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高考

清风

每到六月份，伴着阵阵雷雨，我总会想起当年的高考，回望三十五年前，那段刻骨铭心、近乎炼狱的高中岁月。

1988年，我踏入宁津二中读书。那时的学校，皆是青砖砌成的平房教室。校园最深处是操场，光秃秃的土路地面，四周空旷，没有任何建筑遮掩。

那时的校长是康清柱，副校长邢万祥，教导主任张书智。可惜几位校领导如今都已离世，那段青涩滚烫的高中岁月，再也无从向他们追忆诉说。

高一入学时，年级共设三个班级，我的班主任是林臣友老师，如今老人家依旧健在，已是九十高龄的老者。高二文理分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选择了理科。年级重新分班，仅设一个文科班、两个理科班。升入高三，班级再次调整，分为两个应届班、一个复读班。

那个年代的高中生活，单调且极致刻苦。我们清晨六点起床，跑完半小时早操，吃过早饭便直奔教室早读。上下午严格按照课程表上课，夜晚晚自习一直持续到九点半。

校园里几乎没有任何课外活动，日复一日，都是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枯燥循环。每晚晚自习结束后，教室、宿舍准时熄灯。为了多争取一点学习时间，勤奋的同学们，总会打着手电筒、点着蜡烛，在教室角落或是被窝里埋头苦读，常常学到深夜。

究其根本，是当年的高考录取率极低。应届考生能够上岸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都要选择复读一年。老师们风趣地把一届复读生称作“本科生”，两届复读生称作“研究生”，甚至还有复读多年的“博士生”。我们这群学子，都在这般“范进中举”式的煎熬里，咬牙熬过整个青春。

高三下学期，日子更是被一张张试卷填满。整日刷题、模考，老师不停阅卷、统一对答案，每个人的课桌上，书本和试卷堆积得如同小山。

我们班里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高考是那时农家子弟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绝大多数人纷纷跌落，极少数成功上岸的同学，名字会被学校张红榜，工整张贴在教室墙上，成为全校的骄傲。

那一年高考，我们还遇上了一件格外严苛的事：高考首次要求考生办理身份证，缺一不可。学校统一为每位学生开具介绍信，让大家回户籍所在乡镇派出所办理。

我老家是杜集镇，那时还叫杜集乡。我约了同是杜集乡的四位同学一同办理，分别是纪峰、李海忠、郭洪亮，还有一位同学姓名已然记不清。那时我们习惯按阴历登记出生日期，可派出所统一按照阳历录入，日期前后不符。情急之下，我们私自修改了介绍信上的出生日期，负责办理户籍的苑警官当即严词拒绝，认定我们私改证件、不合规定，坚决不予办理。

我们五人陪着笑脸反复解释、再三恳求，终究无济于事。恰逢周末，派出所无人办公，我们吃了闭门羹，只能满心失落、悻悻返校。

听闻办身份证流程繁琐、屡屡碰壁，原本打算办证的不少同学纷纷打了退堂鼓。同学郭洪亮靠着兄长在乡里工作的便利，托关系顺利办好手续，还有一位同学直接放弃不再办理。最后同行的五人，只剩我和李海忠等三人还在坚持，其余两人也打算作罢。

可班主任林老师早已通知，所有考生必须在周二上交身份证办理回执，逾期影响高考，无人例外。

进退两难之际，我鼓动李海忠同学出面，拜托他的父亲帮忙协调。他父亲是村里的支书，在乡里颇有情面。果不其然，李支书亲自出面沟通后，苑警官终于松口，只是那时他的孩子发烧住院，需要日夜照料，暂时无暇帮我们办理手续。

为了顺利办成证件，李支书又专程赶往医院，替苑警官值守照料孩子。感念我们求学心切、诚意满满，苑警官终于为我们三人办理好了身份证备案手续，学校后续统一到县里领取正式身份证。事后，我们三人凑钱买了些许薄礼，向苑警官表达谢意，此事才算圆满落幕。

高考前的一个月，是最忙碌也最焦灼的一段时光。办理身份证、填写志愿表、领取准考证、领取毕业证、拍摄毕业合影，一桩桩、一件件琐事，都需要班主任林老师逐一统筹、逐项落实妥当。

那时农村闭塞落后，信息极度匮乏，我们对高校、专业一无所知，更无从预判自己的高考成绩，填报志愿基本都是盲目摸索、随心填报。老师下发少量高校资料，我们便只能从中随意挑选。

高考成绩公布、分数线划定后，达标考生的录取通知书会统一寄到学校，再由老师通知学生返校领取。

出分之后，我们都会主动返校，找班主任查询成绩、核对分数线，确认自己是否过线。只是那一年，成功过线的学生寥寥无几，大多数同学都不愿再回学校，不愿直面落榜的结果。

正式高考时，我们全体考生前往宁津一中考场应试，住宿在一中的学生宿舍，被褥、碗筷全部自带。盛夏酷暑，蚊虫肆虐，宿舍没有一台风扇，空调更是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的稀罕物。

