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了二十六个小时。硬座，车厢塞得像沙丁鱼罐头，泡面味、汗味、孩子的哭闹搅成一锅粥。陈默靠着车窗，看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绿一寸寸变成北方的黄。稻田，村庄，工厂，河流，一一向后掠去，像一卷褪了色的胶片。他怀里抱着一个旧背包。几件换洗衣服，一个塑料水杯，还有那本《迁徙的屋檐》。书已经翻得很旧了，书页卷边，封面有一道深深的折痕。但他一直带着。

父亲是三年前走的。脑溢血，很快，没受太多苦。电话打到车间时，陈默正在加班，手里的电路板掉在地上，零件散了一地。他请了三天假，坐最便宜的大巴回去，三十个小时，没合眼。葬礼很简单。亲戚邻居来了些人，吃了顿饭，散了。母亲哭得昏过去几次，弟弟撑着，忙前忙后。陈默站在父亲灵前，看着那张黑白照片，忽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来父亲最后笑是什么时候。好像从冰棍厂停工那天起，他就没再笑过。

他多请了两天假，帮母亲收拾东西。老房子要拆迁，补偿款不多，但够在郊区买个小户型。母亲和弟弟以后就住那里。

“你呢？”母亲问他，“还回深圳吗？”

“回。”陈默说，“那边工资高。”

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弯腰继续收拾。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里面是父亲的遗物：几件旧衣服，一双还没穿坏的皮鞋，一块早就停了的上海牌手表，还有一个小木盒。

木盒没上锁。陈默打开。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几张粮票，一本工作证，一枚“先进生产者”奖章，还有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信。最上面一封，信封已经发黄，邮戳是1993年。收信人：深圳福田区××电子厂，陈默。寄信人：陈建国。

陈默拆开。信很短，父亲的字歪歪扭扭：

“默儿，家里都好，勿念。你妈腿疼的老毛病又犯了，贴了膏药，好多了。你弟期中考试得了第一名，老师夸他有出息。你在外头，好好干活，注意身体。钱够用就行，别太省。爸。”

他一封一封地看。1994年。1995年。1996年。每年一封，有时两封。内容都差不多：家里都好，勿念，注意身体。字越来越潦草，到最后几封，笔画都在抖。

最后一封是2002年，父亲中风前一个月。只有一行字：“默儿，爸对不起你。”

陈默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没哭。他把信重新折好，放回木盒，盖上盖子。

“妈，这个盒子我带走。”

母亲点点头，眼睛又红了。

现在，2005年秋天，陈默又回来了。这次不是为葬礼，是为拆迁。老房子最后一批住户要搬走，开发商马上动工。母亲打电话说，补偿款到账了，新房钥匙也拿了，让他回来看看，有什么要拿的抓紧拿，过两天挖掘机就进场。

火车到站是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车站广场冷冷清清，几个早点摊刚支起来，昏黄的灯泡在风里晃。陈默打了辆车。司机是个中年人，很健谈。

“红星厂那片儿啊？要拆啦，建商业中心。听说以后是全市最贵的地段。”

“嗯。”

“你在那儿住过？”

“住过。”

“哎，可惜了。我小时候还去那儿批过冰棍呢，五分钱一根，红豆的，那叫一个甜——现在哪有那个味儿。”

陈默没接话。他看着窗外。街道变宽了，楼房变高了，霓虹灯闪烁，广告牌上印着他叫不出名字的明星。这座城市，和他记忆里的，已经不太一样了。

车停在老家属院门口。铁门还在，但已经锈穿了，歪在一边，像一张合不拢的嘴。院子里长满荒草，筒子楼的窗户大多破了，黑洞洞的，像没有眼珠的眼眶。他家的那扇窗，玻璃还在，但裂了一道，从左上角斜斜地劈下来。

母亲和弟弟在楼下等他。弟弟长高了，瘦了，戴眼镜，斯斯文文的——他确实是个大学生了，在省城读大三，学计算机。

“哥。”弟弟接过他的背包。

母亲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手背上有了老人斑。她拉着陈默的手，上下打量：“瘦了。在外头没好好吃饭？”

“吃了。妈，你身体怎么样？”

“挺好，挺好。”

他们上楼。楼道里堆着垃圾，墙上还有孩子们用粉笔画的画，已经模糊不清。家门口的对联还在，红纸褪成了白色，字迹斑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门没锁，一推就开。

屋子里空荡荡的，只剩几件不要的家具，蒙着厚厚的灰。阳光从破窗户照进来，光柱里尘土飞扬，像无数的微粒在缓慢地游泳。

“看看还有什么要拿的，”母亲说，“能拿的就拿，拿不走的，明天就进垃圾车了。”

