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茶花落尽见真淳
——辛丑冬重读《茶花女》漫笔
张兴源
一
陕北的冬日,总是来得干脆利落。
延河早已封冻,两岸的山峁褪去了秋日那短暂的斑斓,裸露出一派苍黄。这苍黄,是黄土高原的本色,厚重、沉实,不掺杂半点虚浮。窗外的洋槐,枝干如铁,直指灰蒙蒙的天空,像是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沉默,却有筋骨。
我独坐在这间被我称作“十二万卷楼”的书房里,望着架上层层叠叠的书籍。多年来,它们是我最沉默、也最亲密的伴侣。屋外的风声,被玻璃窗挡在了另一个世界,室内便只剩下座钟的滴答声和我翻动书页的沙沙声。
这本一九八零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茶花女》,是王振孙先生的译本。书页早已泛黄。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淡灰色的封面,那种粗砺中透着温润的触感,将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四十多年前。
那时,我还在志丹县张渠公社的中学里教书。彼时的我,是一个既要教书,又得做家务,同时还做着文学梦的乡下青年。
那本书,单是它的译名,便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凄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会与“茶花”这样高洁的花朵联系在一起?又究竟是怎样一段“遗事”,值得一个异国作家用如此深情的笔墨去追述?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我怀着探险一样的心情,熬了两个夜晚,读完这本小说时,内心深处所遭受的巨大震撼。
那震撼,并非仅仅来自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对我来说,它更像是在一个封闭、枯燥的黄土世界里,突然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另一个天地——那里有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有歌剧院的包厢,有天鹅绒的帷幔,还有一种与我所知的“农村妇女”和“革命英雄”完全不同的、活生生的、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女人。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世事沧桑,人生易老。我从一个心怀文学梦的乡下少年,到如今两鬓飞霜的六旬老人。其间,我教过书,做过编导,上过鲁院,当过记者,写过文章,也出了几本书。
几十年来,我自认为读过不少书,也写了不少文字。从一个仰望文学的读者,变成了一个伏案写作的作者。这身份的转换,也让我有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当我再次拿起这本《茶花女》时,我究竟还能读出什么?
它不是一本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历史巨著,它只是一个发生在十九世纪巴黎的、一个交际花和一个普通青年之间的爱情悲剧。它的情节,我早已烂熟于心。那么,重读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在我重读的过程中,逐渐有了答案。
重读,并非为了重温故事,而是为了与四十年前的自己对话,也是为了检验这四十年的光阴,究竟在我和这部作品之间,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二
小仲马写《茶花女》时,年仅二十四岁。
这个发现,在我年轻时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二十四岁,一个冲动、激情、充满幻想的年纪,写出这样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爱情悲剧,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当我如今已过花甲之年,再来审视这部作品,却不能不惊叹于这个年轻人在激情之外,所展现出的那一种难得的、甚至是无情的冷静。
这或许是一种“文章憎命达”的写照。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他的母亲是个女裁缝。大仲马在成名后,便抛弃了他们母子。小仲马是在屈辱和歧视中长大的。他那私生子的身份,让他从小就品尝到了人世间的冷漠和不公。因此,他对社会阶层、对道德审判、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一种远超同龄人的敏感和洞察。
这种洞察,在《茶花女》中集中体现在玛格丽特·戈蒂埃这个人物身上。
年轻时读《茶花女》,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情”字。是阿尔芒如疾风暴雨般的痴情,是玛格丽特看似水性杨花实则坚贞不渝的深情。他们的爱情,热烈而纯粹,是两颗孤独灵魂的碰撞。阿尔芒不顾世俗的眼光,执意要拯救玛格丽特于堕落的泥淖;而玛格丽特,为了这份真挚的爱情,不惜放弃巴黎的纸醉金迷,变卖自己的马车、珠宝,与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
那是一段多么令人心醉又心碎的爱情啊。尤其是在乡下隐居的那段日子,两个年轻人远离尘嚣,过着一种近乎田园牧歌般的生活。那似乎是整部小说中最明亮的章节,也是玛格丽特一生中唯一感受到阳光温暖的日子。然而,即便是在那片宁静的田园风光背后,也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那就是世俗的压力,是玛格丽特无法摆脱的过去,更是那如山一样沉重的“道德”枷锁。
如今重读,我看到的,却不再仅仅是一个“情”字。在“情”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物”字。是一个由金钱、欲望、名誉和各种利害关系交织而成的冷冰冰的世界。而玛格丽特,正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物”。
这一点,在书中写得非常直接。玛格丽特自己也说:“我们这些女人,在我们还有一点儿良心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和做的事,其间是有一条可怕的鸿沟的。”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她是一个被购买、被消费的对象。她的美貌、她的身体、甚至她的微笑,都是有标价的。那些公爵、伯爵们,送她马车、钻石、衣裙,并非出于爱,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和占有欲。他们要求她做的,就是扮演好一个“玩物”的角色。
这是玛格丽特悲剧的根源。她是一个被异化的人。而在那个时代,她几乎没有摆脱这种命运的可能。
