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良心与救赎的光辉
——2020年夏重读雨果《悲惨世界》札记
张兴源
2020年夏日的延安，表面上看，似乎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两样。街道两侧的槐花落了又开，延河水依然汤汤流淌，把上游黄土的色泽带向下游更远的地方。然而，对于蛰居于这间陋室的我而言，这个夏天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世界隔成了一个个孤岛，而我，就在这个被黄土与蓝天包围的孤岛上，重新捧起了那部沉甸甸的、享誉全世界的巨著——雨果的《悲惨世界》。
窗外是陕北高原连绵起伏的山峁，书页间却是十九世纪法国街头喧腾咆哮的人潮。二者看似毫不相干，却又在某个深不见底的层面默默呼应，仿佛有一条地下河流，将东西方文学的根脉悄然贯通。此刻，让我以一个黄土地上的中国作家的身份，记录下这些阅读时的所感所思。这些文字，算是与那位一百五十年前流亡在大西洋海岛上的法国文豪，进行的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谈罢。
一、雨果与他的世纪
重读《悲惨世界》，首先要读懂雨果所处的那个时代。这几乎是一条阅读的铁律，但在雨果这里，这条铁律显得格外沉重。
十九世纪的法国，是全世界最能上演悲喜剧的舞台。从1789年的大革命到1830年的七月革命，从1848年的二月革命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再到1870年拿破仑三世的垮台——这个国家在一个世纪之内经历了君主制、共和制、帝制的数次轮回，每一次更迭都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雨果就出生在这种动荡的中心。他亲眼目睹了拿破仑帝国的兴衰，亲身参与了政治立场的摇摆与决裂，最终在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流亡海外长达十九年之久。
可以说，雨果的一生，就是法国十九世纪政治风云的一面镜子。他早年拥护君主制，中年转向自由主义，晚年成为共和主义的坚定斗士。这种思想的演变，并非一个文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他在经历了法国的苦难、目睹了人民的疾苦之后，做出的艰难抉择。他与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时代塑造了他，他也在用自己的文字反作用于他的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悲惨世界》便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是一部时代的证词，是雨果对自己所经历的那个世纪的全面审判。滑铁卢战役、修道院的钟声、巴黎的贫民窟、1832年的街垒起义……雨果以近乎史料编纂者的耐心，将这些历史的断面一一镶嵌进小说的肌理之中。他要用文学的方式，为那个悲惨的时代立传，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呼喊，为人类的良心找到最后的寄托。
这种写作的抱负，令人想起我们中国的伟大史家司马迁。太史公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雨果写《悲惨世界》，何尝不是如此？他以一介文人之身，试图跨越历史、哲学、法律、宗教的边界，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却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在这个充满了不公与苦难的世界上，人应当如何活下去，又应当如何彼此相待？
二、《悲惨世界》的文坛意义
1862年，《悲惨世界》首次在布鲁塞尔出版，旋即引发了整个欧洲文坛的震动。
这一年的法国文坛，巴尔扎克已于十二年前去世，司汤达离去更早，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尚未成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刚刚发表了几年——正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崛起的年代。然而，《悲惨世界》的出现，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措手不及的震撼。它太庞大、太驳杂、太喧哗、太“不守规矩”了。批评家们抱怨它结构松散，议论过多，情节枝蔓横生，人物大而不当。一句话，它不像一部“正宗”的小说。
然而，正是这种“不像”，恰恰成就了《悲惨世界》的不朽。雨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小说范式：它既是小说，又是史书；既是叙事，又是论说；既是史诗，又是戏剧；既是对现实的逼真描摹，又是对理想的炽热讴歌。他将浪漫主义的激情与人文主义的关怀熔于一炉，创造出一个既属于十九世纪法国、又超越其具体时空限制的文学宇宙。
这种创作胆略，在任何时代都殊为罕见。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可以与《悲惨世界》的史诗气魄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了。二者同样以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为线索，勾连起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画卷；同样在叙事的表层之下，埋藏着对人性、命运和社会的深层叩问；同样的包罗万象，同样的悲天悯人，同样的——让人读了之后，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但二者又有着本质的不同。《红楼梦》是“大厦将倾”的挽歌，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幻灭；而《悲惨世界》，却在最深的黑暗之中，始终保持着一缕光明，保持着对人性向善的信念，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希望。这种区别，不仅源于两位作家所处时代的不同，同时也源于东西方文化基因的根本差异。
