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子夜》的魄力
——庚子冬日重读茅盾先生长篇小说《子夜》感怀
张兴源
写下这个题目，窗外已然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初雪。延安的冬天来得早，往年阳历十二月初才有第一场雪，今年却提前了大半个节气。我是庚子年冬日里第三次捧起这部书，三十多年之后的重读。案头这本书是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子夜》，淡蓝色的封面早已泛起岁月的暗沉，封面下端“茅盾”二字的毛笔签名墨迹斑斑，不知何时被一星墨水洇染出一个浅灰色的墨点。我站在窗前凝望，身后的吊灯在玻璃窗上映出一点微光，恍惚间觉得，那不就是吴荪甫在公债交易所里最后的挣扎吗？
一
我着意要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凑“纪念茅盾先生诞辰XX周年”之类的热闹，而是因为一个朴素的原因——今冬读《子夜》，触目惊心。
有人要说了：张兴源你也六十出头的人了，又是在陕北延安写作半辈子的作家，怎么这会儿才想起搬出茅盾来“说事”？我得回答是：读小说和看人一样，是需要缘分的。中学时代初读《子夜》，看得懵懵懂懂，只知道其中有个王和甫、有个赵伯韬，有个叫吴荪甫的“铁腕人物”最后跳起脚来叫，完了——脑子里只留下一堆乱麻一样的股票代码和工厂名号。而立之年再读，又读到一鳞半爪，觉得茅盾先生用笔太过冷静，写到冯云卿为套取消息而送女儿去“献身”，写到吴老太爷进上海便“风化”死去，这种冷笔头让我有些不适应。殊不知，冷峻正是力透纸背的真相所在。
而今庚子岁末，再翻开来读，才明白什么叫“哀而鉴之”。一部好的小说能看三遍而不厌，而且每一遍都有天壤之别的领悟，这才叫真小说。《子夜》正是如此。
《子夜》初次出版是在1933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墨绿色的纹纸封面，书名二字为叶圣陶先生以篆书写就。那是怎样一个年头啊！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爆发；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硝烟未散；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就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茅盾先生用他冷峻如刀的笔，为我们剖开了中国社会的肌理，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工业是怎样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势力压迫和世界经济危机的三重夹击下奄奄一息的。难怪有学者评价说，《子夜》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史诗性长篇小说的诞生，它超越了“五四”文学的“主情主义”“感伤的情调”“情绪的传达”“即兴小说”等“青年文学性质”，第一次使小说具有了整体性、全景性以及宏大叙事。
这话说得准确。五四时期的许多小说，固然情怀可感，但说实话——格局太小。写两个人谈恋爱，写一个青年走向乡村，写一些感伤的、呻吟的文字。这当然有它的意义，但你要说谁能把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阶级状况、经济结构、政治格局统统囊括进来写进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里？那只有茅盾。鲁迅先生的眼光何等挑剔，却对《子夜》推崇备至，将其视为左翼文学创作的实绩加以肯定，这至少说明了《子夜》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之重。
二
说起茅盾先生的创作经历，我忍不住要在稿纸上停笔片刻。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原名叫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他十岁丧父，靠母亲抚养成人。他是“五四”一代中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早年便关注俄国十月革命，1920年便加入上海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筹建工作。他的眼光不仅望向西方，还望向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便注定了他不只是写儿女情长的小说家，而是一个有意愿“写时代”的人。
1928年到1930年，茅盾避居日本两年，那段时间他住在小旅店里，带着眼疾读书、思考。1930年春，他回到上海，住在租界的三层楼上。当时他眼疾很厉害，医生嘱咐他——八个月甚至一年内不要看书，否则即便暂时好了将来也不免复发。一个人不看书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啊！换成旁人，大约要躺在床上生闷气了。茅盾先生却不，他打起精神，东跑西走，借着眼疾不能读书的这段时间，去跟朋友们聊天——他那些朋友里有实际工作中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商人。他跟这些人物一谈便是半天，听他们讲怎样办厂、怎样对付罢工、怎样在公债市场上翻云覆雨。听了许多，这位作家便开始在心里打腹稿了。
