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记得那个夏天

第二章 1992，融化与迁徙

1992年的春天，来得有些迟疑。都三月下旬了，风还硬得割耳朵，像冬天临走时不甘心地回头咬了一口。

红星冰棍厂的烟囱，已经连续七天没有冒烟了。厂门口贴着一张褪了色的通知，浆糊干裂翘起一角，在风里啪嗒啪嗒地响。上面印着铅字：“因设备检修，自3月15日起暂停生产，复工时间另行通知。”落款日期是半个月前。

陈默推着自行车经过时，习惯性地往厂里看了一眼。车间门紧闭，门缝里塞着被风吹进去的枯叶。传达室的老孙头不在，那把常坐的藤椅空荡荡地摆在门口，扶手上搭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

保温箱里只有十根冰棍——是从隔壁市冰棍厂批来的，批发价已经涨到了八分，零售一毛五。买的人少了一半，卖不完的只能拿回家，化在碗里当糖水喝。

“小默！”

陈默回头，看见父亲陈建国从厂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个掉了漆的铝饭盒。不过四十出头的人，背已经有点驼了，走路时右脚微微拖着地——是老毛病了，在车间站了十几年落下的。

“爸，还没走？”

“清点库存。”陈建国走到儿子身边，看了眼保温箱，“今天……怎么样？”

“卖了六根。”

陈建国“嗯”了一声，从兜里摸出包“大前门”，抖出一根点上。烟雾在早春清冷的空气里散开，混着他身上洗不掉的、淡淡的甜味——那是红豆和香精混合的气息，浸了十几年，已经渗进皮肤里了。

“厂里……”陈默顿了顿，“什么时候复工？”

陈建国深深吸了口烟，没说话。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沉闷，像一声压在喉咙里的叹息。烟灰落下一截，掉在他的解放鞋面上。

“先回家吧。”他把烟头扔地上，用脚碾灭，“你妈炖了白菜粉条。”

筒子楼的走廊里弥漫着晚饭时刻特有的喧闹。谁家在炸辣椒，呛得人直咳嗽。公共水房的水龙头滴滴答答漏着水，水池里泡着几副没洗的碗筷。有人在楼道里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从一楼弹到三楼，在三楼拐角处撞碎了。

陈默家在三楼最东头。门虚掩着，传出收音机的声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妈，我回来了。”

张秀兰从厨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面粉：“洗手吃饭。你爸呢？”

“后面。”

陈默放下保温箱，掀开棉被看了看。还剩四根冰棍，已经开始发软了。包装纸上的“红星”商标被冷凝水洇湿了一块，红星星的边缘晕开来，像化在宣纸上的胭脂。他拿出两根，剥了包装纸，一根递给刚进门的父亲，一根自己拿着。

“又吃，饭还吃不吃了？”张秀兰端着一大碗白菜粉条出来。

“快化了，不吃浪费。”陈默咬了一口。奶油味淡了很多，香精味重，葡萄干只有可怜的两粒，干巴巴地嵌在冰棍顶端。

陈建国坐在小板凳上，慢慢地吃着冰棍，眼睛看着窗外。对面楼的阳台上，晾着各色衣服，在风里飘得像旗帜。有一件蓝工装挂在最外面，袖子灌满了风，鼓胀得像里面还装着一个人。

“老陈，”张秀兰盛着饭，声音压低了些，“今天下午，居委会刘婶来了。”

“说什么？”

“说咱这片，可能要拆。”

陈建国吃冰棍的动作停住了。手里那根冰棍滴下一滴奶油，落在水泥地上，很快被灰尘裹成一个小灰球。

“拆？往哪拆？”

“说是城市规划，要建什么商业区。咱这红星厂和家属院，都在规划范围里。”张秀兰把饭碗递过去，筷子搁在碗沿上，摆得端端正正——她每次说坏消息时都是这样，好像把筷子摆正了，事情就不会歪到哪里去。“刘婶说，让咱们有个心理准备，可能……可能得搬。”

