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方式的“呐喊”

——郭栋超《滇南组诗》的人生新境界

陈东林

郭栋超，河南禹州人，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他年过花甲，人生经历非常丰富，是响当当的河南名校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1997年起任鄢陵县委常委、副书记；2014–2015年任襄城县委副书记、代县长；2015–2020年任襄城县县长、许昌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半生宦海浮沉，半生笔墨耕耘，政务生涯赋予他直面现实、心系民生的入世情怀，文学理想则让他始终保有感知人间冷暖、抒发精神心绪的诗意触角。退休之后，郭栋超告别了案牍劳形与岗位束缚，行走滇南大地，游历光禄古镇、安禄古镇、外普拉村落，将山川风物、市井烟火、羁旅乡愁尽数凝于笔端，写下《滇南组诗》三组共计十六首诗作。这组诗作既是诗人行走滇南的见闻录，更是其人生心境、创作风格与精神境界发生深度嬗变的文学范本。纵观整部组诗，能清晰窥见郭栋超诗歌创作从激昂入世到通透处世的风格转向，桑榆之年的修行心境与陶渊明式田园哲思交融共生，而诗人从未放下内心的呐喊，只是褪去了锋芒毕露的姿态，以温润、隐忍、沉静的笔调完成另一种方式的“呐喊”：将人世沧桑、无力怅惘、乡土眷恋与现实忧思，藏于滇南的山水草木、古镇的烟火之间，开辟出个人诗歌创作的全新境界。

一、风格转向：从激昂入世到淡然处世，诗歌语态的深层蜕变

郭栋超早年的诗歌创作，深深烙印着政务工作者的入世底色。身为深耕基层多年的干部，他扎根乡土、体察民情，诗作多直抒胸臆，笔触锐利，情绪外放，聚焦时代百态、人间疾苦与理想坚守，字里行间满是奔走呼号的热忱与直面现实的锋芒。彼时的诗歌，是他投身现实、介入生活的精神载体，带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干预现实的欲望，呐喊直白而热烈，情感浓烈而奔涌，是典型的入世之诗。他写人间悲欢、世事变迁，带着身处时代浪潮中的责任感，将个人命运与大众生活紧密相连，诗歌成为他表达立场、传递心声的直接渠道。

而《滇南组诗》彻底完成了诗歌风格的重大转型，诗人褪去了早年激昂外放的语态，转而以平视万物、静观百态的姿态落笔，创作心态由入世奔走转向淡然处世，诗歌语言洗尽铅华，褪去刻意雕琢与浓烈情绪，走向质朴、自然、平和，践行着他“诗也尽可能的接近自然。风就是风雨就是雨，山水就是山水声音就是声音，而且是我看到或听到的，不加修饰”的诗学主张 。整部组诗以滇南古镇、村落、花海、草木为载体，不刻意拔高意境，不强行宣泄情绪，只是如实描摹眼前所见、心中所感，让景物自呈风貌，让情绪自然流淌。

在《古镇》一诗中，诗人描绘光禄古镇的日常图景：太阳漫过山垭，柔光铺满山坞，木楼石屋在天光里渐渐清亮，集市上人声鼎沸，鸡鸣蛙叫交织成市井乐章，漫山玫瑰次第绽放，热烈而烂漫。白日喧嚣过后，夜色降临，独坐小院，月色流淌，脚步声隐入山林。全诗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没有批判与控诉，只是慢悠悠铺展古镇晨昏流转的日常，语言浅白如话，节奏舒缓从容，仿佛诗人只是一位驻足的过客，静静欣赏一方水土的烟火日常。《牛啦啦的小院》更是将这种自然化的写作风格推向极致，小院里打理花草的异乡女子、修缮屋舍的院主、嬉戏的猫狗与白鸽、摇曳的藤蔓草木，在日光与月色中自在生长、安然相处。诗人以白描手法记录院落里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人与植物、动物平等相望，灵魂与灵魂默默对话，文字松弛恬淡，摒弃了强烈的主观介入，让生活本真的模样自然呈现。

