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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为何如此吊诡？
作者：唐小林（广东深圳）
（图片来自网络）
在今天，文学作品鲜有人关注，出版之后也没有什么人购买。文学期刊早就没有什么人阅读，更不要说掏腰包订阅。那些还在阅读、订阅文学期刊的人，大都是一些始终还在做文学梦，迄今尚未“成功”的文学追梦人，甚至苦命人。他们喜欢文学，迷恋写作，在文学这条道路上不离不弃，孜孜矻矻，走得实在太苦。他们既不甘心，更不肯认命，总是不停地写啊写。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不放弃，就总会有出头之日！但现实却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文学美梦，并且还在继续警告那些试图踏上文学之路的年轻人。
即便是那些经常在文学期刊，甚至像《人民文学》《收获》等文学名刊发表作品的作家，作品发表之后，也照样无人问津。最多就是多赚几个稿费，获得一点暂时的心理安慰。爱好文学，就像是一种流行病，但能不能写出名，赚到钱，则完全要靠命。比如漓江文学奖获得者刘楚昕，是一位从未发表过文学作品的写作新人，却因为在颁奖现场一段追忆病故女友的短视频火爆出圈。其获奖作品《泥潭》出版后，狂销数十万册。这种梦幻似的文学神话，在今天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而更多的文学写作者，却往往是一地鸡毛，举步维艰，生活得非常不如意。
一位作家朋友调侃说：“文学这东西真的没法搞，就作家圈穷光蛋最多，也是最扯淡、最装×的一个群体。论赚钱，他们干不过写书法、画画、唱歌跳舞、杂技表演、影视创作、相声曲艺的。深圳一个汤米粉店的小老板，往往都比那些所谓的名作家有钱。其他行业，只要勤奋，往往都可以生活得不错，但文学却偏偏很吊诡，越勤奋，很可能就会越贫穷，甚至把整个家庭都拉下水，使某些写作者全家都跟着一起喝西北风。难道文学写作就像是进入赌场，越是想赢，往往就输得越惨吗？把整个身心投入进去，很可能输得连裤子都没有。”
普通作家如果仅仅靠写作，无论如何都赚不到钱，甚至连基本生活费都很难挣到的，尤其是那些以纯文学写作自居，瞧不起网络写作的作家。他们爱慕虚荣，却囊中羞涩，为了一个几万、十来万元的文学奖，他们就会使尽浑身解数、上下其手，甚至挤破头，乃至在激烈的竞争中与同行公开撕破脸。
当年靠一本小说就能在北京买套四合院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文学死了，还是快要死了？总而言之，文学就像处于濒临死亡的边缘，成了一个必须通过输血，才能存活下去的危重病人。作家好不容易写出一本书，还要到处吆喝，但即便是声嘶力竭，喊破嗓子，也很难卖掉几本。
作品研讨会
文学惨不忍睹，以文学的名义开展的形形色色的文学活动，却反而如火如荼，热火朝天。
一个作家出了书，如果不举办作品研讨会，就像生孩子不请满月酒一样，哪怕同村的人，也根本不知道谁家生了孩子，所以研讨会必须得开。一般的作家在市里，牛×点的到省里，更牛×的就到京城开。前来贺喜的，就只能说人家的孩子白白胖胖，聪明可爱。总而言之，怎么让主人家高兴，与会专家就怎么夸。
作品研讨会上的常客，主要是那些到处赶场子的学院批评家。他们的关注点，并非某作家的作品究竟写得怎么样，而是红包的厚度。研讨会上，专家发言的时间，通常限定在五到八分钟，但有的专家常常不讲“武德”，一说话就刹不住车，甚至长达半个小时以上。一次，有位专家在台上高谈阔论，喋喋不休地讲得唾沫横飞，没完没了，主持人提醒他，控制好时间，这位专家当即发飙说：“明明是研讨会，几分钟怎么能把作品说清说透？没有说清说透，还研讨什么？”以致后面的专家根本就没有发言时间，最终不得不非常尴尬地离场，主办方也感到非常为难。
作品研讨会，或许是继“四大发明”之后，当代文坛的“第五大发明”。世界上哪个国家有如此之多的作品研讨会？孤陋寡闻的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张爱玲、萧红等诸多作家，也从来就没有开过什么作品研讨会。
在世界文坛，所有的文学经典，都是经过读者和时间的双重检验之后，自然沉淀下来的。但在当下文坛，所有的文学“经典”，都是靠文学批评家们的一张嘴，从作品研讨会上，吹捧炒作出来的。比如贾平凹《秦腔》的研讨会，上海开了北京开，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堪称当代文坛令人极为恶心的丑恶表演。在一阵吹吹打打的唢呐声中，《秦腔》最终被抬上了花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至于这部小说是否实至名归，恐怕只有天老爷才知道。
“打包研讨”，更是世界文坛闻所未闻的又一重大发明。这样的研讨会，大都是走过场，形式大于内容。其习惯的做法是，吹鼓手事先被主办方告知，自己在会上将重点谈论某部作品。与会专家，大都是研讨会上常见的“老兵油子”，他们深知，主办方其实也是在走过场，完成一个年度项目，所以大家彼此忽悠，根本就不会下功夫、认真做功课。一些专家甚至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过被研讨作家的作品，以致常常信口开河，张冠李戴。
