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边城》
作者：沈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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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沈从文的《边城》，扉页上那行清瘦的字迹跳入眼帘：“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本薄薄的只有六万字的小说，却像一架横跨湘西山水的虹桥，既渡着茶峒的渡船少女翠翠，也渡着每一个沿着沅水溯流而上的灵魂。
他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正是这个只读过小学的湘西人，用一支笔把自己送上了世界文学的星空。
那人·那水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凤凰，1988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因家里排行第二，后来很多人叫他“二哥”。祖母是苗族，母亲是土家族，父亲是汉族，三代血统交融，生出了一个奇异的孩子——他既有苗族人的野性灵气，又有土家族人的坚韧固执，还有汉族人的文雅内敛。这或许注定了他一生的底色：一个游走于多重文化与身份之间的“乡下人”，带着所有混合的根性，去认识这个复杂世界。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个日后被两度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大作家，竟然只有小学文凭。在那个推崇文凭与出身的年代，他却用文字架起了一座跨越世俗门第的桥，让人相信才华比学历更坚硬。
少年的沈从文，是个逃学的顽童。六岁上私塾，却总想着法子溜到城外去。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的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来自那些逃学的日子。”别人坐在书斋里念子曰诗云，他却蹲在沅水边上看渡船拉纤，看吊脚楼上的炊烟，看苗家姑娘挑水时腰肢的弧度。这些逃离书本的日子，是他在天地间悄悄攒下的文字宝藏。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
青年的沈从文，目睹了最残酷的人间。 1917年，十五岁的他加入了湘西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流徙五年。军阀混战，人头落地如同秋天落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见过几百人同时被砍头，血把沅水都染红了。”他见过军官醉酒后拿活人当靶子射击，见过士兵饿得啃树皮而军官却在大摆宴席。这些鲜红的场景烙进了他的记忆深处，埋下了他后来一辈子追问的种子——人性为什么会丑恶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简单地、干净地对待彼此？
1923年，二十岁的沈从文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他脱下了军装，怀揣着一本《史记》，从湘西出发，一路向北，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北京。到北京的那天晚上，他住在一间由储煤间改成的潮湿小屋里，天花板低得几乎能碰到头，床铺窄得翻个身就会碰到墙壁。他给这间屋子取了个名—— “窄而霉小斋” 。名是苦中作乐，实是无声的血泪。白天去北大旁听，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写作，饿肚子是家常便饭。北京的冬天滴水成冰，他穿一件夹袄，手足冻肿，却仍然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真正的大才，好像都要在泥淖里打过几个滚，才显得出后来的挺拔。正如他多年后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言：“人活在世界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做，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
这个默默无闻的乡下青年，幸运地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恩师”。第一位是郁达夫。当时沈从文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给北大讲师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隆冬深夜，郁达夫推开“窄而霉小斋”的门，看到这个青年穿着两件夹衣，坐在冰冷的屋里用棉被裹着腿伏案写作。郁达夫什么都没说，带他出去吃了一顿饭，花费一块七毛钱，自己掏出五块钱结了账，把剩下的钱塞给了沈从文，又解下自己的围巾给他围上。那年冬天，沈从文最深的暖意，就来自这一条围巾和一句话：“我看过你的文章，要好好写下去。”郁达夫不知道，他这顿饭，养活了后来整个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