这种风格转变，并非诗人创作能力的消减，而是人生阅历沉淀后的艺术升华。半生官场生涯，见过世事纷繁、人情冷暖，经历父母离世、脑梗病愈、岁月催老，步入桑榆之年的郭栋超，不再执着于用诗歌强力呐喊、刻意抗争。他选择走入山野古镇，寄情草木繁花，以处世的姿态接纳世间百态。所谓处世，不是消极避世、麻木沉沦，而是历经沧桑后的从容豁达，是与生活、与自我、与过往和解后的平和心境。诗歌不再是对抗现实的武器，而是安放灵魂、观照生命的栖息地。从情绪外放、锋芒尽显的入世书写，到静观万物、语态淡然的处世书写，是郭栋超人生境界的重大转变，也是其诗歌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心境修行：桑榆之年的通透旷达，陶渊明式精神境界的回归

《滇南组诗》通篇浸润着浓厚的田园意趣与修行哲思，尽显郭栋超晚年通透豁达的人生心态，流淌出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脉相承的精神境界。退休之后的郭栋超，坦言自己“放弃了呐喊。与尘世与自己与同事过的人与经历的愉悦或痛苦的事情和解”，向往“物我两相忘”的精神状态，追求回归本真、清净淡然的内心净土 。滇南之行，于他而言，不仅是一场山水游历，更是一场心灵修行。光禄古镇、外普拉村落远离都市喧嚣，古街老巷、田园花海、山野林木构成一方精神桃源，恰如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村落，成为诗人安顿身心、参悟人生的道场。

陶渊明弃官归田，远离官场纷扰，在田园劳作与自然风物中获得精神自由，于平淡日常中体悟生命真谛。郭栋超大半生身居公职，终日被政务琐事牵绊，退休后踏足滇南乡土，同样完成了精神上的“归田”。他游走于古镇街巷，驻足农家小院，俯身观察花草虫鱼，感受土地、山林、河流的气息，在烟火田园中卸下半生疲惫。《光禄印象》一诗中，诗人漫步光禄古镇，抚摸结满青苔的青石板，感受古街巷沉淀的岁月气息，大院老宅、悠悠牛车、袅袅茶香，串联起悠悠过往。他从古镇的一砖一瓦、一茶一饭中品读岁月，不再纠结于功过得失，而是坦然接纳过往一切，“都是岁月，都是过去。是也，非也”，寥寥数语，道尽历经世事之后的释然与通透。

组诗中大量笔墨书写田园风物与农耕生活，玫瑰、蓝花楹、柿树、荷田、玉米、魔芋，皆是滇南乡村最寻常的物象；采花、耕种、制茶、饲弄草木，皆是乡民最朴素的日常。《风景》写四月玫瑰盛放，花农俯身采花，游人驻足观赏，“花农弯曲的腰，观者笔直的身，谁是谁的风景，无须细问”，万物各安其位，世人各守其态，诗人以淡然视角看待人间万象，读懂了平凡生活本有的美好。《外普拉》一诗，诗人追忆故土往事，祖辈耕耘的土地、亲人栽种的果树、姑姑们奔波的人生，半生乡愁与岁月感慨交织。面对双鬓白发、至亲老去，他心生感慨，却不悲戚哀怨，反而在乡土记忆中寻得心灵归宿，直言“外普拉就是儿的村庄，儿的魂，何尝不是儿的根”。这份对乡土的眷恋、对平凡生命的敬畏，与陶渊明安于田园、眷恋故土的心境高度契合。

迈入夕阳的郭栋超，将修行融入行走与创作之中。他认为“一切修行的尽头是回归本真。而修行的窍要则需要放下许多，看淡许多”，主张以清净心、慈悲心看待世间万物 。这份修行之心贯穿整部《滇南组诗》。《松鼠》一诗由滇南农家院中的松鼠落笔，回望黄河岸边日渐荒芜的故土、渐渐消散的乡音，怀念童年时田野里的水牛、蜻蜓、野兽。诗人没有激烈控诉乡村变迁的无奈，只是默默驻足，心生期许，愿百年柿树常有松鼠攀爬，山野依旧保有旧日生机。面对故土变迁、风物消逝，他放下执念，以悲悯之心看待生命流转；面对异乡漂泊、身世浮沉，他看淡得失，在自然生灵中获得心灵慰藉。弯月下独行的驼背异乡人、烩面馆里劳作的女子、小院中旅居的陌生女子，诗人笔下每一个平凡人，都承载着生活的奔波与不易，而他始终以包容、慈悲的目光注视众生，这正是修行之后生出的通达心态。