这种创作姿态本身就体现了茅盾先生的一个可贵的品质——他不靠虚构和想象来编造故事，而是靠着深入生活的扎实准备。多少作家坐在书房里编织漂亮的句子，却对笔下人物的真正生活一无所知？茅盾先生则是反过来：你先去跟这个人长谈，摸清他的举止、习惯、言谈中带出的时代印痕，然后再下笔。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素质，也是《子夜》之所以厚重大气的原因所在。
1930年夏秋之交，茅盾决定写一部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小说。他当时想着要写出三个层面：第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世界经济恐慌和农村破产的夹击下如何生存；第二，由此引发的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第三，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暴动如何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他把这三者互为因果地构思在一起，构建了一幅宏阔的历史画卷。
还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写《子夜》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先整理材料，写下详细的大纲，列出人物表，人物各自的性格、教养及发展等一一拟定。然后按故事分章写大纲，再动手写正文。这中间他还专门去访亲问友，做前期准备工作。有叶圣陶先生当年记述道：“他作小说一向是先定计划的，计划不只藏在胸中，还要写在纸上，写在纸上的不只是个简单的纲要，竟是细磨细琢的详尽的记录。”
三
《子夜》的主人公吴荪甫，是这个故事里最令人叹息的人物。
他精明强干，雄心勃勃，有手腕，有魄力。他一口气吞并了八个小厂，想成为工业界的领袖。他和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等人创立益中信托公司，在公债市场上一度风光无限。他满怀一腔热情，想着要跟倾销中国市场的外国货竞争，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自认为可以“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这在当时的中国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但他偏偏不信这个邪。
然而，吴荪甫的悲剧在于：他碰上了一个根本不给他机会的时代。双桥镇的农民暴动摧毁了他在家乡经营的产业。他的丝厂里工潮迭起，罢工此起彼伏。处心积虑组建起来的益中公司因为产品滞销而不堪重负。在公债市场上，他又受到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猛烈打压。他四面楚歌，一败涂地。
我今年再读《子夜》，读到吴荪甫站在他的客厅里说：“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犹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这段话初读不觉着什么，再读却让我眼眶发酸。这是绝望的人发出的最后的倔强。明知道自己的路是死路，可他偏要走。这种悲壮气概，令人感叹。
赵伯韬则是另一个极端。他老奸巨猾，是不折不扣的投机金融家。他倚仗帝国主义，买办成性，在公债市场里翻云覆雨。他沉迷于金钱的游戏，毫无道德感的阻碍。吴荪甫要搞实业，他赵伯韬则只管投机。实业家和投机家之间的尖锐对立，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冲突。透过这一正一反的对照，茅盾先生揭示了那个时代最残酷的一个真相：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旧社会的腐朽体制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是被堵死的。
不仅如此，小说的配角更是令人过目不忘。丝厂总管屠维岳，这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受吴荪甫委派去对付罢工工人，蒙骗分裂工人。他很聪明，却聪明到了丧失道德底线的地步。李玉亭周旋于吴、赵两派之间，做“社会关系的总和”。地主冯云卿为了让女儿去套取赵伯韬的机密，不惜牺牲女儿的名节。吴荪甫的妻子林佩瑶与文学青年雷鸣暗中私通，吴荪甫对这种“文化上的私通”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四小姐吴蕙芳被大上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吓得捧着《太上感应篇》不放，六神无主。这一切组成了一幅扭曲的、光怪陆离的时代图景，令人想起西班牙画家戈雅的暗黑画作——“理性的沉睡产生了怪物”。
四
这次重读《子夜》，最大的感触在于它的宏大叙事结构的娴熟运用。
小说以吴老太爷进上海开篇。那个从乡下来的老头子，在火车上就被新女性时髦的装束惊呆了，到了上海之后更是被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吓得一命呜呼。这个开篇真是别致——它不是从吴荪甫办厂写起，而是从一个乡村“老古董”的视角切入上海的都市生活，一下子就把小说的空间拉开了。紧接着，工人罢工、公债投机、企业兼并、南北军阀大战、农村暴动……一条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密集的社会网络。茅盾先生像一个高超的交响乐指挥家，把十几个声部同时奏响又一一收束，宏大的交响在最后达到高潮——吴荪甫在“多头”与“空头”的搏斗中终于崩溃。
