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互融、神理合一：从傅贺楠创作理念析其对杨旭题照诗、秦文亮书法的多维理解

 

核心摘要

 

本文据傅贺楠《答杨旭题照绝句及秦文亮为绝句狂草【二】（通韵）》 一诗及自析诗文，结合其诗词创作理论，系统剖析他对杨旭题照诗、秦文亮书法的艺术理解。傅贺楠以豪放为基底、通感为路径、跨界融合为核心逻辑的创作理念，串联起对文学、书法两类艺术的鉴赏闭环：在他看来，杨旭的题照诗以凝练意象、情景共生的文学笔法，完成了从摄影画面到文字风骨的跨媒介情感转译；秦文亮的狂草则以行剑笔法、流云章法，实现了从诗歌意象到笔墨精神的跨次元美学落地。傅贺楠的鉴赏逻辑并非孤立点评两类艺术，而是以军旅精神为纽带，将诗的文字美、书的笔墨美、家国情怀的精神美三者深度缝合，最终形成“诗是有声画、书是情之剑”的一体化艺术结论。

 

一、傅贺楠的核心创作理念：豪放、通感与跨界精神共生

 

要精准解读傅贺楠对杨旭题照诗、秦文亮书法的理解，必须先锚定其创作理念的底层逻辑——这一理念并非抽象理论，而是他长期诗词创作、艺术鉴赏中沉淀出的可落地审美范式。从其公开诗作、自析内容及行业评论来看，该理念可拆解为三个递进层面，贯穿于他所有的艺术观察与表达中：

 

1.1 风格底色：以豪放为骨，锚定“雄阔境界+硬核精神”的创作范式

 

傅贺楠的诗风以豪放为核心辨识度，这一点并非泛泛的风格标签，而是有明确的审美支撑——哈尔滨市诗词楹联协会、黑龙江省楹联家协会的官方介绍中，反复强调其“以豪放的性格隽写人生最美的境界”，这里的“最美境界”从不局限于个人悲欢，而是天然锚定雄阔自然物象、硬核家国精神与阳刚人性力量，是外部雄浑场景与内部饱满情志的双向统一 。

 

从创作实践看，他的豪放不是空洞的口号式宣泄，而是用具体可感的雄奇意象托载厚重精神：比如酬答杨旭的这首绝句中，他以“排山气势”“青峰”“劲旅军歌”等豪壮意象，直接承接杨旭原诗的军旅风骨；更关键的是，他擅长将抽象的精神气质，转化为读者可感知的动态审美场景——在自析中他明确提到，自己创作的核心逻辑，是“用文字定格雄浑瞬间，让豪壮的精神力量可触可感” 。

 

1.2 修辞逻辑：以通感为径，打通视觉、听觉、触觉与情感的边界

 

傅贺楠在艺术创作与鉴赏中，极力推崇通感的跨媒介转译作用，这是他区别于传统诗词作者的核心审美逻辑。他在个人创作札记中写道：“用通感的脚步探索韵海的音符，缔造穿越时空的想象”——这里的通感绝非单纯的文学修辞手法，而是一套系统的艺术感知方法论：主张打破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壁垒，让不同感官的体验相互转化，在文字中重构跨媒介的审美场域 。

 

例如，在过往的诗词创作中，他曾将“雪花飘落”的视觉景象，通感为“触手可及的柔软”；将“狂风呼啸”的听觉体验，转化为“充满张力的劲健触觉”；而在这首酬答诗中，他将这一修辞逻辑升级为艺术鉴赏的核心工具：把秦文亮书法中“行云流水”的视觉墨迹，转化为“劲旅行军”的听觉节奏；将杨旭诗歌中“飒爽英姿”的文字意象，通感为“剑拔弩张”的书法触觉力道，完成了从文字到笔墨、从笔墨到精神的感官闭环。

 

1.3 艺术观照：以融合为魂，追求“诗-书-意-精神”的四维共生

 

傅贺楠的创作理念中，最具辨识度的是跨界融合的艺术整体观。他认为，真正的艺术高峰，从不局限于单一媒介的独立表达——文学的文字美、书法的笔墨美、绘画的意境美、摄影的定格美，乃至家国情怀的精神美，本质上是同一种人类情志的不同艺术载体；鉴赏艺术不能“单看局部笔墨、孤立读诗句”，而要找到串联不同艺术的“精神纽带”，将不同媒介的意象相互缝合、补充、共振，形成多维的审美整体 。

 