三、走进悲惨世界的人与魂
《悲惨世界》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其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在于那些在命运的洪流中挣扎的小人物。他们每一个，都是那么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带着他们的苦难与抗争，带着他们的愚蠢与崇高。
冉阿让：从恶魔到圣徒
毫无疑问，冉阿让是整部《悲惨世界》的灵魂。他的一生，是一曲关于救赎的伟大交响。这个穷苦的农民，为了养活姐姐的七个孩子，在寒冷的冬夜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因多次越狱，刑期最终被延至十九年。当他在1815年获释时，他携带的只是一张黄色的身份证明——这纸证明像烙印一样贴在他身上，让任何一个旅店、任何一个家庭都将他拒之门外。这种被社会彻底抛弃的绝望，曾经将他推向仇恨的深渊。他说：“我偷了一块面包，你们给了我十九年。现在我要走了，但我是你们的敌人。”这是一颗被逼成恶魔的心灵的呐喊。
然而，就在这个走投无路的夜晚，他遇见了米里哀主教——一个改变了他人生命运的人。主教不但收留了他，还在他偷走银器后被警察抓获时，非但没有揭发他，反而将两只银烛台也送给了他，并对他说：“我亲爱的兄弟，您不再属于邪恶，我用这银器赎回了您的灵魂，将您从恐惧中解救出来，让您回归于上帝。”
这是一个文学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时刻。它昭示了一个真理：一个人可以被法律惩罚成野兽，但也可以被仁慈感化成圣徒。冉阿让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他偷了主教的银器，心中尚有犹豫；他抢了一个小孩的硬币，心中充满了悔恨与自责。但正是这些反复与挣扎，让他的人格升华显得如此真实、如此动人。
米里哀主教的宽恕，像是冉阿让精神世界中的一扇天窗，让他看到了光。从此，他隐姓埋名，成为蒙特伊市的市长马德兰，以他的智慧和仁慈造福一方。他在法庭上自首，以保全一个被误认为是冉阿让的无辜者；他从珂赛特那恶毒的养父母手中救出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并用自己的余生守护她；他在巴黎的下水道中背着重伤的马吕斯，穿越污秽与黑暗，完成了最后一程自我牺牲。
冉阿让的一生证明，人性之中固然有黑暗，但光明的种子从未湮灭。雨果最为关注的，不是两大阶级的对抗，而是人性善恶的搏斗。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冉阿让，每个人都可能在善与恶的十字路口做出选择。这种选择，比任何外部制度的变革都更为根本，也更为艰难。
沙威：法律之剑的双刃性
如果说冉阿让代表了善的力量，那么沙威则代表了法的冰冷与无情。沙威是法律与秩序的化身。他出生于监狱，父亲是苦役犯，这让他终身仇视一切罪犯，终身坚信法律的绝对权威。在他看来，冉阿让就是一个逃犯，一个被法律永远打上烙印的人，无论他做了多少好事，都无法抵消他的原罪。
然而，正是冉阿让的善行，动摇了沙威的信仰。当他在街垒中被起义者俘获，被冉阿让释放时，他的内心世界开始崩塌。一个犯人，怎能以仁慈对待一个执法的警察？这不符合他内心的逻辑。
最终，沙威跳入塞纳河自杀。这个结局，令人唏嘘不已，却也令人深深思考：法律与仁慈，究竟孰轻孰重？沙威的悲剧在于，他只看到了法律的铁面，却没有看到法律的灵魂。雨果借沙威的命运告诉我们，严刑峻法不会使人变得更善良，只会让人变得更加邪恶。正义要有温度，法律应有良心。
芳汀与珂赛特：女性的苦难与新生
芳汀与珂赛特这对母女，是《悲惨世界》中令人心碎的一对人物。芳汀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却因未婚先孕而被人抛弃。为了养活女儿珂赛特，她将孩子寄养给德纳第一家，自己则在工厂做工。然而，当她的秘密被揭发后，她被无情地赶走，最终沦落为妓女。在病痛与绝望中，她将珂赛特托付给冉阿让，带着一个母亲所有的不甘与牵挂，离开了人世。
珂赛特则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她从德纳第家那个被虐待、被羞辱的灰姑娘，变成了一个美丽、温柔、幸福的少女。她是冉阿让救赎的果实，是他用尽一生心血浇灌的花朵。雨果将珂赛特视为“希望”的象征——黑暗之中，总有一点光芒在悄悄生长；苦难之后，新生命终将破土而出。
四、人道主义的核心：以爱对抗苦难
重读《悲惨世界》之后，我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它的灵魂。这个词，就是“人道主义”。
雨果的人道主义，并非空泛的感伤与滥情，而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切身体察和对苦难人民的深刻同情。他本人曾亲自参观过监狱和苦役场，亲眼目睹了那些被社会抛弃的苦役犯的悲惨处境。他深知，偷一块面包而被判处十九年苦役，这种刑罚的不公有多么骇人听闻。他更知道，一个出狱的苦役犯拿着一纸黄色身份证明在社会上处处碰壁，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有多么残忍。
《悲惨世界》就是对这种法律不公、社会冷漠的猛烈控诉。它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贫穷和压迫是犯罪的根源，而严苛的法律和冷酷的社会只会让人走向更深的罪恶。
然而，如果雨果的笔下只有控诉和诅咒，那他就不会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在《悲惨世界》中，控诉只是手段，仁爱才是目的。雨果相信，仁慈与爱可以杜绝罪恶，可以救赎堕落的人性。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的宽恕，冉阿让对芳汀和珂赛特的保护，冉阿让对沙威的饶恕——这些都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表现。它们显示了人性中最美好、最高尚的部分：在可以报复的时候选择宽恕，在可以冷漠的时候选择守护，在可以放弃的时候选择坚守。