因此,重读《茶花女》,我读出的第一个新意,便是玛格丽特作为“人”的觉醒。她不是一个简单的“浪女回头”的形象,她是一个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拼尽全力想要找回“人”的尊严、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悲剧英雄。
她的伟大,不在于她为爱情牺牲了多少物质,而在于她在爱情中,发现了自己灵魂的存在。就像她在乡下对阿尔芒说的那样:“我所遭受的苦难,换来了我现在的幸福。”这个“幸福”,不是一个妓女钓到了金龟婿的虚荣,而是一个“物”重新找回“自我”时的狂喜。这种觉醒,让她身上有了一种悲壮的、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光辉。
这种光辉,在我年轻时,被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冲淡了。如今,它却在我心中愈发清晰。它让我想起了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那些在苦难中挣扎,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生命,也因为这些挣扎和向往,而显得尊严和沉重。
三
在《茶花女》这部小说里,除了玛格丽特,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复杂的角色——阿尔芒的父亲,迪瓦尔先生。
年轻时读这本书,我是极其厌恶这个“老迪瓦尔”的。我认为他是拆散一对有情人的罪魁祸首,是一个虚伪、冷酷、自私的资产阶级伪君子。是他,亲手把玛格丽特从幸福的云端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他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家庭的名誉”,什么“女儿的婚事”,在我看来,都是杀死玛格丽特的锋利匕首。
然而,重读之时,我却对迪瓦尔先生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并非是为他开脱,而是看到了他的复杂性,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种力量的无处不在。
迪瓦尔先生的出场,是在小说的高潮部分。他单独拜访了玛格丽特。他先是表现出一个父亲的威严和冷硬,后来又为玛格丽特的真情所动,流下了眼泪。他最后甚至请求玛格丽特吻他,把他当作“你的第二个父亲”。这一幕,写得极为细腻,也极为残酷。
他并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坏人。他真心爱他的儿子,也真心为女儿的幸福担忧。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他的眼泪也是真实的。然而,正是这种“真实”,构成了他最大的“恶”。他是一个体面的、有教养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好人”,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不折不扣的谋杀。他用一种看似温情脉脉的方式,将一个脆弱的女人逼上了绝路。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话是赞扬“中国的脊梁”的。但我们也该看到,自古以来,也有一种人,他们从不杀人,甚至“不忍杀一虫”,但他们却能用“道德”和“名誉”这两把刀,将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凌迟处死。
迪瓦尔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化身。他并非有意要作恶,他只是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行为,正是那个“体面”的社会用来对付玛格丽特这样的“不体面”的人的常规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茶花女》不仅是一部爱情悲剧,更是一部深刻的社会批判小说。它批判的不是某一个资本家,也不是某一种制度,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被社会绝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的“道德”本身。这种道德,对一个犯了错的人毫无怜悯之心,它不允许任何人拥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正如书中所说:“你们同情见不到阳光的瞎子,同情听不到大自然声响的聋子,同情不能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思想的哑巴;但是,在一种虚假的所谓廉耻的借口下,你们却不愿同情这样的一种女人——她看不到光明,不是因为眼睛瞎了;她听不到大自然的声响,不是因为耳朵聋了;她不能畅所欲言,不是因为哑巴了。”
这番话,真是字字诛心。它让我长久地陷入沉思。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所耳闻目睹的许许多多事件里,这种“虚假的所谓廉耻”,难道还少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迪瓦尔先生”的角色。
四
重读《茶花女》,我还注意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阿尔芒这个人物。
年轻时,我们很容易将自己代入阿尔芒的角色。他年轻、冲动、情感炽烈,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他是爱情的化身,也是爱情的信徒。但在这次重读中,我却越来越觉得,阿尔芒这个“爱人者”,身上有着非常可怕的另一面。
那就是他的嫉妒和不成熟。
他的爱情,充满了占有欲。当他得知玛格丽特曾经做过别人的情妇时,他痛苦得发狂。他要求玛格丽特与过去彻底一刀两断,这本身就不现实。当玛格丽特为了他的前程和家族名誉,被迫离开他,并编造了善意的谎言时,他没有选择相信和探寻真相,而是选择了最极端、最幼稚的报复方式——找另一个女人做情妇,当着玛格丽特的面羞辱她。
这是在爱的名义下的施虐。他的爱,有时候是那样偏执和自私。他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就要打碎一切。他为爱痴迷,但也为爱疯狂。他的疯狂,对玛格丽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才是真正将匕首刺进玛格丽特心脏的人。
我不禁想,如果阿尔芒再成熟一些,再宽容一些,再坚韧一些,结果会不会不同?可惜,爱情里没有“如果”。
小仲马并没有将阿尔芒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白马王子。他真实地写出了他在爱情中的幼稚、虚荣和残忍。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但再真诚的忏悔,也无法挽回一条逝去的生命。这或许就是小仲马的深刻之处:他写出了爱情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写出了爱情中最可怕的东西。
