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3日上午，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贵州文化历史”专题系列讲座（二十五）在明伦堂如期举行。

谭教授以近代湘人入黔这一典型省际人口流动现象为切入点，跳出地域局限，从交流、交往、交融的文化视野解读贵州文化的核心特质与时代价值。谭教授认为，贵州地处西南腹地，明代才正式建省，发展起步较晚，却在数百年间形成独树一帜的地域文明，其根本动力并非单一族群、本土文化的孤立发展，而是持续不断的省际人员往来、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多民族、多地域文化的碰撞、吸纳与重构，正是贵州文化最鲜明的底色，也让这片山地文明成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极具代表性的样本，其文化价值不仅惠及西南，更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文明交流进程中影响深远。

近代以来，贵州省际人员流动空前频繁，向外走出的黔籍名士深耕中原、传播黔地文化，向内涌入的客籍人士则带来各地文明精华，而湘人入黔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支。地理相邻、风俗相通，加之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多重动因，晚清至民国大批湖南民众、官员、学者、军士涌入贵州，他们或以科举、捐纳入仕为官，或以军政调动、奉檄援黔驻守地方，或是举家迁徙定居、入幕治学、经商谋生，形成声势浩大的跨区域流动。据《贵州通志》记载，仅晚清任职贵州、功绩卓著的湘籍官员便占据半数以上，各府州县几乎都有湘人履职身影，足见湘人群体在近代贵州社会的渗透广度。

大量湘人扎根贵州，并非简单的人口迁徙，而是湖湘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过程，也进一步放大了贵州“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文化特质。咸同年间，数万湘军奉檄入黔平定地方动乱，战事结束后众多官兵就地落籍，成为重要的军事移民。这些来自湖南的军民带来中原农耕技术、宗族观念与民俗传统，与贵州苗、侗、布依等世居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风习俗相互糅合，在黔东、黔东南等湘黔交界区域形成独特的文化圈层，方言、节庆、生活习惯至今仍留存交融痕迹。这种族群共处模式，是贵州千百年来多民族和谐共生传统的延续，也印证了山地贵州天然具备文化包容的沃土。

在政治治理与社会发展层面，入黔湘籍名臣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核心理念落地实践，推动贵州社会稳步向前，也让贵州治理经验成为近代地方治理的重要参考。道光年间，贺长龄出任贵州巡抚九年，推行缉盗安民、禁除陋习、劝农兴织、广建义学等举措，兼顾民生发展与民风教化；胡林翼早年主动选择贫瘠的贵州履职，兴义仓、推蚕桑、重教化，在基层治理中坚守清廉本心，其施政理念与实践，既改良了贵州社会风貌，也将湖湘实学思想向西南传播。黎培敬临危受命主理贵州学政，在战火纷飞中辗转千里恢复各地科考、重振教育体系，让中断的文脉得以接续。这些湘籍官员立足贵州，融合南北治理智慧，所积累的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经验，为晚清全国地方治理提供了宝贵范例。

文教与学术领域，湘籍学者更是点亮了贵州文化，让深藏大山的地域文明走向全国。湘地名儒邹汉勋受邀编纂《贵阳府志》《安顺府志》等多部贵州府志，首次系统考释红崖碑，将这一西南上古文化遗存推向全国学界，引得阮元、章太炎等名家相继研究；易佩绅、易顺鼎父子，余泽春等湘籍文人携手编纂地方史志，留存大量珍贵地域史料。在湘籍文人、官员的推动下，晚清贵州文教迎来鼎盛，八十五年间涌现上千名举人、三百余名进士，还诞生两位文状元，以及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李端棻等一大批黔地文化名人。贵州文化不再囿于西南山地，凭借丰硕的学术、文学成果融入全国主流文化圈。

放眼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贵州因多元交融形成的开放品格，使其成为西南对外交流的重要节点。本土学人黎庶昌、夏同龢等人走出国门，吸收域外文明；而入黔客籍人士带来的中原、江南、湖湘文化，又与外来新思潮碰撞，让贵州在清末新政、近代教育革新中紧跟时代步伐。湖南官员何树荧在地方创办新式学堂、实业讲习所与巡警机构，推动贵州迈向近代化。

总之，贵州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以本土多民族文化为根基，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兼容各方智慧。近代湘人入黔只是贵州千年文化交融史的一个缩影。跳出地域视角审视不难发现，贵州凭借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成为中华各民族、各区域文化交流互鉴的典型范本，其包容、务实、坚韧的文化精神，时至今日仍具备独特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谭教授本场讲座立论高远、考据充分，充满对贵州文化的深切情感，同时对贵州文化发展任重道远表示关切。讲座赢得了在场听众的高度赞扬与热烈掌声，会后，现场不少听众与谭教授展开进一步讨论。

2026年6月14日上午，贵阳孔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在明伦堂如期举行。讲座由一级高级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中国法官文联常务副主席李广宇主讲，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毛永俊主持。

讲座聚焦古代中国判词中的逻辑、情理以及文采。指出判词不仅是司法文书，更是融合法律、情理与文采的“活的法律”。判词作为法律运行的鲜活记录。通过它，可以考证历代法律制度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情况，弥补“律典规定”与“司法实践”之间的认知空白。同时，判词也展现了法官如何对用“情、理、法”进行综合考量，体现了中华法系“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司法智慧。

李广宇法官从西周青铜器铭文到清代“花判”的演变历程开始，详细梳理了古代中国判词的历史沿革，结合《龙筋凤髓判》《甲乙判》《灰阑记》等经典文本中的判词，深入剖析判词中蕴含的“原情定罪”“情法两尽”“哀矜勿喜”等司法理念。

讲座中，李广宇法官以博大的情怀、独特的视角、细腻的语言、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古代判词中严谨的逻辑、深厚的情理与优美的文采的特点。判词展现了古代司法官员如何在裁判中兼顾法意与人情，追求“无讼”的社会理想。

   当下，我们深入解析古代判词，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深度探索，也是对当代司法文书写作的深刻启示。古代优秀判词强调“服判息讼”，追求实质正义与社会效果统一，对当代司法调解和判决说理有参考价值。同时，一些经典判词的法律推理方法，也为现代法律解释学和判例制度研究提供了历史参照。研究古代判词不仅是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更是通过这一窗口，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政治和伦理等多维度的历史面貌，为当代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智慧和文化滋养。

李广宇法官的本场讲座立论高远、考据充分，内容翔实，满怀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切情感。讲座赢得了在场听众的高度赞扬与热烈掌声，讲座之后，现场不少听众就行政裁判、包公现象以及法律文化自信等问题与李广宇法官展开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