这一理念，正是他解读杨旭题照诗、秦文亮书法的核心逻辑起点：杨旭的诗是对摄影画面的文字转译，秦文亮的书法是对诗歌意象的笔墨升级，而他自己的酬答诗，则是对二者艺术精神的系统性当代重构——三类艺术行为，以军旅精神为共同的精神内核，完全契合他“艺术不是单一表达，而是共神情志的不同出口”的艺术认知。

 

二、傅贺楠对杨旭题照诗的文学与情感解读：短律凝风骨，情景共生发

 

杨旭的原玉《题秦文亮摄影作品〈声振贺兰山〉》 ，是一首题写军旅摄影的短律，篇幅仅为短短四句二十字。但傅贺楠的鉴赏逻辑，并未停留在表层的文字释义或情感标签上——他以自己的豪放创作观、通感修辞逻辑为参照，从文学表达的意象精工、情感传递的层层锚定两个维度，剖析了这首短诗如何以极简文字，托载厚重的军旅精神，完成从视觉画面到文字情志的跨媒介赋能。

 

2.1 文学表达：以简驭繁，三重意象重构，完成摄影画面的文字转译

 

傅贺楠认为，杨旭这首题照诗的核心文学魅力，在于极简框架下的极精工的意象设计——作为一首“题照诗”，它的核心任务，是将秦文亮摄影作品中“定格的瞬间视觉画面”，转化为“流动的、可反复咀嚼的文字审美”。而杨旭的处理方式，完全契合古典诗词“以景启情、以象托意”的比兴传统，通过三重递进式的意象铺排，完成了这一跨媒介转译：

 

 第一层是空间意象奠基：以“贺兰山动情”起笔，将作为客观自然物象的贺兰山，直接赋予了人的情感属性——这里的“贺兰山”，并非单纯的地理名词，而是承载着戍边、军旅、家国等厚重历史文化的精神符号；用“动情”二字，将原本静止的山脉动态化，让雄浑的自然景观，从背景转化为军旅精神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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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是动作意象铺势：紧接着用“劲步踏歌声”这句诗，将镜头从宏阔的自然空间，聚焦到子弟兵的具体行动上——“劲步”二字，精准刻画出部队行军时的铿锵步履，自带千钧之力的视觉质感；“踏歌声”则将抽象的军歌歌声，转化为“可以被脚步踩踏的具象存在”，巧妙实现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通感，让整个行军场面瞬间可感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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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是群体意象点睛：最后以“飒爽英姿气，人民子弟兵”收束，完成从“个体动作”到“群体精神”的意象升华——“飒爽英姿”四字，是对军人群体精神气质的直接定格，而“气”字的收尾，将前面所有的自然意象、动作意象，全部收拢为子弟兵身上那股可以穿透人心的“雄浑气魄”；在傅贺楠看来，这一“由景及人、由象生气”的意象结构，短短二十字就实现了文字对摄影画面的二次赋能——摄影只能定格一个瞬间的二维画面，但诗歌却拓展了三维的想象空间，将定格的瞬间，变成了可以持续回味的永恒精神场景 。

 

2.2 情感传递：由表及里，三重情感锚定，实现读者与军人的精神共鸣

 

傅贺楠的豪放创作观，格外看重艺术的情感穿透力——也就是作品能否将特定的精神情志，精准、持续地传递给读者，打破媒介与时代的壁垒。他在赏析中着重指出，杨旭这首诗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文字层面的意象精工，更在于它没有采用空洞的口号式抒情，而是通过三层锚定，将“崇敬”这一核心情感，从场景自然流淌到读者心底，完成了情感的传递闭环：

 

锚定真实场景，触发读者的基础共情：杨旭的诗，并非凭空想象的抽象抒情，而是完全基于摄影作品中的真实行军场景——这种“基于真实画面的文字抒写”，先给读者建立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审美基础，让读者能够快速代入到那个“贺兰山间、军歌嘹亮”的具体场景中，不会产生任何的审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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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通感修辞，放大读者的感官体验：傅贺楠敏锐地捕捉到，这首诗的情感传递，暗藏着“声-力-情”的三重通感转换：诗中“踏歌声”的写法，将听觉上的军歌声，转化为视觉上的“劲步”动作；而“动情”二字，又将自然山脉的被动视觉感受，进一步转化为读者内心的主动情感冲击——这恰恰是傅贺楠本人推崇的通感审美逻辑，通过多重感官的相互转化，将原本抽象的“军旅气魄”，变成了读者可以切身感受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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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精神内核，完成情感的终极升华：在傅贺楠看来，这首诗的诗眼，在于最后一句“人民子弟兵”——这一直白的身份点明，瞬间将前面所有的自然意象、军事场景收拢，把对“一支行军部队”的表层观感，升华为对“人民军队”这一精神群体的深层崇敬；这种“由景入情、由象及义”的情感推进，与他自己创作时“用雄奇意象托载厚重精神”的豪放逻辑高度同频，真正实现了从画面到文字、从文字到精神的审美闭环 。