不同于陶渊明彻底归隐、与世隔绝的选择，郭栋超的田园书写，始终扎根人间烟火。他身在山野，心未脱离尘世，修行不是遁世，而是在喧嚣的人世间守住自己内心的清净。这种入世而不逐俗，处世而不避世的状态，让他的陶渊明式精神境界有了新时代的内涵，也是其晚年人生通透心态最真实的体现。

三、隐声“呐喊”：未歇的内心忧思，另一种姿态的精神发声

通读《滇南组诗》，最耐人寻味的一点，便是诗人看似淡然平和的笔触之下，从未真正放弃呐喊。郭栋超曾坦言，退休之后“不在其位而无能为力”，半生见证人间百态，历经生活磨砺，内心依旧藏着愤懑、怅惘与无奈，只是历经沧桑之后，昔日振臂高呼、直抒胸臆的呐喊方式已然改变，转而将心绪隐于山水风物、日常琐事、乡愁羁思之中，以含蓄、隐忍、深沉的方式完成另一种方式的“呐喊”。这份藏于文字深处的发声，比直白的控诉更具力量，也更显厚重，是饱经世事之人独有的精神表达。

早年身处岗位之时，郭栋超手握权柄，能够躬身入局、为民奔走，诗歌呐喊锋芒外露，直指现实问题。退休离岗后，他失去了介入现实、改变现状的渠道，面对世间疾苦、民生艰难、故土变迁、命运无常，生出深深的无能为力感。这份无力感，成为《滇南组诗》隐藏的情感主线，也是诗人另类“呐喊”的核心内核。《弯月下走着一个驼背的外乡人》是极具代表性的诗作，诗人身处滇南安禄镇，眼见当地玉米拔节、生机盎然，却收到故乡麦子遭遇大雨霉变的消息。一边是他乡丰收的蓬勃景象，一边是故土受灾的惨淡现实，一喜一忧形成强烈对照。“该庆幸，或负罪？怡然自乐，该拒绝，或品茗？”连续的追问，道尽异乡游子的矛盾心绪，也暗藏着面对天灾、民生受损却束手无策的无奈。诗人如同“长天的奴隶”，牵挂故土庄稼、牵挂乡里乡亲，却远在千里之外，无力施以援手。这份焦灼、愧疚与怅惘，便是诗人对现实困境的无声呐喊，没有激烈的言辞，却字字皆是忧民之心。

《所有的生命我该如何待你？》将这份无奈与忧思推向顶点。光禄古镇遭遇百日大旱，池塘近在咫尺却无水灌溉，即将入仓的麦子枯死在地，乡民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蓝花楹在旱季里“结着愁怨”，如同远嫁他乡、命运身不由己的旧时女子。诗人蹲在古老的盐车、茶车碾过的土路上，望风怀想，追溯尧舜、大禹时代先民治水耕农的往事。粮食，是民生根本，旱情肆虐，庄稼枯死，诗人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却只能驻足遥望，无能为力。全诗没有一句激烈的批判，却将天灾之下底层民众的艰辛、旁观者的无力刻画得入木三分。诗人以草木的愁怨喻人间的愁苦，以远古先贤的治水故事反衬当下的困境，把对民生的担忧、对现实的怅惘，化作低沉的咏叹，这是历经沧桑之后，弱者式的、隐忍式的“呐喊”。

乡愁与身世之叹，也是诗人另类呐喊的重要载体。半生漂泊，从黄河岸边到滇南古镇，从公职岗位到江湖羁旅，郭栋超始终是行走在路上的异乡人。《乡音》一诗中，诗人在楚雄乡村偶遇南阳同乡，一句乡音便让漂泊的心灵瞬间安定。“陈旧是最最考古的过去，又是听厌又忘不掉的乡音，自己给自己永久的雕塑”，乡音背后，是远离故土的孤独，是半生奔波的疲惫，是一代人背井离乡、为生活奔走的集体命运。《北风》顺着滇南的河流与山峦吹来，风中夹杂着雁鸣、鹰叫，更幻化为母亲温柔的呼唤。身处千里之外的滇南，与友人对着当地食物，反复追问“这是不是娘做的味道”，简单的问句里，是游子对故土、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是对半生漂泊、聚少离多生活状态的无声感慨。当下无数人像诗人一样，离开故土、奔赴他乡，在异乡谋生、老去，这份群体性的漂泊之苦、乡愁之痛，被诗人娓娓道来，也是对时代民生百态的温情“呐喊”。