大量花纳税人的钱，搞这种无聊透顶的作品研讨会，对于文学创作究竟有多少帮助？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这仅仅是某些地方喜欢把文学创作当成是政绩，用办喜事、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心态来搞文学。在这些地方人员看来，只要看热闹的人多，就是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文学奖
在今天，文学奖越来越充斥着一股金钱的味道，完全就像某些文学权贵的集体表演和公开分赃。2025年3月31日，在第五届丰子恺散文奖入围名单公示中，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消息》，居然入围第五届丰子恺散文奖特别奖。此奖奖金高达三十万。
贾平凹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拿去参赛“丰子恺散文奖”，这明显就是故意违规，蓄意破坏丰子恺散文奖的公信力。贾平凹什么文学奖的好处都想占尽，主办方毫无底线的做法，只能让众多作家对丰子恺散文奖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再也不跟他们玩。
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赛的众多评委，居然对这样的违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些国内顶级的专家评委，对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消息》，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却让其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地顺利通过。由此看来，所谓的文学奖评委，就像是聋子的耳朵，仅仅是个摆设。真正的获奖人员，往往都是大赛主办方初选之后内定下来的。专家评委的加持，往往只是走形式。更为奇葩的是，贾平凹曾是丰子恺散文奖评委，贾平凹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丰子恺散文奖的主办方桐乡市政府和《美文》杂志社，曾经联合主办该奖。而《美文》杂志的主编，正是贾平凹。丰子恺散文奖的征文体裁明确要求，参赛作品必须是“散文”，字数限制在“一万字以内，未公开发表”。贾平凹不可能不知道该奖的评选规则。《消息》参赛丰子恺散文奖，可以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破坏丰子恺散文奖的公信力。
贾平凹在文学大赛中的吃相，实在是太难看了！2017年12月26日，贾平凹以屎尿诗闻名遐迩的贾浅浅，获得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诗歌大奖。颁奖词称贾浅浅的诗歌：“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给予她开阔的视野和多样化的诗歌表达。她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粹，醒目的意象，鲜活的比喻，及诗意、诗境的营造，都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语言的表现力来自天赋，更是后天形成。”此奖的主办方是《延河》杂志社和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而《延河》杂志的主编，恰恰就是贾平凹，贾浅浅则是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的副主席。
贾平凹在当代文坛混迹数十年，非常熟悉当下文坛的种种游戏规则，即便是贾浅浅涉嫌违规，但谁也不会从其手中将获奖证书和奖金收回。贾平凹想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欲壑难填，既要，又要，还要，可说是贾平凹不甘寂寞，重复书写的动力所在。只要不停地写，就不愁马屁精们的吹捧，更不愁发表和获奖。
在这种恶劣的文学生态中，许多文学权贵，早已成了不折不扣的“获奖专业户”。比如写诗的欧阳江河、臧棣、西川、雷平阳、张执浩等。多年来，文学奖的笑话越来越多。坊间传说，只要雷平阳参赛，就必定能获奖，许多诗歌奖，就像是特意为雷平阳这位“获奖专业户”量身定做的。无论大奖小奖，雷平阳从来都不会放过，也逃不出雷平阳的手。
当下的文学圈，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勾兑的“经济共同体”，评奖的和获奖的，往往都同一批人，他们轮流坐庄，互称兄弟，你当评委我获奖，我当评委你获奖。没入这个圈的人，即便写得再好，也永远不会获奖，哪怕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也只能是白搭。
更为可笑的是，为了满足表面的虚荣，一些写作者干脆花钱买奖。这帮被文学毒害很深的无名作者，就成了文学骗子长期收割的韭菜。
征文大赛
征文大赛，大多与文学无关，往往是某些地方文旅部门为了带动地方旅游，所进行的披着文学外衣的种种经济活动。