 

2.3 傅贺楠的鉴赏共情：以豪放审美，接住原诗的军旅风骨

 

从傅贺楠的自析诗文不难看出，他对杨旭原诗的理解，并非一个中立的艺术评论家的客观解读，而是有着强烈的创作共情与身份认同——作为同样擅长用豪放风格书写家国精神的诗词作者，他精准摸到了杨旭创作时的核心动机：题照诗不是“画面的文字注解”，而是“用文字为摄影作品做精神升级”。

 

在他看来，杨旭的原诗虽短，但内里蕴藏着雄浑的“骨力” ——这种“骨力”，来自于子弟兵的担当，来自于贺兰山般的厚重，更来自于诗歌语言本身的凝练与力量。他的酬答诗，本质上是用自己的豪放风格，对这份“军旅风骨”进行当代化的接续：杨旭的诗是“对摄影画面的文字定格”，而他的酬答诗，则是“对诗歌文字的场景还原与精神拓展”——以“排山气势步青峰”接续原诗的“劲步”，以“劲旅军歌荡谷声”放大原诗的“踏歌声”，二者在精神层面高度契合，形成了跨文本的共鸣。

 

三、傅贺楠对秦文亮书法的艺术与笔法洞察：狂草写意，笔法共精神

 

如果说傅贺楠对杨旭题照诗的解读，是基于文字逻辑的精神共情，那么他对秦文亮书法的理解，则是基于通感逻辑的跨媒介意象转化。作为将书法与文学、精神融合表达的关键环节，傅贺楠并未像传统书法评论家那样，单纯从技法层面点评书法的优劣——而是以自己的豪放审美、通感逻辑为工具，挖掘秦文亮的狂草作品，如何将杨旭诗中的文字意象，进一步转化为笔墨形态，完成从文学语言到书法笔墨的艺术再创造。

 

3.1 艺术风格：以草写意，豪放与自然统一，转译诗歌的雄浑意境

 

据傅贺楠的观察，秦文亮为杨旭诗创作的这幅狂草作品，其整体艺术风格，与杨旭诗歌的雄浑意境、他自己的豪放创作观，实现了高度的三位一体。结合他的鉴赏细节，以及书法界对秦文亮的公开评价，这幅狂草的风格特质，可拆解为两个核心层面，恰好与杨旭原诗的艺术特质精准匹配：

 

其一是豪放的气魄，与诗歌的雄浑意境同频：秦文亮的这幅狂草，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板做作，整体风格奔放雄逸，透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感”——著名书法评论家魏翰邦曾评价秦文亮的书法，“点画圆润流畅，气息酣畅，自然而然，不夸张形式，不矫揉造作”，但傅贺楠进一步指出，这幅狂草的“自然酣畅”，绝非无边界的随意挥洒；而是以雄强的骨力为支撑，这种骨力，与杨旭诗中子弟兵的“飒爽英姿气”完全同源，都是军旅精神的艺术外化。在傅贺楠看来，这种“雄强骨力下的豪放表达”，恰恰是他自己的豪放诗风在书法领域的精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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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流云般的章法，与诗歌的流动节奏共振：这幅狂草的章法布局，以“行云流水”为核心特质——墨色的浓淡干湿、笔画的粗细轻重、字与字之间的疏密错落，完全没有刻意安排的痕迹，却又形成了一种天然的流动韵律。傅贺楠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流动韵律，恰好是杨旭原诗中“劲步踏歌声”的文字节奏，在书法笔墨里的直接转化：笔画的连绵起伏，对应着部队行军时的铿锵步伐；墨色的轻重变化，如同山谷中回荡的军歌的强弱节奏；而整幅作品一气呵成的连贯性，又与诗歌从“贺兰山”到“子弟兵”的意象推进完全同步。

 

3.2 笔法结构：方圆周济，剑势笔法，具象化军旅的刚健精神

 