第二位是徐志摩。徐志摩见到沈从文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不但把他带入了当时的主流文人圈，还在《晨报》上多次推荐他的作品。在两位大师的提携下，沈从文的文学之路开始有了光亮。
但若问沈从文，生命中最深的老师是谁？他会说——老师是一条河。他的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传》序言中说：“从文先生一生都生活在他家乡的山水里，头二十年是在真山真水中，后几十年是生活在家乡山水编织的梦里。”那条蜿蜒七百多里的沅江，是沈从文灵魂的源头。白天，船工在河上吆喝着拉纤，吊脚楼里传出隐约的歌声；夜晚，他坐在船头静听水流，月光洒在江面上，每一片微光里都藏着这个乡下人对天地苍生的心跳。他穷尽一生写的水，不是风景，是血脉。他在湘西的水里看见的不只是水，还是几千年来在河边生老病死的普通人的哀乐与命运。 水是宽容的，涵养万物而不言；水是流动的，哪怕被山石阻挡千百回，也终归要向海而去——这正是沈从文对待命运的姿态。
那书·那城
1934年，《边城》诞生了。 这部中篇小说最初在《国闻周报》连载，1934年4月首次结集出版。那一年，沈从文刚刚与张兆和结婚不久，爱情与事业双双丰收。年过而立，他用最细腻的笔触，在动荡不安的三十年代画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小城——茶峒。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沈从文偏偏在1931年至1934年间写出了《边城》？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人心惶惶，许多有良知的文人都在追问人性与社会的出路。沈从文却选择了一个近乎逃避的方式——他把自己反锁在记忆里，用二十年亲历的湘西生活，搭建起一座纸上的乌托邦。
在《边城》里，摆渡的老船夫从不收钱，只在岸边备好茶水，让来客免费饮用。 船总顺顺有钱有势，却从不欺凌穷人。天保、傩送两兄弟爱上同一个姑娘，没有争风吃醋，而是公平竞争、互相谦让。翠翠对爱情懵懵懂懂，却始终保持一份纯真的等待。小说里的人物几乎没有对抗性的冲突，没有阶级的仇恨，没有善恶的大起大落。有的只是一种温柔的、近乎虚幻的美。沈从文在书中写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但《边城》又不只是童话。它像一面光滑的镜子，折射出的是现代文明的尴尬与困境。 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的淳朴秩序正在被都市文明的物质主义和金钱逻辑瓦解，人与人之间开始算计、攀比、盘剥。沈从文痛心疾首，却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那样用批判和控诉来回应。他只是安静地坐下来，写出一个茶峒，然后轻轻地问世人：“你们看，人原本可以活成这样，为什么要变成后来那种模样？”这种从“人”本身的视角出发的追问，让《边城》超越了时代和立场。他对人性近乎信仰般的执着，让这部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高居第二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这六万字，像一杯来自湘西山涧的清泉，哪怕被压在现实的污浊里浸泡多年，倒出来，仍是透亮的。
那人·那情
小说里写翠翠的爱情，朦胧得像山间晨雾；小说外沈从文的爱情，却炽热得像一团野火。
1928年，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爱上了女学生张兆和。张兆和出身名门，美丽大方，被同学们称为“黑凤”。而沈从文呢？一个来自湘西的“乡下穷小子”，穷到上课时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 他不敢当面表白，只能一封接一封地写情书，用最笨拙、最真诚的方式倾诉。
开始时，张兆和对他毫无感觉，甚至因为情书太多感到不胜其扰。她把这些情书一一编号，却从不回应。后来逼得没办法，张兆和抱着厚厚一沓情书去找校长胡适告状。她以为胡适会批评这位“不守规矩”的教师，结果胡适看完信后反而哈哈大笑：“他顽固地爱你！”张兆和当场回了一句：“我顽固地不爱他！ ”这话如同淬火的铁，被爱情炙烤的人要先挨上一遍，才能涅槃。
沈从文没有放弃。整整四年时间，他不停地写、不停地等。直到有一天，张兆和终于被这份痴情感动了。他们在1933年结婚。那一年最动人的那句情书，后来被无数人传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世间最难得的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偶遇，而是一个不肯走，一个终于回头。
有人说沈从文的爱情太“痴”，可那份痴里藏着的是他骨子里的“乡下人”秉性——认准了的人和事，就像沅水边的纤夫，打死也不松手。这不光是对爱情，对文学、对文物、对人生，他都是同一种态度：执拗，笨拙，但又无比真诚。
那晚景·那坚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在举国欢腾的时刻，沈从文的人生却跌入冰窖。他遭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被斥责为“反动文人”，他的文学作品被扣上“精神空虚”“脱离现实”“反政治”等帽子。 曾经名满文坛的大作家，一夜之间仿佛被整个时代抛弃了。 对于一个将毕生心血都灌注在文字里的人，这种打击无异于灭顶之灾。
从1949年后，沈从文几乎彻底告别了文学创作。他的后半生，像一盏灯从文学舞台的高处突然坠落，却在地面的文物研究里重新燃起微光。