今年6月，莫言在惠州惠阳区秋长街道，参观百年客家围屋碧滟楼，写下了“从南阳到南洋根深叶茂”十字上联，并发出“向天下文友敬求下联”之邀。惠州方面哪里知道，大名鼎鼎的莫言，仅仅就是打油诗水平，根本不懂诗词对联。这位“南郭先生”，不能单独“吹竽”。但莫言从来就不知道扬长避短，偏偏要到惠州去献丑。更为讽刺的是，获奖者抄袭清代学者的下联“自井璧及井毕角亢星张”，居然获得了十万元大奖。
在这次征联大赛上，又一位“南郭先生”，大赛评委，北师大教授欧阳江河更是出尽了洋相。欧阳江河说，该下联“是可能会在很多很多年里面，都可能很难出现的一个绝对。很可能就only one，就只有这个对子，我真的很惊讶，刚才我听说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下巴没有掉下来，就很不错了。”莫言和欧阳江河在北京丢人，也就算了，偏偏还要跑到遥远的惠州来丢人。不懂就是不懂，千万不能装懂。莫言和欧阳江河这两个不懂平仄，不懂古典诗词的北师大教授，不仅拉低了当代小说家和诗人的水平，同时也拉低了北师大教授的整体文化知识水平。但即便如此，他们肯定不会脸红，因为这早已不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出乖露丑，丢人现眼。
欧阳江河和臧棣一样，在当代诗坛装神弄鬼习惯了，殊不知离开一帮文学水军的瞎忽悠，他们立即就会被打回原形。
文学标签
许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专家，最喜欢干的蠢事，就是给文学贴标签。诸如什么打工文学、草根文学、素人写作、外卖诗人、文学之城、文学之乡、新南方叙事、文学×军、新东北文学、创意写作等等，这些花里胡哨的文学标签，把文学当成了便于上架、清晰可见的一件件特殊商品。这种颟顸愚钝的拙劣手法，对文学创作毫无意义，甚至适得其反。
对于一个作家，或者诗人来说，只有写得好与不好这个唯一的标准，并没有什么职业标准，或者让读者来为作家打同情分。作为著名的科技之城、创新之城，深圳曾被“文化沙漠”这个贬义词深深伤害。深圳的文化和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只是由于某些人的文化偏见，使深圳长期被认为是一座钱多人傻的城市。为了打造深圳的文化形象，某些专家捣鼓出了“打工文学”这张博人眼球的文化名片，殊不知，“打工文学”的负面影响和后遗症，长期遏制了深圳文学的发展，矮化了深圳的文化形象，使许多优秀的深圳作家跟着遭殃，等而下之地被认为是缺乏文学品质的农民工。数十年来，因为大力提倡和扶持打工文学，无形地忽略了其他深圳作家的写作，得不偿失地失去了推出众多优秀作家的大好时机，使深圳反倒像是一个文学的大型娱乐场，文学写作者和文学活动多如牛毛，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却寥寥无几。
作家的培养方式，绝不能像养猪那样，成批成批、成圈成圈地饲养。如今各大高校那些非常时髦的“创意写作”班，就是把学生当成猪，成批成批饲养的。那些过去的当红作家，统统都成了创意写作的“饲养员”。三个月出膘，八个月出栏，没“出栏”的，就靠导师的关系，寻找名刊发表，一旦在名刊上发表作品，这样的学生就算是彻底“出栏”了。
所谓的新南方叙事，新东北文学，都是那些文学从业人员，吃饱了给某些作家贴上的文学标签。按照当下学院派乱贴标签的方法，毛姆、契诃夫、柯南·道尔、鲁迅、郭沫若、渡边淳一等，都应该称之为“医生作家”，并且都是“素人写作”；狄更斯、卡佛也都只能称之为“打工作家”；沈从文更应该称之为“北漂作家”。将作家进行简单归类，比如什么60后、70后、80后等等，势必会将其创作简单化、单一化、概念化，从而遮蔽和矮化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甚至使他们故步自封。数十年来，许多打工作家的写作缺乏提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仅仅把自己定义为有关部门认定的“打工作家”，所写的仅仅是他们有限的人生经历，缺乏艺术的想象和必要的创新性，长期停留在狭窄的眼光和较低的精神格局上面，从来就没有专家告诉他们，怎样的写作才能真正提升自己。
本期实习编辑：周思彤 校改
作者简介
唐小林：著名文学评论家。生于1959年，四川省宜宾市人。出版有文学评论集《天花是如何乱坠的》《孤独的“呐喊”》《当代文坛病象批判》。在《山西文学》《文学自由谈》《作品与争鸣》《当代文坛》《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星星·诗歌理论》《文学报》《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数十万字。代表作：《天花是如何乱坠的》（2014年）、《孤独的“呐喊”》（2017年）、《当代文坛病象批判》（2020年）等多部文学评论集。2012年获首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新人奖；2015年获《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重要作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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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