这种笔力，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绝无仅有的。连德国文豪歌德看了都要惊讶——人家《浮士德》写的是一个人的灵魂升沉，茅盾写的却是整个民族的生活状态。更令人称奇的是，小说的时间跨度只有短短两个月，但就这两个月的横断面，却生动地画出了从上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的整个中国的全景图。这就是真正的“史诗性的作品”。难怪茅盾当年读到《倪焕之》时会说——“伟大的‘五四’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来”，直到《子夜》问世，他才填补了这个缺憾。
说到“史诗性”，我不得不提一下《子夜》影响深远的现实意义。1933年出版后，《子夜》迅速获得左翼文化圈的高度认可，瞿秋白等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它在同年便被翻译成英、德、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中国第一部走向世界的现代长篇小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学子争相传阅《子夜》，视之为认识中国社会的教科书。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等合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将其收入，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我要说句不客气的话——茅盾和他的《子夜》，就是那个时代中国奉献给世界文学的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没有之一。我们有《红楼梦》，那是古典时代的巅峰；我们有《呐喊》《彷徨》，那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但是第一部让西方世界大吃一惊、让欧洲的文学批评家拍案叫绝的现代长篇，就是《子夜》。
五
当然，《子夜》并非没有遭遇过非议。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一股风潮质疑茅盾的作品，认为《子夜》存在“主题先行”的刻意性，“概念化”倾向明显，可读性偏低，艺术表现力不强。甚至有人说它是“政治小说”“宣传品”，是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这些人握着茅盾的创作大纲来“围猎”《子夜》，说他是先预设了一个理论的框架，然后往里面填充人物和情节。
对此，我只能说——那些人是用自己的偏见来揣度大师的创作。茅盾先生确实精心准备了详尽的大纲，但那不是“主题先行”，而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为了逼近真实所做的细致筹备。王瑶先生说过：一个作家，对他有兴趣的人多，研究他的文章和著作数量大，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历史地位。那些急于将茅盾“祛魅”的人，大概没有真正沉下心来读过《子夜》，不知道这部小说里有多少令人惊叹的细节——比如吴荪甫在股票交易所面对多头和空头双重夹击时，那种全身紧绷、青筋暴绽的神态；比如赵伯韬在牌桌上一面打牌一面盘算对手底牌时的云淡风轻；比如吴老太爷一进上海就发作心肌梗塞那种都市与乡村、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剧烈碰撞。这哪里是“概念的推导”？这分明是深入骨髓的观察和化入血肉的文学想象！
即便是今天，我翻开《子夜》，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来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代热度和活力。那种金融投机的疯狂，那种实业资本家困境的无奈，那种小知识分子在大都市里迷失方向的困惑，甚至工人运动的抗争，都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着某种奇异的“互文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子夜》中所描绘的年代与当下的市场经济时代有很大的相似性，后五四文学的人性解放意识与当下的后现代式个性自由悄然达成一致。每一次经济危机中的企业倒闭、每一个私营企业家在多元化经营中的溃败、每一轮资本市场上的投机狂潮，都能在《子夜》里找到“剧本”和“原型人物”。这难道不是一流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所在吗？
六
2020年冬，陕北的冻土早已封上了地气。站在“十二万卷楼”内，俯瞰楼下奔走着的防疫人群，我在想：如果吴荪甫活在今天，他会怎么样？他会过得更舒坦吗？
我迟疑了很久，老实说，我替他想不出答案。因为今天有些迹象在向“吴荪甫们”示好，企业家精神被重新尊崇，许多产业政策在鼓励创新。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已不是茅盾当年描摹的那种格局——今天的全球化是资本无孔不入地渗透每一个角落，而中国企业在其中的确找到了一些突破口。