“搬去哪？”

“没说。就说会安排，可能有安置房，但估计得去郊区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收音机里还在播新闻，女播音员的声音平稳、标准，说着“经济腾飞”“时代浪潮”这样宏大的词。

陈默看着手里的冰棍。奶油已经化了，顺着木棍往下淌，黏糊糊地沾在手指上。他忽然想起沈书仪写在蜡纸上的那句话——是五分钱就能买到的整个童年的甜。可现在冰棍一毛五了，甜还是那个甜吗？家如果不是这个家了，甜还在吗？

“先吃饭。”陈建国说。

第二天是周六，陈默没去批冰棍。

他推着车，去了红星小学后墙那条巷子。沈书仪已经在那里了，靠着墙，在看一本很厚的书。阳光斜斜地照下来，在她身上切出明暗分明的界线——肩膀以上浸在光里，以下还留在墙的阴影中。

“今天这么早？”陈默停好车。

“家里吵。”沈书仪合上书，陈默瞥见封面——《百年孤独》，“我爸我妈，又在说调动的事。”

“调动？”

“我爸他们新华书店，可能要合并到市图书大厦去。”沈书仪把书塞进书包，书角在书包口卡了一下，她用力按了按才塞进去，“我妈的意思是，让他去活动活动，留在城里。我爸不肯，说去哪都是为人民服务。”

“那……你们要搬走吗？”

“不知道。”沈书仪摇摇头，马尾辫在阳光下晃了晃，辫梢扫过墙上那排歪歪扭扭的粉笔字——是几年前孩子们画的跳房子，格子已经模糊了大半。“可能搬，可能不搬。反正……这院子迟早要拆的，不是吗？”

陈默没说话。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一叠蜡纸。每张都折得方方正正，边角已经有些磨损了，折痕处透出细小的纤维。

“你看，”他一张张翻开，“这是你教我写的第一个句子：‘蝉声是夏天的标点。’”

蜡纸上的铅笔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这是第二句：‘自行车铃铛响过十八次，太阳就落山了。’”

“这是……”

“陈默。”沈书仪打断他。

“嗯？”

“我要走了。”沈书仪说。

陈默的手停在半空。一张蜡纸从他指间滑出来，落在地上，背面朝上。是那张《夏天的遗嘱》，“甜”字的一角被磨损了。

“走？去哪？”

“深圳。”沈书仪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她已经预习了很多遍的事，“我舅舅在那边开了个电子厂，说我爸要是愿意，可以过去当仓库管理员。工资……是现在的三倍。”

“三倍……”

“我妈已经答应了。我爸……还在犹豫。”沈书仪抬起头，看着陈默，“但我妈说，这个月底前必须做决定。因为厂里给的家属房名额，就剩最后几个了。”

巷子外传来货郎的吆喝声：“收破烂喽——废报纸废书本旧家具——”声音拖得很长，像一根线从巷子这头扯到那头，扯着扯着就断了。

陈默慢慢地、慢慢地把蜡纸重新包好。布包不大，很轻，但他觉得手沉得抬不起来。

“那……你还回来吗？”

沈书仪没回答。她从书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取出一张崭新的蜡纸。又从铅笔盒里拿出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低头写起来。

陈默看着她写。阳光从她肩头滑到指尖，铅笔在蜡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写完了，她递给陈默。

迁徙志

当火车代替了蝉鸣

当月台成为新的屋檐

当五分钱再也买不到

一个完整的下午

我们就成了

自己的故乡

和异乡

陈默看了很久。然后他说：“我认不全。”

“哪个字？”

“这个，”他指着“徙”字，“还有这个，‘檐’。”

“迁徙。屋檐。”沈书仪一个一个地教他，食指在蜡纸上方虚虚地划着笔画，“迁徙，就是搬家，去很远的地方。屋檐，就是房子伸出来的、挡雨的部分。”

