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学，中国文学，陕西文学自由谈”会上的发言

                             常智奇

尊敬的赵世超校长、李跃力院长、朱鸿主任，各位作家、理论批评家，教授学者，老师同学，朋友同道：

       大家下午好！

      在这里，我向获奖的作家表示衷心的祝贺！

      向“世界文学，中国文学，陕西文学自由谈”座谈会的召开请我来参加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

        21世纪初叶的世界文学，游移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复杂交织之中。关于二者的划分，学术界多以哲学思想的演变为界标：近代以笛卡尔为发端，现代以康德为代表，而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詹姆逊等人则被视为后现代思想的核心人物。在我看来，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尤为深刻的是利奥塔——他关于“宏大叙事”的批判性思考，为后来中国文学走出单一的历史叙述模式、探索多元表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古国，深厚的乡土经验长期主导着文学的主潮。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真正对话与融合，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主义文学精神、形式与思想的有意识借鉴。那个时期，《文艺报》曾讨论中国文学的发展态势，提出当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中“飞扬着三只风筝”——李陀、高行健、韩少功。与此同时，高行健的剧作《车站》《绝对信号》《野人》，以及理论著作《现代小说技巧》莫言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等短篇小说，已显露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品质和理论探索。后来，高行健与莫言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文学主动吸收、转化现代主义营养的结果。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收获》杂志曾在一期中集中推出五六位年轻小说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毕飞宇、刘震云、格非。此后三人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一现象同样不是孤立事件，它清晰地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的勃兴，正是立足于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批判性借鉴与创造性转化之中。

       陕西历来被视为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农村题材的文学大省。以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高建群、和谷、张浩文、方英文、王海、阎安、黄建国、竹子、胡骥、马玉琛等为代表的作家，扎根黄土地，书写了深具伦理温度与文化厚度的作品。然而，在今天全球化与媒介化交织的语境下，陕西文学若想真正“走向世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经典现实主义的重复性书写中。我在担任《延河》执行主编期间，有意识地支持和培养省内具有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我将寇挥请到编辑部，并有计划、有目的的发表了爱琴海、陈泊辰、丁小村等人具有鲜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我的意图是：让长期执着于传统现实主义的陕西作家抬起头来，看到在他们身边，还有另一种现代主义的写作同道在深耕细作。为此，我还邀请上海复旦大学的几位博士生组成圆桌会议，专题讨论《延河》上发表的作品。我认为，陕西作家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认识现代主义文学的可资借鉴之处。

      当然，今天的中国文学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经过数十年的译介、模仿、消化与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与形式，已达到了时代的自觉与清醒的程度——对其积极因素和成果的借鉴汲取已基本完成，对其消极局限的清理也正在深入进行。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借鉴，而是如何借鉴、如何转化、如何超越的问题。我这几年对李耳、刘震云，毕飞宇，东西、孙甘露、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集中进行认真阅读，有理论思考的写了一些商榷性的文章，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就教于业内方家，文章大多在三万字以上。

      陕西文学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它既要坚持土地—伦理—文化—审美这四重奏的和谐共鸣，保持自身的地域根性与民族气派，又要对现代主义的文学精神进行“中国化”的筛选、过滤、整合与提炼。具体而言，我认为可以在以下路径上寻求突破：

      其一，在中国语言文字“六书叙事”与西方式逻辑判断之间寻找融合点。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蕴含着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美学密码。将它们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意识流、象征、隐喻、反讽等技巧相结合，可以创造出一种既具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又具世界性文学语法的叙事语言。关于这条路径的思考，我刚刚在《文艺争鸣》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章。

      其二，在经验理性与科学理性之间建立新的平衡。中国传统文学长于经验直觉与伦理感悟，而现代主义文学则更倚重心理结构的深度挖掘与形式自律。将精神分析学的某些洞见与“天人合一”的东方宇宙观合并同类项，使作品在表现个体潜意识的同时，不丢失对整体生命秩序的敬畏。关于这条路径，我刚刚在《文艺轻刊》，发表的《说人文理性的时代担当与精神建构》有所涉及。

      其三，在历史评价与审美评价的公约与整合中，孵化出一种兼具“立象尽意”的光色流动与“精神分析学”的深层透视的新形式。这样的形式应当具有人类文学的共通性——能够超越民族文化与语言的障碍，让不同背景的读者感受到心灵震颤；同时又保有鲜明的中国气魄与中国作风——即那种深植于土地与伦理之中的、朴素而坚韧的生命意识。关于这条路径，我刚刚在《陕西农民诗歌》发表了《扎根沃土与飞翔蓝天——中国农民诗歌创作品格谈》有所涉及。因为我是陕西这些文学组织的顾问，更多的出于一种身份和责任，我写了这些即时性的拙作。

     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削足适履地去迎合某种既定的西方标准。相反，真正的“走向世界”，是在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创造出能够为全人类提供独特审美经验与精神启发的作品。陕西文学拥有深厚的资源：黄土高原的时空感、乡村伦理的复杂性、方言土语的表现力、民俗仪式的象征系统……这些都可以在现代主义精神的烛照下，被提炼为一种全新的、可对话的、可翻译的文学语言。

      我坚信，当陕西作家群体能够自觉地将现实主义的地气与现代主义的锐气融合起来，将东方的伦理智慧与西方的形式批判贯通起来，陕西文学就在家一定能够在世界文学的星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而这束光，不是对他者光芒的反射，而是从黄土地深处燃烧出来的、不可替代的精神火焰。

谢谢大家。

    2026年6月13日下午

于陕师大文澜楼111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