我们咬牙坚持，熬过了被称为“黑色七月”的七月七、八、九三天。高考结束，所有人收拾好行囊，骑着自行车各自归家，静静在家等候录取消息。

等待的日子里，预估成绩理想的同学，会时常返校打探消息，老师们也时刻关注着全校的高考成果，统计当年本科、专科、中专的录取人数，盘点一届学子的耕耘与收获。

至今记得，当年高考动员大会上，教导主任张主任的一番话，朴实又厚重：“你们要拼命努力读书，争取让自家祖坟冒青烟！”一句朴素的乡土俗语，道尽了寒门学子读书赶考、逆袭改命的全部期许。

那年我有幸顺利过线，成功上岸。当初一同艰难办理身份证的几位同学，却悉数落榜，全部选择了复读再战。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时常联络，回望那段岁月，满心感慨。我时常庆幸，当初没有轻言放弃，若是当时退缩作罢，便无缘走进考场，更不会拥有如今的人生。

回头再看，当年那些落榜的同学，历经岁月打拼，如今的生活也都安稳顺遂、各有圆满。

我常常思索，世人总说高考一锤定音，可若真以一场考试定义人生成败，那高考便失去了大半意义。高考从来不是普惠所有人的考核，有录取就必有落榜，录取率永远无法达到百分之百。

于是有人复读再战、屡败屡战，有人心灰意冷、就此止步。落榜的学子，有的回乡务农，有的外出务工，有的子承父业、接班谋生，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迹。

三十余年光阴流转，再回头看，当年考上大学与落榜的同学，人生境遇早已没有了悬殊差距。半生风雨，人人都在各自的生活里深耕打拼，努力向上、向阳而行。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终点、没有固定录取率的终身“高考”，这一生，我们只需要不断努力，守住本心、稳步前行，便是及格。

如今的家长，倾尽所有、全力以赴托举孩子的学业，为高考倾尽心力。其实我们更该告诉孩子：高考本就注定有落榜者，它从不是人人受益的福利，而是一场公平的择优选拔。

人至知命之年，每逢盛夏六月，伴着燥热晚风，回望高考往事，心中总会泛起阵阵微凉。我深知，每一场高考，牵动的都是无数家庭的悲欢。考场铃声响起的那一刻，考生卸下数年重担，满是轻松喜悦，可家长眼底，往往藏着万般牵挂与不舍的泪水。

据资料记载，1991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296万，最终录取仅62万人，整体录取率仅有21%，是1983年以来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一届。

反观当下，多数省份高考整体录取率超80%，本科录取率普遍突破30%，对比之下，当年能考上大学，绝对是实力的绝佳证明。在那个年代的乡村，一个村子能走出一名大学生，便是光宗耀祖的天大喜事，堪比古时寒门中举。

从录取含金量来看，1991年全国本科录取率仅有10%，当年的统招本科生，排位含金量堪比如今的中等211高校毕业生。在社会认可度上，旧时统招本科不输当下末流985，对普通人的人生赋能、阶层提升，远超如今多数普通高校毕业生。网络上一直有共识：91年本科生的含金量，不输现在的研究生。

我们那一届应届生，最终考上13人，在当年已然是极为亮眼的成绩。

而且那年高考试题难度极高，尤其是化学科目，堪称历届最难，全县考生及格者寥寥无几。我考出86分的成绩，位列全县应届生第一；仅有一名复读生以89分超越我，排名全县第一，我位列全县第二；第三名同样是复读生，成绩81分。全县当年化学科目，仅有我们三人突破80分。我也正是凭借化学的亮眼成绩，成功跨过独木桥，跳出农门，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走过半生我终于懂得：人生路上的每一道坎坷、每一次磨砺，都是一场专属自己的“高考”。

回首来路，我不知道人生的长路究竟有多长，其艰辛，堪比红军万里长征；我不知道前行的路有多泥泞，再多风雨坎坷，都抵不过步步坚守的赤诚。

那年盛夏，没有电扇纳凉，不知空调舒爽，清贫岁月，苦中亦有微光。少年如河中锦鲤，奋力一跃，奔赴山海；粗茶淡饭，清贫度日，却也滋养了坚韧风骨。

往事从不是简单的时光回放，岁月淬炼，只会让过往的经历愈发滚烫。人生所有的拼搏与磨砺，无论是寒窗苦读的“考”，还是岁月磨砺的“烤”，终都会酿成人生的回甘。

人生行路，翻过一道弯，又绕一个圈。笔直的人生路太过平淡，那些曲折的磨砺、起伏的经历、一次次闯关前行的轨迹，拼凑成优美的弧线，远比一帆风顺的直线，更值得回味、更有意义。

于此盛夏，忆往昔高考岁月，分享两首诗词，与诸位共勉，回望各自的赶考人生，愿往后余生，风雨从容、顺遂安然。

其一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其二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