陈默盯着那个“徙”字看了几秒。左边是“彳”，右边是“止”和“走之底”——他认得偏旁，但凑在一起就陌生了。走了又停下，停下了又走。大概这就是迁徙吧。

“哦。”他把那张蜡纸小心地折好，放进布包的最里层，“那……你什么时候走？”

“还不知道。可能下个月，可能下下个月。”沈书仪顿了顿，“但走之前，我想做一件事。”

“什么事？”

“埋一个‘时光胶囊’。”沈书仪的眼睛亮起来，语气忽然有了四年前在槐树下写诗时的那种轻快，“就像书里写的，把现在的东西埋起来，等很多年以后再挖出来。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了。”

“埋什么？”

“你想埋什么？”

陈默想了想，从保温箱里拿出一根冰棍。红豆的，包装纸上印着褪了色的“红星”商标——那两个字的红色已经褪成了淡粉，快和蜡纸的本色差不多了。

“这个。”

“冰棍会化的。”

“那就埋包装纸。”陈默说，“埋我们写过字的这些包装纸。还有……这个。”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满满一盒一分钱的硬币，在阳光下闪着暗淡的光。

“这是我卖冰棍攒的，正好一百个，一块钱。”陈默说，“等我们挖出来的时候，可能一分钱已经不能用了。但埋进去的时候，它还能买两根冰棍。”

沈书仪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笑了。嘴角往上翘，眼睛眯起来，和四年前被冰棍冰到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好。那就埋这些。”

“埋哪？”

“后山，那棵老槐树下。”沈书仪说，“我爷爷说，那棵树有一百岁了。它看过好多代人，也送走过好多人。”

“什么时候埋？”

“下周六下午。”沈书仪把笔记本塞回书包，拉上拉链，“我叫上大院里其他几个人。咱们一起埋，一起做个见证。”

“然后呢？”

“然后……”沈书仪背起书包，“然后就等。等很多年以后，我们回来挖。看看这个春天，我们埋下了什么，又长出了什么。”

她推着自行车走了。陈默站在巷子里，听着她的车铃声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街角。

保温箱里，冰棍又开始化了。一滴奶油滴在地上，很快被尘土吸干，留下一小块深色的印记。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红星家属大院里的传言越来越多，像春天的柳絮，满天飞，抓不住也躲不开。

有人说冰棍厂要彻底关门了，设备要卖给私人老板。有人说这片地已经被香港商人买下了，要建全市最高的写字楼。还有人说，安置房在二十里外的郊区，周围全是荒地，连个菜市场都没有，最近的公交站要走二十分钟。

陈建国每天还是去厂里，但已经没什么事可做。工人们聚在车间门口打牌，下棋，或者干脆蹲在墙根晒太阳。烟抽得越来越凶，话越来越少。有一天陈默路过厂门口，隔着铁栅栏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车间里的工具箱上，面前是一排排停转的机器，铜模上落了一层薄灰。他什么都没做，就是坐在那里，像一尊被遗忘在庙里的泥塑。

陈默不再去批冰棍了。批发价涨到了一毛，零售要卖两毛，根本没人买。他把保温箱洗干净，倒扣在阳台上晾着。棉被拆了，被面洗得发白，在晾衣绳上飘着。风吹过来的时候，袖子空荡荡地鼓起来，像在做最后一次告别。

周六下午，他带着那个装蜡纸的布包和铁盒，去了后山。

老槐树在山坡上，很老了，树干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皴裂，沟壑纵横，蚂蚁在裂缝里进进出出。树冠如盖，新叶刚刚冒出来，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明得像薄纸。树下已经聚了几个人。

沈书仪，还有大院里的几个孩子：胖墩李强——现在也不那么胖了，个头蹿了一大截，下巴上冒出了几根淡青色的胡茬；眼镜刘建军，眼镜腿断了一边，用白胶布缠着；张小虎，鼻梁上还是架着那副总也擦不干净的镜片，袖口沾着蓝墨水。都是从小一起吃冰棍长大的，都变了，也都没变。