作为深谙传统艺术肌理的诗词作者，傅贺楠对秦文亮书法的洞察，并未停留在笼统的风格感受层面，而是精准捕捉到了其笔法结构的独特性——这也是他将书法意象与军旅精神勾连的关键抓手。在自析中他明确指出，这幅狂草的笔法，最核心的特质是“刚劲如剑” ，而这一特质，恰好将杨旭诗里的抽象军旅精神，转化为了可视的笔墨形态。

 

从技术层面看，傅贺楠的判断，与书法界的专业评价高度吻合：

 

在用笔上，方圆得体，中侧锋并用，极具质感：秦文亮的这幅狂草，完美融合了方笔与圆笔的优势：起笔时多用方笔，如同“剑戟出鞘”，带着千钧之力；行笔过程中巧妙切换圆笔，让笔画在雄浑的基底上，又不失流畅的灵动性；收笔时往往戛然而止，如“利剑入鞘”，留下极具冲击力的审美余韵。正如书法界对秦文亮的专业评价，其笔法“平衡对称，对比和谐，主次得宜，疏密适度”，而傅贺楠则进一步从跨媒介的角度解读，这种“方笔见骨、圆笔存韵”的笔法，本质上是将军人的刚健风骨、与军旅场面的雄浑灵动，进行了笔墨化的技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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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上，随势赋形，张弛有度，服务于整体意境：这幅狂草的结字，完全没有机械的程式化约束，而是根据杨旭诗的文字意象，随机调整字形的大小、宽窄、欹正：比如书写“声”“劲”“气”这类充满力量感的字眼时，字形会有意识地被放大、夸张，强化其雄强的特质；而书写“踏”“歌”这类带有流动感的字眼时，笔画则会偏向连绵飘逸，呼应诗歌的节奏。在傅贺楠看来，这种“随势赋形”的结构逻辑，绝非单纯的技法炫技，而是书法对文学意象的主动适配——每一个字的造型，都在为诗歌的整体意境服务，完全服从于“军旅精神”这一核心表达目标。

 

3.3 傅贺楠的点睛共情：以神兵喻书法，完成笔墨与诗意的精神勾连

 

傅贺楠的独到之处，不在于他能精准感知书法的风格特质，或看懂书法的技术笔法，而在于他用自己最擅长的通感逻辑，将书法笔墨、诗歌意象、军旅精神三者彻底缝合——这是此前其他书法评论家从未提出过的全新鉴赏视角。

 

他在自析中，给出了一段极为精妙的跨媒介解读：将秦文亮狂草的“行云流水”般的笔法，直接比作“驰骋战场、所向披靡的神兵劲旅”；将书法作品中苍劲的笔力，解读为人民子弟兵的“硬核风骨”；将书法作品中连绵起伏的章法，比作部队行军时的磅礴气势——在他的感知里，这幅狂草不再是单纯的黑白墨迹、笔墨线条，而是将杨旭诗里“劲步踏歌声”的文字场景，直接转化成了视觉化的艺术大军：笔画的轻重顿挫，是士兵铿锵的步履；墨色的浓淡变化，是山谷中回荡的军歌旋律；整幅作品一气呵成的气势，正是贺兰山脚下那支劲旅排山倒海的力量。

 

这种“神兵喻书法”的鉴赏逻辑，是傅贺楠通感创作观的极致落地：它彻底打破了文字与笔墨、文学与书法的边界，让诗的意象、书的笔势、军人的气势在精神层面完全交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苍劲笔力是风骨，沙场雄姿是担当，二者气韵相通、精神相融”——这也正是他创作酬答诗的核心逻辑。

 

四、傅贺楠的艺术融合观：诗、书、精神三位一体，重构当代艺术的表达逻辑

 

综合傅贺楠对杨旭题照诗、秦文亮书法的全部解读，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底层逻辑——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诗赞书法、书法配诗”的文人雅集式唱和，而是一场以军旅精神为内核、以跨媒介融合为路径的整体性艺术重构。傅贺楠的创作理念，在这次鉴赏与创作中，形成了完整的闭环。

 

4.1 艺术逻辑的串联：精神为纽带，完成跨媒介意象的三级接力

 

在傅贺楠的整个艺术观察链条中，杨旭的诗、秦文亮的书法、他自己的酬答诗，并非三个独立的艺术文本，而是同一种军旅精神的不同艺术表达载体，三者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三级接力式的意象传递链：

 

