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落尽见真淳
——辛丑冬重读《茶花女》漫笔
张兴源
一
陕北的冬日，总是来得干脆利落。
延河早已封冻，两岸的山峁褪去了秋日那短暂的斑斓，裸露出一派苍黄。这苍黄，是黄土高原的本色，厚重、沉实，不掺杂半点虚浮。窗外的洋槐，枝干如铁，直指灰蒙蒙的天空，像是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沉默，却有筋骨。
我独坐在这间被我称作“十二万卷楼”的书房里，望着架上层层叠叠的书籍。多年来，它们是我最沉默、也最亲密的伴侣。屋外的风声，被玻璃窗挡在了另一个世界，室内便只剩下座钟的滴答声和我翻动书页的沙沙声。
这本一九八零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茶花女》，是王振孙先生的译本。书页早已泛黄。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淡灰色的封面，那种粗砺中透着温润的触感，将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四十多年前。
那时，我还在志丹县张渠公社的中学里教书。彼时的我，是一个既要教书，又得做家务，同时还做着文学梦的乡下青年。
那本书，单是它的译名，便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凄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会与“茶花”这样高洁的花朵联系在一起？又究竟是怎样一段“遗事”，值得一个异国作家用如此深情的笔墨去追述？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我怀着探险一样的心情，熬了两个夜晚，读完这本小说时，内心深处所遭受的巨大震撼。
那震撼，并非仅仅来自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对我来说，它更像是在一个封闭、枯燥的黄土世界里，突然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另一个天地——那里有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有歌剧院的包厢，有天鹅绒的帷幔，还有一种与我所知的“农村妇女”和“革命英雄”完全不同的、活生生的、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女人。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世事沧桑，人生易老。我从一个心怀文学梦的乡下少年，到如今两鬓飞霜的六旬老人。其间，我教过书，做过编导，上过鲁院，当过记者，写过文章，也出了几本书。
几十年来，我自认为读过不少书，也写了不少文字。从一个仰望文学的读者，变成了一个伏案写作的作者。这身份的转换，也让我有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当我再次拿起这本《茶花女》时，我究竟还能读出什么？
它不是一本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历史巨著，它只是一个发生在十九世纪巴黎的、一个交际花和一个普通青年之间的爱情悲剧。它的情节，我早已烂熟于心。那么，重读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在我重读的过程中，逐渐有了答案。
重读，并非为了重温故事，而是为了与四十年前的自己对话，也是为了检验这四十年的光阴，究竟在我和这部作品之间，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二
小仲马写《茶花女》时，年仅二十四岁。
这个发现，在我年轻时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二十四岁，一个冲动、激情、充满幻想的年纪，写出这样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爱情悲剧，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当我如今已过花甲之年，再来审视这部作品，却不能不惊叹于这个年轻人在激情之外，所展现出的那一种难得的、甚至是无情的冷静。
这或许是一种“文章憎命达”的写照。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他的母亲是个女裁缝。大仲马在成名后，便抛弃了他们母子。小仲马是在屈辱和歧视中长大的。他那私生子的身份，让他从小就品尝到了人世间的冷漠和不公。因此，他对社会阶层、对道德审判、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一种远超同龄人的敏感和洞察。
这种洞察，在《茶花女》中集中体现在玛格丽特·戈蒂埃这个人物身上。
年轻时读《茶花女》，眼中看到的，是一个“情”字。是阿尔芒如疾风暴雨般的痴情，是玛格丽特看似水性杨花实则坚贞不渝的深情。他们的爱情，热烈而纯粹，是两颗孤独灵魂的碰撞。阿尔芒不顾世俗的眼光，执意要拯救玛格丽特于堕落的泥淖；而玛格丽特，为了这份真挚的爱情，不惜放弃巴黎的纸醉金迷，变卖自己的马车、珠宝，与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
那是一段多么令人心醉又心碎的爱情啊。尤其是在乡下隐居的那段日子，两个年轻人远离尘嚣，过着一种近乎田园牧歌般的生活。那似乎是整部小说中最明亮的章节，也是玛格丽特一生中唯一感受到阳光温暖的日子。然而，即便是在那片宁静的田园风光背后，也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那就是世俗的压力，是玛格丽特无法摆脱的过去，更是那如山一样沉重的“道德”枷锁。
如今重读，我看到的，却不再仅仅是一个“情”字。在“情”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物”字。是一个由金钱、欲望、名誉和各种利害关系交织而成的冷冰冰的世界。而玛格丽特，正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物”。
这一点，在书中写得非常直接。玛格丽特自己也说：“我们这些女人，在我们还有一点儿良心的时候，我们说的话和做的事，其间是有一条可怕的鸿沟的。”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她是一个被购买、被消费的对象。她的美貌、她的身体、甚至她的微笑，都是有标价的。那些公爵、伯爵们，送她马车、钻石、衣裙，并非出于爱，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和占有欲。他们要求她做的，就是扮演好一个“玩物”的角色。
这是玛格丽特悲剧的根源。她是一个被异化的人。而在那个时代，她几乎没有摆脱这种命运的可能。