“就咱们几个？”陈默问。

“够了。”沈书仪说，“人多了，秘密就不是秘密了。”

她带来一个装饼干的铁皮盒子，绿底红花的图案已经斑驳，盒盖上印着“上海”两个字，铁皮边缘有几处锈迹。李强贡献了一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的搪瓷缸子，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黑铁的颜色。刘建军拿来几本小人书，《铁道游击队》《红灯记》，书脊用白胶布重新粘过。张小虎什么也没带，就从兜里掏出两颗玻璃弹珠，一颗蓝色一颗绿色，往地上一滚，撞在一起，叮的一声脆响。

“哈哈，我的蓝珠赢了。”张小虎咧嘴一笑，鼻涕泡冒出来又吸了回去。

李强白了他一眼：“又不是来打弹珠的。”

“带都带了嘛。”

几个人蹲下来，把弹珠捡起来。蓝色的那颗滚到了树根底下，陈默趴在地上才够出来，裤腿沾了一圈湿泥。沈书仪看着他们，嘴角翘了翘，没说话，只是把饼干盒子又擦了擦。

“我带了纸和笔，”她说，从书包里拿出几张作业本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每人一份，“咱们每个人写句话，给以后的自己。”

陈默捏着铅笔，想了很久。老槐树的碎影落在他面前的纸上，一晃一晃的。他想起第一天见到沈书仪，她站在树荫边界，阳光停在她脚尖。想起她在蜡纸上写的第一首诗，那个“甜”字写得比别的都大一圈。想起她说：消失之前，它存在过。

他写下：希望挖出来的时候，冰棍还是五分钱一根。

他想了想，又在下面补了一句：希望你们都还在。

写完他把纸折成小方块，和其他人的一起放进铁皮盒子。然后是那些蜡纸，一分钱的硬币，搪瓷缸子，小人书，玻璃弹珠。玻璃弹珠滚进盒子里，撞在搪瓷缸子上，叮的一声，像时间被轻轻敲了一下。

盒子装满了，沉甸甸的。

“谁来埋？”李强问。

“一起。”沈书仪说。

她在老槐树下选了个位置，离树干一臂远，正对着山坡下家属大院的方向。她用带来的小铲子开始挖坑。土很松，带着春天特有的湿润气息，还有蚯蚓翻过的痕迹。陈默接过铲子，继续往下挖。一铲，两铲，三铲。铲刃偶尔碰到小石子，发出咯吱的响声。

坑挖到一尺深的时候，沈书仪喊停。

“够了。”她说，“太深了，以后就找不到了。”

他们把铁盒放进去。铁盒稳稳地落在坑底，绿底红花的图案对着天空，像一小块被埋掉的花园。陈默捧起第一捧土，撒在盒盖上，土粒从指缝间漏下去，在铁皮上弹跳着散开。

然后大家都蹲下来，你一捧我一捧地把坑填平。李强用手背抹了把汗，在额头上蹭出一道泥印子。刘建军推了推眼镜，镜片上沾了一小片草屑。张小虎把最后一把土拍实，又踩了两脚，踩完觉得不够，原地蹦了三下。

土盖住了盒子的绿，盖住了盒子的红，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在上面铺了一层落叶和枯枝，看起来和周围没什么两样。

“做个记号吧。”刘建军推了推眼镜，白胶布缠着的眼镜腿在太阳穴上留下一道红印。

沈书仪从书包里拿出一段红毛线，系在最低的树枝上。她系得很慢，绕了两圈，打了一个死结，又拉了拉确认不会松开。风一吹，那点红色就飘起来，像一个小小的、柔软的火焰，在满树的嫩绿里格外显眼。

“等我们回来挖的时候，”她说，手指还搭在那段红毛线上，“这棵树应该更高了。但我们能认得它，它也能认得我们。”

孩子们站在树下，沉默了一会儿。风从山坡下吹上来，带着家属大院里的油烟味和收音机声。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像在呼唤什么，又像在告别什么。