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可以说是一位“圣人的成长史”。雨果通过冉阿让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恶与善之间做出选择，而仁爱就是一种超越法律和制度的、更为根本的道德力量。
五、中国的回响：从经典到现实
读到此处，我不禁想起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黄土高原的厚重历史、陕北人民的质朴坚韧、中国革命的精神血脉，与雨果笔下的法国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同样经历过无数战乱的创伤、灾难的折磨和社会的不公。我们的先人，同样在面对苦难时选择了坚韧与善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陕北的老百姓没有因为饥饿而变成野兽，而是更加团结地共渡时艰。这种人性中最朴素的善意，不正是中国版的米里哀主教吗？不正是陕北版的冉阿让吗？
然而，中法两国的文学传统又有着显著的差异。法国文学，尤其是雨果的作品，对人性善恶的揭示往往更为直白、更为锐利，因而也更具震撼力。他们是战斗的文学、颠覆的文学、自我暴露的文学，敢于触及灵魂深处最隐秘的角落。而中国文学，哪怕是批判性最强的作品，也总是保持着一种温和的含蓄，以委婉的笔触来表达对黑暗的抗争和对光明的渴望。
但这种差异，并不妨碍两颗伟大的心灵在最高处相遇。雨果和我们的鲁迅先生，就有某种气质上的亲缘关系。他们都是人道主义的战士，都敢于直面社会的黑暗，都相信文字可以改造人心、温暖社会。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雨果的创作历程，正是对这句话的最佳诠释。
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学可谓殊途同归。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典还是现代，任何伟大的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对人类的爱和对不公的抗争。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多么精美的叙事技巧、多么华丽的修辞藻思，更在于它是否传达了一种普世的关怀和真挚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悲惨世界》正是文学良心的最佳体现。
六、反思与启示
雨果或许过于天真，他可能过于相信仁爱的力量，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人性的可塑性。在现实中，丑恶的势力往往更为强大，那些在小说中被感化的灵魂，在现实生活中未必能够发生如此彻底的转变。雨果对法国大革命的某些理解，也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雨果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文学，本就不是现实的简单复刻，它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是人类对未来的一种想象。正如雨果对人道主义的追求，冉阿让的救赎故事，至今仍在激励着无数读者。
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夏天，当世界被疫情的阴霾笼罩，当人与人的隔离成为常态，当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与猜疑此起彼伏，《悲惨世界》带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为宝贵。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最惨淡的境遇中，总有一种力量可以让人类团结起来；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总有一线光明在等待着我们。那种力量，就是爱；那线光明，就是人性向善的无限可能。
雨果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让我们以更宽阔的胸怀来拥抱彼此，以更坚定的信念来守护那些永恒的、本真的价值。
结 语
放下这部《悲惨世界》，我推开了窗户。延安的夜风迎面吹来，带着黄土高原的干燥气息。远处，宝塔山的轮廓在夜色中影影绰绰，像一座永恒的坐标，提醒着每一个陕北子弟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历史的分量。
我在想，一百五十年前，在地球另一端的一座海岛上的雨果，或许也曾在深夜推开窗户，望着大西洋的波涛，遥想着他的祖国、他的人民和他笔下的人物。他手中的笔，从未停止为苦难者呼喊，从未放弃对仁爱的信仰。正是这种执念，让他的文字穿越时空的阻隔，来到中国读者的手中，触动了我们今天的心。
此刻，我想对所有阅读这篇札记的朋友们说：去读一读《悲惨世界》吧，去感受一下冉阿让的挣扎、芳汀的绝望、珂赛特的新生吧。在这个被物质和功利充塞的时代，我们的灵魂需要一次清洗，需要一次救赎，更需要一次新生。
如果你曾经因为苦难而绝望，请读《悲惨世界》；如果你曾经因为不公而愤怒，请读《悲惨世界》；如果你依然相信文学的力量，相信文字的慈悲，相信人性的光芒，那么，请您阅读或者重读《悲惨世界》吧。
这部小说告诉我们：世界可以是悲惨的，但人心却可能是崇高的。信仰，即使在最惨淡的岁月里，也从未真正死去。正如这片黄土地上的万千沟壑，看似在诉说沧桑与苦难，却也在无声地昭示着一种坚韧、一种希望、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窗外，陕北的夜空星光灿烂。我想起了柯罗连科说过的一句话：人生本就是一道风景，而善良与仁爱，就是点亮这道风景的明灯。雨果的《悲惨世界》，正是为人类点亮的那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
2020年夏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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