因此，重读《茶花女》，我读出的第一个新意，便是玛格丽特作为“人”的觉醒。她不是一个简单的“浪女回头”的形象，她是一个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拼尽全力想要找回“人”的尊严、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悲剧英雄。
她的伟大，不在于她为爱情牺牲了多少物质，而在于她在爱情中，发现了自己灵魂的存在。就像她在乡下对阿尔芒说的那样：“我所遭受的苦难，换来了我现在的幸福。”这个“幸福”，不是一个妓女钓到了金龟婿的虚荣，而是一个“物”重新找回“自我”时的狂喜。这种觉醒，让她身上有了一种悲壮的、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光辉。
这种光辉，在我年轻时，被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冲淡了。如今，它却在我心中愈发清晰。它让我想起了在陕北这片黄土地上，那些在苦难中挣扎，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生命，也因为这些挣扎和向往，而显得尊严和沉重。
三
在《茶花女》这部小说里，除了玛格丽特，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复杂的角色——阿尔芒的父亲，迪瓦尔先生。
年轻时读这本书，我是极其厌恶这个“老迪瓦尔”的。我认为他是拆散一对有情人的罪魁祸首，是一个虚伪、冷酷、自私的资产阶级伪君子。是他，亲手把玛格丽特从幸福的云端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他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家庭的名誉”，什么“女儿的婚事”，在我看来，都是杀死玛格丽特的锋利匕首。
然而，重读之时，我却对迪瓦尔先生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并非是为他开脱，而是看到了他的复杂性，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种力量的无处不在。
迪瓦尔先生的出场，是在小说的高潮部分。他单独拜访了玛格丽特。他先是表现出一个父亲的威严和冷硬，后来又为玛格丽特的真情所动，流下了眼泪。他最后甚至请求玛格丽特吻他，把他当作“你的第二个父亲”。这一幕，写得极为细腻，也极为残酷。
他并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坏人。他真心爱他的儿子，也真心为女儿的幸福担忧。他的痛苦是真实的，他的眼泪也是真实的。然而，正是这种“真实”，构成了他最大的“恶”。他是一个体面的、有教养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好人”，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不折不扣的谋杀。他用一种看似温情脉脉的方式，将一个脆弱的女人逼上了绝路。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话是赞扬“中国的脊梁”的。但我们也该看到，自古以来，也有一种人，他们从不杀人，甚至“不忍杀一虫”，但他们却能用“道德”和“名誉”这两把刀，将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凌迟处死。
迪瓦尔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化身。他并非有意要作恶，他只是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行为，正是那个“体面”的社会用来对付玛格丽特这样的“不体面”的人的常规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茶花女》不仅是一部爱情悲剧，更是一部深刻的社会批判小说。它批判的不是某一个资本家，也不是某一种制度，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被社会绝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的“道德”本身。这种道德，对一个犯了错的人毫无怜悯之心，它不允许任何人拥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正如书中所说：“你们同情见不到阳光的瞎子，同情听不到大自然声响的聋子，同情不能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思想的哑巴；但是，在一种虚假的所谓廉耻的借口下，你们却不愿同情这样的一种女人——她看不到光明，不是因为眼睛瞎了；她听不到大自然的声响，不是因为耳朵聋了；她不能畅所欲言，不是因为哑巴了。”
这番话，真是字字诛心。它让我长久地陷入沉思。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所耳闻目睹的许许多多事件里，这种“虚假的所谓廉耻”，难道还少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迪瓦尔先生”的角色。
四
重读《茶花女》，我还注意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阿尔芒这个人物。
年轻时，我们很容易将自己代入阿尔芒的角色。他年轻、冲动、情感炽烈，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他是爱情的化身，也是爱情的信徒。但在这次重读中，我却越来越觉得，阿尔芒这个“爱人者”，身上有着非常可怕的另一面。
那就是他的嫉妒和不成熟。
他的爱情，充满了占有欲。当他得知玛格丽特曾经做过别人的情妇时，他痛苦得发狂。他要求玛格丽特与过去彻底一刀两断，这本身就不现实。当玛格丽特为了他的前程和家族名誉，被迫离开他，并编造了善意的谎言时，他没有选择相信和探寻真相，而是选择了最极端、最幼稚的报复方式——找另一个女人做情妇，当着玛格丽特的面羞辱她。
这是在爱的名义下的施虐。他的爱，有时候是那样偏执和自私。他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就要打碎一切。他为爱痴迷，但也为爱疯狂。他的疯狂，对玛格丽特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才是真正将匕首刺进玛格丽特心脏的人。
我不禁想，如果阿尔芒再成熟一些，再宽容一些，再坚韧一些，结果会不会不同？可惜，爱情里没有“如果”。
小仲马并没有将阿尔芒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白马王子。他真实地写出了他在爱情中的幼稚、虚荣和残忍。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但再真诚的忏悔，也无法挽回一条逝去的生命。这或许就是小仲马的深刻之处：他写出了爱情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写出了爱情中最可怕的东西。