但有一点没变——资本之间的吞噬、投机与实业之间的二律背反、经济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疏离，这些矛盾迄今依旧。很多实业家一面拼死拼活地干着，一面又被投机市场的起伏弄得心力交瘁。每次翻开财经新闻看到民营企业如何举步维艰，我就想到吴荪甫。他是时代的先驱，也是时代的烈士。他的悲剧是他的宿命，也是某种历史必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他的理想注定失败，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为他安排的悲剧命运。
我又想起傅雷先生的一句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像一个困在蜘蛛网中的飞虫，越挣扎越被缠得紧。”吴荪甫的一生不就是这样的写照吗？
七
行笔至此，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故乡延安，想想自己的前半生。
我从1977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笔耕四十多年。从志丹县的小山村一路走来，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报告文学，我的四卷本选集也在2019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写来写去，终归于那片黄土地。有论者说我的散文“多以理性见长”，我想这跟我大量阅读也有关系，其中就包括茅盾先生这些前辈作家的作品。从某些层面来说，茅盾先生给我的最大的启示之一就是：一个作家不要只盯着自己的小世界去抒发小情怀，而要胸怀天下，要写大题材、大主题、大世界。
有许多人说文学就是“表情达意”，情感是第一位。我同意，但不止于此。文学还有认识的功能，批评的功能，以及——说到底——是时代的镜子的功能。茅盾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把“作家”的角色拓展到了一个“社会研究者”的层面，用文学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获取了一个大视野。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格局！
有些同行不解地问我：“你都六十多的人了，怎么还每天伏案写作，不趁早跳跳舞、遛遛弯、消停消停？”我回他道：“我的父母就是黄土高坡上拿锄头的老实人，在他们活着的每一天，他们依旧在地头拾点柴禾、刨点洋芋、拣点粪肥。他们常说，人这一辈子活什么呢？活个盼头。他们要是没了这点盼头，兴许早就倒在了年轻时的某一场大病里了。而写作，就是我活着的那个盼头。”
一个作家写了大半辈子，最大的骄傲不仅仅是出了多少部书，而是有自己的眼光。看见人间苦难，能透过事件读懂时代。这一点，茅盾先生做到了，我也在努力做着。
八
夜深了，窗外的雪下得更紧了。
我把手里的打印稿整理了一下，又翻看了一遍附在书后的创作谈。茅盾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冬天里写大纲的。“1930年冬整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茅盾这个来自温暖水乡的浙江人，彼时不知道上海的冬天其实比北方还冷，那种阴寒潮湿叫人坐不住。可是他有他的大火炉——那是他的雄心。他说过：“我喜欢规模宏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这种气势，让我当年这个陕北后生听着心里滚烫。
如果说，鲁迅是那个时代的“民族魂”，那么茅盾就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眼”。他以锐利的目光，凝视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罪与罚。我在这份凝视里，又一次看到了我的祖国今天同样面对的艰难选择。经过将近百年，一切事物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变得更好的当然是我们的国家——贫穷的帽子摘了，尖端科技上天入海，国力日盛；没变的是资本背后冷冰冰的逻辑，是投机与实业、金钱与良心的永恒纠缠，是一个走在崛起之路上的民族在全球化的风暴中遇到的挑战与考验。
《子夜》是茅盾的史诗，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的史诗。它不应该被束之高阁，它应该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翻开、重读、再反省。于我个人来说，重温《子夜》，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朝拜，也是精神上的重新返乡——回到那个苦难年代的起点，看清来路，才能走好去路。
天快亮了。我把书合上，轻轻放在案头。窗外那盏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晕映在积雪上，澄澈，明亮。我想起茅盾先生为这部小说取的书名——“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在漫长的、不见光明的黑暗里，一旦有了破晓的决心和毅力，就不怕黎明遥遥无期。我坐在凳子上，瞅着对面书架上的《子夜》发愣：吴荪甫啊吴荪甫，你如果搁在今天的中国，你还会像当年一样在冷风里独行吗？
窗外凛凛的寒气提醒我——该休息了。那就搁笔吧，愿每一个在时代夹缝里用力生活的人，都能撑到下一个天明。
2020年冬月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