陈默在各个房间转了一圈。他的房间，墙上还贴着泛黄的世界地图，他用红笔在“深圳”那里画了个圈——那个圈还在，红墨水褪成了褐色。弟弟的房间，书架上还留着几本初中课本，书脊上落满了灰。父母的房间，床板还在，墙上挂结婚照的钉子还在，照片没了，只留下一个浅色的方形印记。

他走到阳台。以前这里摆满了花盆，母亲种月季，父亲种蒜苗。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层厚厚的灰，和几片不知什么时候落下的枯叶。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下楼。

“我去后山看看。”

“后山？”母亲愣了愣，“那儿也快推平了，听说要建什么健身公园。你去干啥？”

“随便看看。”

后山其实是个小土坡，以前长满了槐树、杨树，还有乱七八糟的灌木。现在树被砍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棵孤零零地立着，地上是深深浅浅的车辙和零乱的脚印。

陈默凭着记忆往上走。路很难认，到处是碎石和土堆。他找了很久，才找到那棵老槐树。

它还在。但已经快死了。树干被剥掉了一大块皮，露出里面枯白的木质，像一道巨大的伤疤。树枝光秃秃的，只有最高处还挂着几片叶子，黄得透亮，在风里瑟瑟发抖。树上系着很多红布条，大概是附近居民来祈福的，在风里飘着，像伤口渗出的血，又像一群不肯飞走的蝴蝶。

陈默走到树下。他记得那个位置——树根往东三步。

地上堆着碎石和枯枝，他蹲下来，用手扒开。土很松，带着一股经年的霉味。他扒了一会儿，指甲缝里塞满了泥。

然后，手指碰到了什么硬东西。

一个铁皮盒子。绿底红花的图案已经完全锈蚀了，但还能认出是当年装饼干的盒子。盖子锈死了，他用力掰，掰不开。从旁边找了块石头，砸了几下，盖子“砰”的一声弹开。

一股陈腐的泥土味扑面而来，厚得像一堵墙。陈默屏住呼吸，往里看。

最先看到的是钱。一分钱的硬币，锈成了一坨，绿色的铜锈结成块，分不清哪枚是哪枚。他数了数，大概几十个，不是一百个——有些可能被泥土腐蚀了，有些大概当年就没凑齐。

旁边是那个印着“上海”的搪瓷缸子。缺口的边缘更破了，里面塞着几本小人书。《铁道游击队》《红灯记》，纸张黏在一起，一碰就碎。还有两颗玻璃弹珠，一颗蓝色，一颗绿色，蒙着厚厚的泥。

最下面是那叠蜡纸。

陈默小心地拿出来。蜡纸很脆，边缘一碰就碎。他一张张展开，铺在旁边的石头上。

铅笔字迹几乎都模糊了。只有一两张还能勉强辨认：

“蝉声是夏天的标点。”

“自行车铃铛响过十八次，太阳就落山了。”

是沈书仪的字。清秀，工整，但被时间和泥土侵蚀，只剩下淡淡的灰色痕迹，像写在水面上的字，水干了，字的魂魄还留在那里。

陈默继续翻。

在蜡纸的最底下，找到了那些作业本纸。纸张更脆，他屏住呼吸，轻轻展开。

第一张，李强的，歪歪扭扭：“我希望以后天天有肉吃。”

第二张，刘建军的，字很工整：“我要当科学家，造飞机。”

第三张，张小虎的，画了一辆卡车，旁边歪歪扭扭写着：“我要开大卡车！”

第四张，是沈书仪的。她的字最好认，一笔一划，像刻在纸上的：“希望十年后的我们，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如果没有，希望至少还记得，这个春天我们一起埋下的秘密。”

最后一张，是陈默自己的。字丑，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用力：“希望挖出来的时候，冰棍还是五分钱一根。希望你们都还在。”

他看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笑出了声，笑出了眼泪。眼泪滴在纸上，他赶紧擦掉，怕把那行字洇花了。

冰棍早就不是五分钱了。

李强在菜市场卖猪肉，确实天天有肉吃，胖了两圈，上次在街上遇到，差点没认出来。

刘建军没当科学家，在县城中学当物理老师，老婆是英语组的，生了个女儿。

张小虎当了兵，开卡车，去年退伍，现在在县城开出租车。

沈书仪出了诗集，在深圳，也许还在写诗，也许已经不写了。

而他，陈默，在流水线上装了十年零件，现在是个小组长，工资涨到了两千五。

他们都还在。

但也都不在了。

陈默把那些纸重新叠好，放回铁盒。硬币，搪瓷缸子，小人书，弹珠，都放回去。盖子盖不上，他用力按了按，勉强合上。

他抱着铁盒，坐在老槐树下。风很大，吹得红布条哗啦啦地响。远处传来挖掘机的声音，轰隆，轰隆，像闷雷从天边滚过来。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他觉得冷。