这提醒我们每一个读者，如何去爱，如何不被爱的激情所吞噬，如何在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不失去理性，不变得狭隘和残忍，这是一门多么高深的学问。玛格丽特用生命为代价，教会了阿尔芒如何去爱，但这份学费，实在太昂贵了。
五
掩卷沉思，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这部小说，从清末由林琴南先生翻译引入中国，取名《巴黎茶花女遗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它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早年，它几乎是所有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它那哀婉动人的故事，不知道赚取了多少中国人的眼泪。
我想，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除了故事本身的感染力之外，或许还因为它那“发乎情，止乎礼”的叙事伦理，以及那种“自古红颜多薄命”的哀伤情调，与我们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有着某种深度的契合。
中国的读者，总是能在茶花女玛格丽特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
有人看到的是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最终却只能“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同是天涯沦落人，只不过一个是卖艺，一个是卖身罢了。
有人看到的，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杜十娘。同样是风尘女子，同样渴望从良，渴望获得做人的尊严。但杜十娘比玛格丽特更加刚烈，当希望破灭时，她选择抱持着价值连城的百宝箱，纵身一跃，沉入江底。她用自己的生命和财富，给那个负心汉和整个男权社会，发出了最响亮的嘲笑。
更有人看到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虽然身份不同，但那份“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高洁与孤傲，却是何其相似。玛格丽特至死都守护着对阿尔芒的爱情，就如同林黛玉至死都在焚毁那代表着她与宝玉爱情的信物一般。
这种“代入感”，使得《茶花女》不仅仅是一部“法国小说”，更像是一部中国式的“才子佳人”悲剧。它触动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深处最柔软、最敏感的那根弦。我们对玛格丽特的同情，不仅仅是对一个“可怜的风尘女子”的同情，更是对一切被污辱与被损害者、一切在命运面前挣扎却最终失败的美好事物的悲悯。
这种悲悯，是不分国界的。
六
夜已深，万籁俱寂。
我小心翼翼地将这本纸页已经泛黄的《茶花女》合上，一时之间，居然陷入沉思。我在想，文学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一辈子。年轻时，我或许以为它是改变命运的一块砖头，是扬名立腕的工具，是浪漫理想的载体。如今，我渐渐觉得，文学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我们个体生命体验的延展和记录。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生活圈子也是有限的。像我，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陕北黄土高原上。我的个人经历，无论多么坎坷，也终究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但文学，可以打破这个限制。通过读《茶花女》，我走进了十九世纪的巴黎，我体验了一个法国女子的爱恨情仇，我感受到了一种与我完全不同的人性困境。我的生命，因此变得丰富了，变得厚重了。
写作也是如此。我写陕北的人，写陕北的事，写《杏子河，我家乡的一条河》，写《保安塔记》，写我那《聊斋续异》，我的《朝圣司马迁祠》。我笔下的山川风物、人情世故，是我个人的，也是这片土地的。但若有人读到它，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普遍的人性，能体会到一种超越地域和时代的共鸣，那么，我的写作，就有了它存在的价值和份量。
《茶花女》的艺术成就，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评价，在一些时髦写家那里，是不是太过老套了）。玛格丽特这个形象，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而要达到这种“不朽”，靠的不是华丽的辞藻，也不是离奇的情节，靠的是对生活、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由此而生出的那颗“同情心”。
小仲马对他笔下的玛格丽特，是充满了深情的。他能体会她的痛苦，也能洞察她的高贵。没有这份深情的爱，就写不出这样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到了今天，似乎变得越来越“精巧”，也越来越“聪明”，但那份源于生活和生命深处的激情和悲悯，却似乎越来越稀薄了。
这或许就是我们重读经典的意义所在。让我们这些在文学的“小径”上走得太久、走得太远的人，有机会回到源头，看一看那些曾经照亮过我们的火炬，究竟是怎样燃烧的。
夜更深了。老伴早已睡下，书房里只有我的台灯还亮着。窗外，似乎又飘起了零星的雪花。
我站起身来，伸了伸有些僵硬的腰背。看着窗外那墨蓝色的夜空，我不禁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那个在昏暗的灯光下，捧着一本借来的《茶花女》，读到玛格丽特之死时泪流满面的乡下少年。
四十年的光阴，改变了很多东西，它改变了我的容颜，丰富了我的阅历，也平添了几许沧桑。但有一件事，它似乎永远无法改变——那就是当我们遇到一颗真正美好、纯粹的灵魂，并为她的不幸而扼腕叹息时，心中所涌起的那种感动。
这种感动，就是文学最初的，也是最终的力量。
茶花落尽，但那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女人的灵魂，却在这些泛黄的书页中，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泪水中，获得了永生。
而我，这个地处偏远的黄土高原上的陕西作家，能在一个冬夜里，再次与她进行一场跨越一百七十多年的对话，也算是不辜负这手中之笔，心中之情了。
搁笔于此，窗外已是雪落无声。
2021年冬月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