他被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作为研究员，他的任务却是每天在库房里登记文物、打扫灰尘、做最基础的资料整理。那个曾经坐在西南联大讲台上、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讲课的教授，后半辈子却埋在故纸堆里，与斑驳的器物为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没有哭、没有闹，只是低下头，一件一件地摩挲那些千年遗物。他说：“对为人民服务不分大小有所体会。”也许在他看来，文物跟文学是相通的——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都是普通人的哀乐的载体。
就这样，沈从文在库房里度过了数十年孤独的岁月。他扎进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像当初写小说一样执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一件器物一件器物地比对。1964年开始动笔，经过十五年的苦功，终于在69岁那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一大片空白，是世界上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学术著作。凤凰涅槃也罢，百炼成钢也罢，世上最可贵的，不是他曾经登上过顶峰，而是他在跌入深渊后仍能俯下身去，从泥泞中捡起一颗颗碎石，垒成新的丰碑。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逝世，享年86岁。 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句话，浓缩了他漫长而坎坷的一生。不是愤世嫉俗的宣泄，不是悲伤过后的绝望，而是一种阅尽千帆后的沉默。该写的已经写了——他写过爱情最美的样子、人性最温润的颜色、乡村最干净的灵魂；该活的已经活过了——他经历了逃学少年、戎马青年、北漂文青、名满天下、被批斗、被遗忘、被重新发现。
他的一生是一个完整的圆：从沱江边走来，又回到沱江边安息。1992年，他的骨灰一半撒入凤凰的沱江，一半安葬在听清山上。墓碑正面刻着他亲手写下的字：“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墓碑背面是张充和的十六字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每句最后一字连起来，恰好是——“从文让人”。这四个字，好轻，好软，风一吹就散；也好重，好硬，折断了骨头都不吭一声。它准确地嵌进了沈从文一生的骨节里，将他的魂牢牢钉在了这片湘西大地上。
读沈从文，读《边城》
说了这么多，读沈从文，到底在读什么？
首先，读他的“耐烦”。 他自己说：“我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只有小学文凭，却写出了流传世界的作品；他被世界遗忘，仍然用十七年写完一部学术巨著；他追求一个女子四年，靠几百封情书打动了她——在这些“不可能”与“做到”之间，只有一个叫做“耐烦”的东西在撑着他。我们总是羡慕天才，却常常忘了：最朴素的美德，往往是通往卓越的唯一捷径。
其次，读他的“有情”。 他一生最怕的事情，是被时代裹挟着去做“正确”的事，而看不见真实的人。他从不说大词大话，不去呐喊什么革命、阶级、意识形态这类时代洪流中的宏大叙事。他关注的是具体的人：水手、妓女、士兵、纤夫、老船夫、小女孩……这些普通人没在史书上留下名字，但沈从文把他们的魂写进了小说里。他相信，真正创造历史的不是英雄豪杰，而是一个个寂寞的普通人。他用自己的信仰提醒我们：关注具体的人，比呼喊空泛的口号更重要；用灵魂去感知生命的重量，比用头脑去操弄概念更可贵。
再读，读他的“从文让人”。 这四个字是他的墓志铭，也是他一生的底色。“不折不从”是风骨，“亦慈亦让”是胸襟。他被误解时不曾争辩，被遗忘时不曾怨怼，被重新发现后只淡淡地说一句：“我是个出土文物。”这种宽厚与隐忍，不是软弱，而是把痛苦都消化成了对世界最后的温情。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大的力量，不是压倒别人，而是在风暴中仍然站立成一个温良的人。
最后，读他的“纯真”。 一辈子，他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在物欲横流、人心变硬的现代文明里，人怎样才能活得像个人？他的《边城》是一座湘西茶峒的乌托邦，也是一面镜子——照出文明世界的光鲜底下，那个贫穷却温暖、简陋却真诚的另一个可能。他不是反对文明，他是希望文明不要把人异化成非人的样子。即使在最没有人性的黑暗岁月里，他仍然固执地守护着内心深处的理想主义：人，可以活得更好。
《边城》的结尾，渡船还在渡口，翠翠还在等。傩送走时说了一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全篇戛然而止，留下一片白茫茫的江雾。
一个人，一座城，一条河，一个渡口，一份无望的等待。 也许这就是沈从文留给我们的全部：不要轻易放弃对人性善的信仰，不要轻易妥协于对美与真的追求。哪怕无法抵达，依然要上路；哪怕永远等不到，依然要在渡口守望。
沈从文已经走远了，他回到了故乡的沱江，从世人眼前消失了。可是当我合上《边城》，听着床头那杯茶氤氲的水汽声时，隐隐能听见沅水上古老的橹声，穿过浓雾，穿过岁月，缓缓地摇——我忽然觉得，他没有消失，只是和我们隔了一条河。
沈巩利，【乐天头条】文学社核心作家。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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