这提醒我们每一个读者,如何去爱,如何不被爱的激情所吞噬,如何在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不失去理性,不变得狭隘和残忍,这是一门多么高深的学问。玛格丽特用生命为代价,教会了阿尔芒如何去爱,但这份学费,实在太昂贵了。
五
掩卷沉思,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这部小说,从清末由林琴南先生翻译引入中国,取名《巴黎茶花女遗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它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早年,它几乎是所有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它那哀婉动人的故事,不知道赚取了多少中国人的眼泪。
我想,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除了故事本身的感染力之外,或许还因为它那“发乎情,止乎礼”的叙事伦理,以及那种“自古红颜多薄命”的哀伤情调,与我们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有着某种深度的契合。
中国的读者,总是能在茶花女玛格丽特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
有人看到的是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最终却只能“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同是天涯沦落人,只不过一个是卖艺,一个是卖身罢了。
有人看到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杜十娘。同样是风尘女子,同样渴望从良,渴望获得做人的尊严。但杜十娘比玛格丽特更加刚烈,当希望破灭时,她选择抱持着价值连城的百宝箱,纵身一跃,沉入江底。她用自己的生命和财富,给那个负心汉和整个男权社会,发出了最响亮的嘲笑。
更有人看到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虽然身份不同,但那份“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高洁与孤傲,却是何其相似。玛格丽特至死都守护着对阿尔芒的爱情,就如同林黛玉至死都在焚毁那代表着她与宝玉爱情的信物一般。
这种“代入感”,使得《茶花女》不仅仅是一部“法国小说”,更像是一部中国式的“才子佳人”悲剧。它触动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深处最柔软、最敏感的那根弦。我们对玛格丽特的同情,不仅仅是对一个“可怜的风尘女子”的同情,更是对一切被污辱与被损害者、一切在命运面前挣扎却最终失败的美好事物的悲悯。
这种悲悯,是不分国界的。
六
夜已深,万籁俱寂。
我小心翼翼地将这本纸页已经泛黄的《茶花女》合上,一时之间,居然陷入沉思。我在想,文学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一辈子。年轻时,我或许以为它是改变命运的一块砖头,是扬名立腕的工具,是浪漫理想的载体。如今,我渐渐觉得,文学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我们个体生命体验的延展和记录。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生活圈子也是有限的。像我,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陕北黄土高原上。我的个人经历,无论多么坎坷,也终究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但文学,可以打破这个限制。通过读《茶花女》,我走进了十九世纪的巴黎,我体验了一个法国女子的爱恨情仇,我感受到了一种与我完全不同的人性困境。我的生命,因此变得丰富了,变得厚重了。
写作也是如此。我写陕北的人,写陕北的事,写《杏子河,我家乡的一条河》,写《保安塔记》,写我那《聊斋续异》,我的《朝圣司马迁祠》。我笔下的山川风物、人情世故,是我个人的,也是这片土地的。但若有人读到它,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普遍的人性,能体会到一种超越地域和时代的共鸣,那么,我的写作,就有了它存在的价值和份量。
《茶花女》的艺术成就,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评价,在一些时髦写家那里,是不是太过老套了)。玛格丽特这个形象,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而要达到这种“不朽”,靠的不是华丽的辞藻,也不是离奇的情节,靠的是对生活、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由此而生出的那颗“同情心”。
小仲马对他笔下的玛格丽特,是充满了深情的。他能体会她的痛苦,也能洞察她的高贵。没有这份深情的爱,就写不出这样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到了今天,似乎变得越来越“精巧”,也越来越“聪明”,但那份源于生活和生命深处的激情和悲悯,却似乎越来越稀薄了。
这或许就是我们重读经典的意义所在。让我们这些在文学的“小径”上走得太久、走得太远的人,有机会回到源头,看一看那些曾经照亮过我们的火炬,究竟是怎样燃烧的。
夜更深了。老伴早已睡下,书房里只有我的台灯还亮着。窗外,似乎又飘起了零星的雪花。
我站起身来,伸了伸有些僵硬的腰背。看着窗外那墨蓝色的夜空,我不禁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那个在昏暗的灯光下,捧着一本借来的《茶花女》,读到玛格丽特之死时泪流满面的乡下少年。
四十年的光阴,改变了很多东西,它改变了我的容颜,丰富了我的阅历,也平添了几许沧桑。但有一件事,它似乎永远无法改变——那就是当我们遇到一颗真正美好、纯粹的灵魂,并为她的不幸而扼腕叹息时,心中所涌起的那种感动。
这种感动,就是文学最初的,也是最终的力量。
茶花落尽,但那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女人的灵魂,却在这些泛黄的书页中,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泪水中,获得了永生。
而我,这个地处偏远的黄土高原上的陕西作家,能在一个冬夜里,再次与她进行一场跨越一百七十多年的对话,也算是不辜负这手中之笔,心中之情了。
搁笔于此,窗外已是雪落无声。
2021年冬月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