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若群星》(散文)


          文/雁滨




陕西这地方，说来也怪。明明地处西北，黄土漫漫，可一提起文化，却让人不能不仰头去看——那真是一片灿烂的星空，亮得人眼花缭乱。


远的且不去说它了。周秦汉唐那会儿，长安城本身就是世界的中心，李白杜甫在此喝酒写诗，颜筋柳骨在此挥毫落墨，那盛景是写在大地上的。单说近现代，掰着指头数一数，就能让人大吃一惊。


文学这行当，陕西的作家们简直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茬庄稼，又密又好。柳青在皇甫村一蹲十四年，写出《创业史》，那是拿命在写。路遥更是个狠人，写完《平凡的世界》，手指头都磨出了血，四十二岁就走了，留下那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陈忠实把自己关在原上的祖屋里，写着写着，吼一声“他妈的，写完这行字就去死”，结果写成了《白鹿原》。贾平凹至今还在写，从商州写到西安，从《浮躁》写到《秦腔》，笔头子就没停过。还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叶广岑的《青木川》，孙兴盛的《峣柳风云》，还有芳闻、伏萍等——哪一个拿出来不是响当当的？


画画的人里头，长安画派那几个人——赵望云、石鲁、何海霞、黄胄、方济众，哪一个不是开宗立派的人物？石鲁那脾气跟他的画一样硬，住牛棚也要画，画的都是真性情。黄土画派的刘文西，一辈子画毛主席，画陕北老乡，把黄土地的颜色画进了中国美术史。冯友石、王西京、范桦、韦选毅，一代一代往下传，这画脉就没断过。


书法上，于右任老先生的标准草书，那是民国以来的一座高峰。石宪章、吴三大、茹桂等，也都是陕西的书坛重镇。


电影就更不得了了。吴天明当年在西影厂当厂长，愣是把一个西北的电影厂搞成了中国电影的黄埔军校。他拍《老井》，发现了张艺谋；他支持陈凯歌拍《黄土地》，支持张艺谋拍《红高粱》。张艺谋后来成了“国师”，陈凯歌拍了《霸王别姬》，顾长卫、黄建新、王全安，一个接一个地从陕西走向世界。有人开玩笑说，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半壁江山，姓“陕”。


音乐上，赵季平一个人就撑起了一片天。从《红高粱》到《水浒传》，从《大话西游》到《白鹿原》，他的旋律一响，你就知道那是中国的、是西北的。后来许巍、郑钧、张楚这拨摇滚人，把西安的苍凉和倔强唱进了吉他声里，那句“我思念的城市已是黄昏”，唱的就是西安。


演戏的也有张嘉益、闫妮这样的好演员，还有景甜、窦骁这些年轻人，一代接一代地往外冒。


这么一长串名字，放在任何一个省份，都是了不得的事。可放在陕西，好像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为什么呢？


我琢磨了很久，觉得答案其实就藏在脚下的这片土地里。


八百里秦川，自古就是帝王都。周秦汉唐的底气在那里摆着，十三朝的古风吹着，随便挖一锹土，说不定就能挖出一块秦砖汉瓦来。这种千年的文化积淀，不是钱能买来的，是时间一寸一寸养出来的。一个陕西娃，从小在城墙根下长大，在碑林里看字，在雁塔下听风，那种文化自信是长在骨头里的，不用装，也不用演。


还有那黄土。陕西这地方，说实话，自然条件不算好，穷。可穷有穷的好处——人活不下去，就得拼命，就得往深里想，往厚里写。柳青、路遥、陈忠实，哪一个不是从最苦的日子里熬出来的？他们的作品里有一种东西，是坐在咖啡馆里编不出来的，那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悲悯和力量。


再一个，陕西人倔。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写到第三部的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别人劝他歇歇，他说不写完死不瞑目。陈忠实说写《白鹿原》的那四年，是他人生中最孤独的四年。这种倔劲儿，好像就是这块土地的脾气。


还有传承。陕西的大家们，从来不藏着掖着。柳青带路遥，路遥带后来的年轻人；吴天明带张艺谋，张艺谋又带更多的人。这种“老带新”的传统，让这星星之火一直没灭过。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陕西这片土地像是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这千年的文脉穿了起来。大地是不会说话的，但大地里长出来的人会替它说。周秦汉唐的人替它说过了，柳青路遥替它说过了，张艺谋赵季平替它说过了。以后的人还会继续说。


一条河流之所以能奔腾不息，不是因为它多有力，而是因为它有源头活水。一个地方之所以能人才辈出，不是因为有捷径，而是因为这片土地够深、够厚，能长出好苗子。


人生的道理大概也是这样。一个人想要走得远，根就要扎得深。想要发出光，先要学会在黑暗中沉默地燃烧。群星之所以灿烂，不是因为它们彼此照亮，而是因为每一颗都在燃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