“走吧。”沈书仪说。

他们下山。陈默走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老槐树静静地立在山坡上，红毛线在风里飘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红点。

埋完“时光胶囊”的第三天，沈书仪来找陈默。

那天没有太阳，天空是铅灰色的，像一张没印好的蜡纸。她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网兜，里面是几本厚厚的书。车后架上绑着一个小行李卷，用麻绳捆了好几道。

陈默正在阳台上收那床拆洗过的棉被。看见她，手里的活停了。棉被搭在晾衣竿上，一半已经叠好了，另一半还垂着。他走下楼梯，在楼道口和她面对面站住。

“我要走了。”她说。声音还是那么平静，但手里自行车的车把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陈默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手心里全是汗，擦不干净。“这么快？”

“嗯，我爸妈定了，下周一的车票。”沈书仪把网兜从车把上取下来，递给他。网兜的尼龙绳勒在她手指上，留下几道浅浅的红印。“这些书，送给你。”

陈默接过来。网兜沉甸甸地坠在他手里。最上面是那本《普希金诗选》，封皮已经有些磨损了，书角用牛皮纸重新包过。然后是《唐诗三百首》《宋词选》，还有几本小说。

“我看不懂。”他说。

“慢慢看，总能看懂。”沈书仪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牛皮纸的，没封口。她递过来的时候手指在信封边上停了一下。“这个也给你。”

陈默抽出来。是一张照片。沈书仪站在老槐树下，笑着，马尾辫扎得很高，身后是刚刚长出嫩叶的树冠。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落在她白衬衫上，是碎银子。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给陈默。1992年春。勿忘。

“勿忘”两个字，墨水的颜色比前面深，好像写完前面几个字以后，她在这一笔上多停了一会儿。

陈默看着照片，看了很久。照片里沈书仪在笑，现实里她没有笑——但也没哭，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等他看完。然后他抱着铁皮盒子跑回来。他跑得很快，楼梯踩得咚咚响，回来的时候微微喘着气。他把照片小心地放进铁盒里，和其他蜡纸一起，盖上盖子。

“我没东西送你。”他说。手在裤兜里摸了摸，只有半包手纸和一枚五分钱的硬币。

“你有。”沈书仪指了指他放在窗台上的那个布包——里面是四年来所有写满诗的蜡纸，“那些蜡纸，就是礼物。”

陈默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着沈书仪，看着她干净的白衬衫，洗得发白的蓝裙子，还有脚上那双帆布鞋——鞋底边缘已经有点开胶了，鞋带洗得起了毛球。这个女孩，这个教他认字、教他写诗、和他一起在槐树底下剥蜡纸、一起埋下时光胶囊的女孩，就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了。

“深圳……有多远？”他问。

“坐火车，两天两夜。”沈书仪说，“我舅舅说的。先坐慢车到省城，再换快车，过了长江，再过了珠江，就到了。”

“两天两夜……”

“陈默。”沈书仪忽然很认真地看着他。她往前走了半步，离他近了一点。他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纸和铅笔木屑的味道——新华书店的味道，她从小在书堆里长大的味道。“你要继续写。写在纸上，写在心里，都行。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要检查作业。”

“作业？”

“嗯。我要看你写了多少首诗，记住了多少词，有没有……”她顿了顿，目光从他脸上移开，看了一眼三楼他家那扇窗户——窗台上还晾着那双开了胶的帆布鞋，“有没有忘记这个春天。”

陈默用力摇头：“不会忘。”

沈书仪笑了。那个笑容来得很快，像有人在纸背面点了一盏灯。她从书包里拿出最后一根冰棍——红豆的，包装纸已经有点皱了，被她一直放在书包最里层，和笔记本挨在一起。

“给，最后一根。”她说，“我请你的。红星厂的，我让李婶帮我留的——厂里最后一批红豆冰棍，以后就没有了。”