此外，组诗中多处书写奔走谋生的异乡人、底层劳动者，暗含着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卖花女》描绘挑着玫瑰奔走乡间的女子，心上人远走他乡，生活奔波不息，乡间没有都市的浪漫，只有日复一日的辛劳。《烩面馆的舞者》将扯面女子比作舞剑的公孙娘，长长的面条在手中翻飞，伴着水草摇曳，一碗面食勾起诗人对黄河故土的思念。这些底层劳动者，平凡、坚韧，在烟火人间苦苦谋生。诗人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书写他们的劳作与生活，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廉价同情，只是如实记录底层众生的生存样貌。这份平视与体察，本身就是一种呐喊——他始终记得人间烟火，记得世间众生的苦难与奔波，即便不再身居岗位，不再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依旧以诗歌为载体，为平凡生命发声。

郭栋超曾说，诗是“思想的期冀和情绪的升华，应该是诗人的另外一个自己的声音”，忧愁或无助之时，诗歌便是他宣泄情绪的出口 。《滇南组诗》中的“呐喊”，褪去了年少与壮年时的激昂澎湃，化作岁月沉淀后的深沉内敛。它藏在古镇的光影里，藏在花草的愁怨里，藏在游子的乡愁里，藏在面对苦难的无力追问里。这不是沉默，而是另一种方式的“呐喊”：历经半生宦海与人世沧桑，尝过病痛别离、岁月迟暮的滋味，诗人认清了自身的局限，接纳了世事的无常，却从未熄灭心中的热忱与悲悯。他不再高声疾呼，却将对民生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对现实的忧思、对命运的感慨，悉数融入滇南的山水诗行之中，让诗歌成为精神的共鸣场，让隐忍的心声在文字中久久回荡。

四、结语：山水寄意，诗心长存，于沉静中见精神力量

《滇南组诗》是郭栋超人生下半场的诗性写照，也是其诗歌创作完成蜕变之后的巅峰之作。从创作风格而言，诗作实现了从激昂入世到淡然处世的重大转向，语言由浓烈外放转向质朴自然，情绪由激烈宣泄转向沉静内敛，艺术表达更趋圆融、纯粹；从人生境界而言，桑榆之年的诗人在滇南田园山水中完成心灵修行，效仿陶渊明归心田园、物我两忘的精神追求，历经世事之后变得通透、豁达、慈悲，实现了人生境界的升华；从精神内核而言，他始终坚守诗人的本心，从未真正放下呐喊，只是转换了发声的姿态，将锋芒藏于温润，将愤懑隐于淡然，以隐忍、深沉的笔调，发出属于岁月、属于众生、属于自我的心声。

半生为官，心系苍生；半生为诗，笔载情怀。郭栋超行走滇南，以山水为纸，以草木为笔，写下一组兼具田园意趣、乡愁厚度、现实温度与精神深度的诗作。《滇南组诗》所呈现的新境界，既是一位老诗人艺术探索的成果，也是一位长者人生修行的结晶。在当下喧嚣浮躁的时代，这样一组诗歌，如滇南山间的清风、池塘里的月色，沉静而有力量。它告诉读者，真正的诗心，不会因岁月老去而黯淡；真正的呐喊，不必声嘶力竭，在沉静观照、万物共情之中，依旧能传递出直击人心的精神力量。而郭栋超这位走过半生风雨的诗人，也在滇南的古镇与花海之间，以诗为伴，与自然相融，在另一种“呐喊”之中，活出了晚年最从容、最通透的精彩人生。

【作者简介】：

陈东林，学者、诗人、教授、文学评论家，大雷霆诗歌流派创始人，中国工信部高级职称原资深评委，红学批评家，唐宋诗词学者，丝绸之路国际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丝路文化院副院长，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大型综合文学期刊《远方》常务总编。获得首届国际王维诗歌节金奖、国际华文诗歌大赛金奖、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节“金驼奖”、哀牢山全国诗歌竞赛“紫金奖”、“诗意秦岭”征文大赛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