第一级是摄影的真实定格：秦文亮的摄影作品《声振贺兰山》，是整个艺术链条的逻辑起点，它用镜头定格了子弟兵踏立青峰的铿锵瞬间，提供了最原始的、可感知的视觉精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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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级是诗歌的文字转译：杨旭的题照诗，接住了摄影的视觉意象，用“贺兰山动情，劲步踏歌声”的凝练文字，将定格的视觉瞬间，转化为了可以反复咀嚼、想象的文字审美场景，完成了从视觉到文字的跨媒介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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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级是书法的笔墨升华：秦文亮的狂草作品，又接住了诗歌的文字意象，用行云流水、刚劲如剑的笔法，将文字里的雄浑意境，转化为了有厚度、有力量、可感知的笔墨视觉场景，完成了从文字到笔墨的二次跨媒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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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闭环是傅贺楠的酬答诗：傅贺楠的绝句，作为整个艺术链条的收尾环节，同时接住了诗歌的文字意象与书法的笔墨意象——他用“排山气势步青峰”接续摄影和诗歌中的“劲步”场景，用“玉笔行云飞似剑”描摹书法的笔法特质，最终将所有的视觉、文字、笔墨意象，全部收拢为“沙场纵神兵”的核心精神表达，完成了整个审美闭环的构建。

 

4.2 审美共识的提炼：豪放为底色，跨媒介艺术共铸雄浑民族审美

 

傅贺楠的解读，还暗藏着一个贯穿始终的审美结论：无论是杨旭的诗歌、秦文亮的书法，还是他自己的酬答诗，本质上都共享着同一个豪放的审美底色——这种豪放，不是艺术风格的刻意选择，而是由军旅精神的内在特质决定的。

 

他在自析中进一步提炼了三者的审美共识：

 

杨旭的诗，是用文字的凝练力量，诠释了军人排山倒海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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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文亮的书法，是用笔墨的雄强力量，外化了军人无畏担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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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自己的酬答诗，则是用重新建构的场景力量，将二者的审美共识彻底缝合，把文字之美、笔墨之劲与军人之魂，三者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傅贺楠看来，这种“豪放精神下的多媒介共振”，恰恰是中国传统艺术最核心的魅力之一：诗不是书法的简单注解，书法也不是诗的单纯附庸，二者拥有完全平等的艺术价值，都是为了承载某种超越媒介的、厚重的人类精神——在这次鉴赏中，这种精神就是对人民子弟兵的崇敬、对家国力量的礼赞。

 

4.3 傅贺楠创作理念的终极落地：通感打通艺术隔阂，让精神表达无边界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傅贺楠对杨旭题照诗、秦文亮书法的理解，本质上是他“通感融合论”创作理念的一次极致实践。这一理念，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学归文学、书法归书法”的隔阂，也跳出了传统艺术鉴赏“就诗论诗、就书论书”的狭窄边界。

 

他的鉴赏逻辑，给当代艺术鉴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壁垒，是可以用通感的审美方式打破的——诗歌的文字，可以转化为书法的笔墨；书法的笔墨，又可以逆向还原为诗歌的意象；真正重要的，不是媒介本身的表达技巧，而是串联起不同媒介的、能够穿透人心的公共精神内核。在这次具体的艺术互动中，正是军旅精神这一公共的精神内核，让杨旭的文字、秦文亮的笔墨、傅贺楠的酬答，实现了毫无隔阂的交融。

 

五、结语

 

傅贺楠对杨旭题照诗、秦文亮书法的理解，绝非泛泛的文人式客套点评，而是用自己完整的创作理论体系，对两类艺术进行的一次深度专业审美重构。他以豪放风格为审美底色，以通感为修辞路径，以跨界融合为核心艺术逻辑，精准剖析了杨旭题照诗“ short but powerful”的文学张力与情感穿透力，也读懂了秦文亮书法“刚劲如剑、流云章法”的笔法特质与意境承载能力。

 

在傅贺楠看来，杨旭的诗，是用文字定格了摄影的瞬间，又用情感赋予了画面永恒的生命；秦文亮的书法，是用笔墨解码了诗歌的意象，又用笔法将抽象的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力量；而他自己的酬答诗，则是作为旁观者的艺术家，被两类艺术作品的精神力量感染后，做出的一次当代化的审美回应。

 

整个艺术串联过程中，诗是无形的书，书是有形的诗，二者气韵相通、精神相融，共同礼赞着人民军队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这一鉴赏结论，不仅展现了傅贺楠个人的艺术造诣，更揭示了中国传统艺术最核心的魅力所在：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单一媒介的独立表达，而是不同艺术形式间的共鸣、互补与相互成就——只要精神的内核足够有力量，文字、笔墨、镜头，乃至任何艺术媒介，都可以成为传递力量、承载情感、创造美感的同一种工具。

2026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