陈默接过冰棍。包装纸上的“红星”两个字还是完整的，没有褪色，没有晕开。他小心地揭起蜡纸一角，顺着边慢慢卷，完整地剥了下来。蜡纸完好无损，和四年前他第一次为她剥的时候一模一样。

冰棍已经开始化了，表面蒙着一层薄薄的水光。但他咬了一大口。红豆的甜，混着冰的凉，一路从舌尖凉到心里。是那个味。和四年前一样的味。

“甜吗？”沈书仪问。

“甜。”

“那就好。”沈书仪推起自行车。行李卷在后座上颠了一下，麻绳绷紧又松开。她把车龙头转过来，对准巷口的方向。“我走了。陈默，再见。”

“再见。”

她骑上车。起步的时候车龙头晃了两下，然后稳住了，和四年前在槐树巷里的那个下午一模一样。她的背影沿着巷子往北，越来越小，马尾辫在灰色天空下晃动着。

陈默站在那儿，一口一口地吃完那根冰棍。他把木棍上沾的最后一点甜也抿干净了，然后把木棍举起来对着天空看了看。木棍上印着“红星”两个字，是烙上去的，不会被舔掉。

他走回屋里，打开那个铁皮盒子。沈书仪的照片安静地躺在蜡纸上面，笑着，永远笑着。他把那张完整的包装纸也放进去，和四年前那张《夏天的遗嘱》放在一起，两张蜡纸并排躺在盒子里，像两页没有写完的信。

他把照片拿出来，翻到背面，又看了一遍那行字。

给陈默。1992年春。勿忘。

他找到铅笔——还是四年前那支，笔头钝了，一直没削。他把笔头在水泥窗台上磨了磨，磨出一个勉强能写的尖，然后在那行字下面，小心翼翼地、一笔一划地写上：

不忘。

字很丑，歪歪扭扭的。但他写得很认真，很用力，几乎要把纸背戳破。写完后他把照片举远一点看了看，又放下来，用拇指把“不忘”两个字蹭了蹭——好像能把它们蹭进相纸里似的。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盒子，盖上盖子，塞到枕头底下。

窗外，天彻底黑了。第一颗星星亮起来，很小，很暗，在铅灰色天幕的裂缝里闪着。

陈默躺下来，枕头底下是铁盒，铁盒里有蜡纸，有照片，有五分钱的甜。

他把手按在枕头上面，手心能感觉到铁盒的凉意和硬度。

他闭上眼睛。

耳朵里没有蝉鸣——三月还没有蝉。但他在心里听到了。一声叠着一声，像四年前槐树巷的那个下午，像沈书仪笔尖蹭过蜡纸的沙沙声，和今天的风，和火车的汽笛，和他自己写在照片背面的那个歪歪扭扭的“不忘”，一层一层叠在一起。最上面那张还没褪色，最下面那张已经快空了。

但中间的那些，还看得见。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黑暗里，他忽然想到一个以前从没想过的问题：那个铁皮盒子埋在土里，蜡纸上的铅笔字还能撑多久？一年的雨水，十年的雨水，会不会把铅笔的痕迹全洇没了？到时候他们挖出来，会不会只剩一叠空白的蜡纸——纸还在，字没了？

他得在她走之前问清楚。

这个念头让他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窗外只有路灯昏黄的光，照在对面楼的墙上，墙皮剥落了一块，露出里面深色的砖。

他明天就去问她。

带着这个念头，他又躺下去，手还按在枕头上面。

铁盒里的蜡纸一张张叠着，有些字迹还清晰，有些已经开始淡了。但它们都在那里，在黑暗里，在春天的地下，和他只隔着几里山路和一层棉被。

（第二章 完）

作者简介

陈冬梅，笔名：墨涵，北疆鹤岗人，年逾古稀。半生扎根黑土，暮年归心笔墨。退休后以文字为舟，载着故土情怀与人生感悟，在散文与诗词的天地里慢行。系鹤岗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全球诗歌海外经典诗人文苑》人气作者。其文质朴真诚，其诗清浅动人，于寻常烟火中打捞细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