞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实际上这个推选就是任命，枪林弹雨中，哪还能容得走进来推选这一程序哟。他们接受了党组织的这一任命。此刻，他们还不知道，这是特委书记韦金同志向他们下达的最后一道指示。

李端甫1905年生于阜阳行流集河东绿柳村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李勉斋是清末拔贡。李勉斋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思想开明进步，门上曾贴“民权丕振，国际和平”的对联，在当地名望甚高。李端甫是李乐天介绍入党的，李乐天是李端甫的堂兄，又名李光宇，大端甫5岁，是中共阜阳地区重要的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17年，李乐天考入北京大学，期间参与了五四运动，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返乡，他先后介绍了李端甫、李勤才等人入党，并在行流集建立了阜阳农村第一个党小组，并担任组长。他派李端甫到王官集大寺庙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在行流集一带积极开农运工作和发展党员。

此时，在四九起义即将爆发之际，这位中共行流集的播火种并不在故乡，不久前，上级党组织派李乐天到北伐军第三军朱培德部的十八师二十二团任指导员，从事兵运工作。虽然他不在起义的指挥前线，但他作为阜阳党组织的核心创建者之一，对起义的组织基础，人员动员和武装准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端甫1920年考入阜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11月入党，任皖北特委委员。此刻，他与李烈飞正急急奔走在去王官集的路上。四九起义在即，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对国民党腐朽统治体系的致命一击。他与李烈飞一路没有更多的言语。无需多言，因为共同的默契与共同的信仰，让他们早已进入了起义的斗争时刻。

李烈飞，又名李力果，陕西省米脂县人，他是陕北著名爱国人士李鼎铭先生的次子，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在安徽太和县转入中国共产党，随韦金一道到皖北开展农运工作，在四九起义前期准备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行流集五个赤卫大队就是由他亲自组织的。

两人走着走着，李端甫突然想起陕北那个带领农民起义的李自成来。李自成是陕北米脂人，而他的战友李烈飞也是陕北米脂人，这是多么的巧合啊！李端甫问：“烈飞，我想问问你，你与李自成是一个家族吗？”

李烈飞笑答：“我们是米脂同乡，也许是一个“李”字吧，俗话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但他家在米脂的李继迁寨，我家在米脂城东20公里的桃镇村，相距很远。”

李烈飞感到此话问得突然，反问李端甫：“你怎么问起这个问题？”

李端甫说：“我在想我们的这次起义，不应是李自成的那次起义。起义的成功一定会在心理上给敌人造成巨大的震撼，它是一粒最优良的种子，选择了皖北这块肥沃的土地，生成出来的将是夺目的希望。黄麻起义的成功，与皖北起义的成功，会将这片山河连成一体。这些，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出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旧时代的帷幕即将落下，一个新的红色政权将在我们的斗争中诞生。我的故乡，行流人民正在为这场胜利铺平道路。我们的行动，不仅改变了时代的进程，更书写了皖北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

李端甫这么一说，李烈飞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他说：“我们这次起义，是一次社会性的重新洗牌，是一次大破大立的叙事。历史证明，过去的大破之后，并没有大立。更多的时候，在一次次的大破中，无数百姓的生命被碾得粉碎。而血火起义的土地，变成更多苦难重新复活的土壤。人性的暴力欲以及对权力的迷恋，在历史的起义中从未真正消失。而我们这次起义则与历史上的起义不同，我们是通过大规模斗争，让穷苦的百姓能够拥有财富与幸福。

他们一路长谈，心中的凝虑烟消云散，一腔皆是坚定的神情，而眼前则是风雨欲来的黑暗天气。黎明时分，他们赶到王官集。李端甫当即命令王官集赤卫队剪断阜阳至太和的电话线路，以防阜阳、太和两地反动势力破坏起义。上午，李端甫派人去界首发动肖之楚师兵变，去太和、鹿邑、亳县等地通知驻军党组织立即发动起义。下午，李端甫、李烈飞等同志在王官集小学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各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80多人参加。会上李端甫传达了特委武装计划，从农民协会会员中挑选精壮者3000余人，组织了5个赤卫大队，每个大队下设4至5个中队，中队以下设分队，均配有正副中队长和分队长；第一二大队负责攻打阜阳城，第三、四、五大队负责行流集、王官集一带斗地主分财产。另外王官集小学的进步学生组成宣传大队，同时，还组织了给养处。

当天下午晚饭前，李潘林带领赤卫队解除了行流集税局和民团的武装，缴获长枪18支，短枪1支。武装起义在行流集首战告捷。

插花集在阜阳东北方向35里处，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皖北名镇。插花之名源于东汉刘秀与插花女的民间故事。相传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击到皖北的吕家铺子，得一村姑以野花掩护脱险。刘秀称帝后，敕封这个村姑为“插花娘娘”，并建庙纪念，地名由此而来。

/吕浩汝（1904-1931），又名吕文输，阜阳插花人。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参加共产党，曾任插花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农协会主席，中共阜阳县临时党支部副书记，阜阳临时党部委员等职。四九起义中他根据特委指示，在插花组织赤卫队一千余人，准备接应城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通缉，后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上，被派往武汉开展革命工作。一九三一年因向红军运军火被捕。在敌人严酷拷打下坚强不屈，视死如归，后被敌人杀死于武汉。/

阜阳四九起义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吕浩汝便是插花人。吕浩汝1920年考取阜阳第六中学，受陈独秀的表弟、进步教师王久仲的影响，萌生爱国思想。1924年考取上海南洋大学，1926年转入中山大学医学院学习，这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寒假返乡后，介绍胞兄时任插花崇实小校校长的吕西园入党。同时，积极发展先进青年入党。1927年2月，插花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吕浩汝任组长，吕西园任副组长。这期间吕浩汝与周传业、周传鼎、李乐天、乔锦卿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共阜阳县临时党支部，并担任副书记兼插花区委书记。他深入农村，成立农民协会，发展会员3600多人，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差、抗粮、抗税的六抗斗争。根据皖北特委武装起义的指示，吕浩汝在插花组建了赤卫队，在蒙城购买了大量枪支，自制了大刀长矛，成为阜阳四九起义的重要策应力量。

按照皖北特委4月7日夜晚作出的提前起义的指示，中共插花区委4月8日已解除了插花民团的武装。组织起来的2000多农协会会员和赤卫队队员，携带武器在插花西面的车寺庙严阵以待，等待阜阳发出的信号，配合阜阳的起义武装攻城。

这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天就像崩塌下来一样。吕浩汝他们坐在庙里感觉到一种地动山摇的气势，大树一棵一棵被刮到，夜浓黑泼着又一层浓黑，只有借着闪电才能看到那无边无尽的雨势，天地间成为暴雨的世界。

吕浩汝问庙门口的观察哨：“能看到阜阳那边的动静吗？”

哨兵高声回答：“五十步外什么也看不到。”他的声音被风声与雨声吃掉了。

吕浩汝痛骂一句：“真他妈的晦气，天不灭曹！天不灭曹啊！”他狠狠地朝地上跺了三脚。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