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之西，宜阳苗村之南的山坳里，有一处被时光遗忘的角落。它不像龙门石窟那般人声鼎沸、香火缭绕，也没有云冈石窟的皇家气派与恢弘布局。它静静地躲在虎头山之麓，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衣衫褴褛却目光深邃——这便是虎头寺石窟。
虎头寺之名，源于山形。山崖嶙峋，状若猛虎昂首，故得“虎头”之号。寺因山名，石窟又因寺而称。然而今日，寺已无存，唯余洞窟壁龛，千尊残佛，在风雨中低语北魏旧事。若非刻意寻访，恐怕连本地村民也未必能详述其来历。可正是这座看似荒僻的小窟，却藏着比龙门石窟更早的凿痕，藏着一段被历史轻描淡写却厚重无比的信仰记忆。
据石窟内摩崖题记所载：“大魏正光元年七月十五日讫。”这个时间点算下来应该是公元520年，北魏孝明帝初年。彼时，孝文帝迁都洛阳不过三十余年，汉化改革方兴未艾，佛教如春潮般涌入中原腹地。龙门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尚在酝酿之中，而虎头山下，已有工匠挥锤凿岩，为一方百姓镌刻信仰。有考古专家据此推断，虎头寺石窟的实际开凿时间或更早。也就是说，当龙门伊阙尚在沉睡，虎头山的石屑已随洛水支流飘散多年。
因此，也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传说：虎头寺石窟，或许是龙门石窟工匠的“实习基地”。相传，因虎头山与龙门山相距不远，且石质相近，皆为坚硬细腻的石灰岩，北魏官府遂令新晋匠人先在此“练凿”，待技艺纯熟，方可参与皇家工程。这些仅为民间口耳相传，并无史料佐证，，但细观石窟造像，其刀法之稳、比例之准、衣纹之流畅，确有龙门早期风格之影。特别是主窟那尊高1.8米、肩宽70厘米的释迦牟尼佛，面容肃穆，袈裟垂落如水，既有北魏造像的清癯之风，又透出汉式袍带的温厚气质——这分明是那个时代的艺术语言，是民间与宫廷审美交汇的微妙痕迹。
虎头寺内，最让人动容的是那面高5.6米、宽4.8米的“千佛壁”。七百余尊小佛，高仅12厘米，宽8厘米，整齐排列如星辰布天。许多佛龛旁刻有供养人姓名，前缀“邑主”“维那”“邑子”等字样。这些并非达官显贵，而是北魏时期民间佛教组织“义邑”的普通成员。邑主为领袖，维那掌事务，邑子即信众。他们或为农夫，或为商贾，或为织女，集资请匠，一龛一愿，一凿一祈，可见当年信众之多，香火之盛，人心之诚。千年之后，朱红犹存，字迹清晰，仿佛昨日刚刻。我们今日所见者，不只是佛像，更是无数无名者的虔诚与希望。他们没有青史留名，却在石头上刻下了自己的存在。
特别让人留意的是，石窟的题记末尾，赫然刻有五字：“名匠孟僧密”。在洛阳地区众多北魏石窟中，明确署名工匠者，仅此一例，极为罕见！且敢以“名匠”自居，必定是北魏时期活跃于洛阳一带的造像大师。但遍查史料，并无记载，遑论家世。但他的一锤一凿，让名字穿越1500年光阴，与佛陀并立。这五个字，既是对个体价值的无声肯定，也是手工业者在宗教宏大叙事中难得的自我印记。试想，当他在正光元年七月十五日收锤停凿，是否曾想过，后世有人会因他的名字而驻足良久？
这就让人疑惑“龙门石窟新晋匠人在此‘练凿’”之说，总不可能开凿那处巍巍石窟的仅有“名匠孟僧密”吧？
然而，辉煌终归尘土。北魏之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虎头寺原为完整寺院，僧众常住，晨钟暮鼓，香烟袅袅。可岁月无情，风雨侵蚀，兵燹焚掠，终使殿宇倾颓，钟磬寂灭。至近代，仅余一天然石洞与一面千佛壁，在荒草蔓生中默默守望。20世纪70年代，文物工作者始将其纳入视野；1986年，列为河南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石窟前立有石碑，道路亦有硬化，偶有学者、游客或当地村民前来造访。但更多时候，这里只有山风穿林，鸟鸣空谷。
我曾多次到过那里，看到岩石风化，苔痕斑驳。主窟内壁因常年焚香已熏成墨黑，释迦牟尼佛的面容在幽暗中若隐若现。千佛壁上，部分小佛头颅残缺，或为盗凿，或为风化。可那些刻着“清信女李氏”“善弟子张阿奴”的龛位，依然倔强地挺立着。我伸手轻触冰凉石面，指尖传来粗粝的质感——那是时间的颗粒，是信仰的余温。
虎头寺石窟的破落，让人喟叹，却也令人敬畏。它的冷清，恰是历史本真的模样。没有霓虹灯，没有解说器，没有纪念品商店，只有石头与沉默。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听见千年前的凿声，看见无名者的泪与笑。它不像龙门那样被精心包装成“世界遗产”，反而以残缺之姿，诉说着更真实的历史：信仰如何从民间生长，艺术如何在苦难中绽放，文明如何在遗忘中顽强存续。故而，我倒是私心希望，它永远不要变得“热闹”。因为真正的历史，不在喧嚣的打卡点，而在寂静的凝视里。
虎头山依旧如虎，虎头寺仍在低语。它们不争不抢，只等有心人来，俯身倾听那一段被风沙掩埋却从未断绝的北魏回响。
（乔新贤 2025年4月5日 于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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