他从背包里拿出那本《迁徙的屋檐》，翻到最后一页，又读了一遍那三行诗：

所有融化都是为了重新凝结

所有远离都是为了辨认归来

而所有五分钱的甜

都将在未来以更昂贵的代价被赎回

他合上书，抬起头。

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颤抖，那几片还没掉的，摇摇欲坠。天空很蓝，没有云，像一块巨大的、干净的玻璃。

他想起1992年春天，他们在这里埋下铁盒的那个下午。阳光也是这样好，风也是这样大。沈书仪系在树枝上的红毛线，在风里飘啊飘，像一个小小的火焰。

现在，红毛线早就没了。

但树还在，他还在，记忆还在。

他把铁盒重新埋回去，盖上土，踩实。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下山的时候，他看见山脚下已经立起了围挡。蓝色铁皮上印着巨大的字：“星河世纪广场 奠基在即”。旁边是效果图——高楼，玻璃幕墙，喷泉，穿着时髦的人群，每个人都在笑。

他看了两眼，转身离开。

回家的路上，陈默去了一趟超市。很大的超市，货架一排排，灯光明亮，冷气足得起鸡皮疙瘩。他在冷饮区停下，冰柜里摆满了各种雪糕冰淇淋：巧克力的，草莓的，香草的，包装花哨，名字洋气，有些他连成分表都看不懂。

他找了很久，才在角落找到最便宜的红豆冰棍。简装的，十根一袋，五块钱。

他拿了一袋，去结账。收银员扫码，头也没抬：“五块。”

陈默递过去一张五块钱纸币。收银员接过去，把冰棍装进塑料袋。

走出超市，他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撕开包装，拿出一根。包装纸很薄，印着一行小字：“老式红豆冰棍”。他剥开，咬了一口。

甜。很甜。太甜了。

香精味很重，红豆很少，几乎吃不出豆味，只有一股人造的、尖锐的甜，直冲喉咙。

他慢慢地吃着，一口一口。冰棍在嘴里融化，甜味腻在舌尖，然后滑进喉咙，留下一种说不清的涩。

他想起1988年夏天，父亲从车间里拿给他的那根奶油冰棍。葡萄干很多，奶油很醇，甜得刚刚好，咬一口，整个世界都是奶香的。

他想起1992年春天，沈书仪请他的那根红豆冰棍。已经开始化了，但红豆一粒一粒的，很实在，咬下去有豆子的纹理。五分钱，但吃出了五块钱的滋味。

他想起1998年夏天，在深圳那家小店，那碗三块钱的红豆冰。甜，凉，沈书仪坐在对面，用笔在纸上沙沙地写那首诗。她的睫毛在灯光下一闪一闪。

现在，2005年秋天，他坐在超市门口，吃一根五毛钱的红豆冰棍。

太甜了，甜得发苦。

但他吃完了。木棍上还沾着一点红色，他舔干净——这个动作他做了二十年——然后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手机响了。母亲。

“小默，你在哪儿呢？回来吃饭了。”

“马上回。”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塑料袋里还有九根冰棍，他提着，慢慢地往家走。

路过一个小学，刚好放学。孩子们涌出来，叽叽喳喳的，像一群炸了窝的麻雀。几个孩子冲到小卖部门口，举着钱：“阿姨，要冰淇淋！巧克力的！”

“三块。”老板娘说。

孩子递过钱，接过冰淇淋，撕开包装，迫不及待地咬一口，然后笑着跑开，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的。

陈默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他继续走。

风吹过来，有点凉。秋天了。

他想起沈书仪诗里的句子：所有融化都是为了重新凝结，所有远离都是为了辨认归来。

他忽然明白了。

融化是必然的。冰棍会化，老槐树会死，筒子楼会拆，人会散。五分钱的夏天会变成五毛钱的秋天。

但有些东西，会在融化之后，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凝结。

比如记忆，比如诗，比如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盒，比如这根甜得发苦的红豆冰棍。

它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告诉他：你曾经那样活过，那样甜过，那样在一个五分钱的夏天里，和一些人一起，认真地埋下过一个秘密。

这就够了。

陈默加快脚步。他想快点回家，告诉母亲，他决定不走了。就在这座城市，找份工作，什么样的都行。陪她，看着弟弟毕业，结婚，生子。然后，等星河世纪广场建起来，等那个健身公园修好，他要经常来走走——来看看那棵老槐树还在不在，来看看这片土地，曾经怎样承载过一个五分钱的夏天。

他掏出手机，翻到那个很久没拨过的号码。沈书仪的号码，是三年前她写在纸条上，夹在书里寄给他的。他一次也没打过。

他按下拨号键。

忙音。

然后是一个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他挂了电话。没有意外。三年，号码会变的，人也会。

他把手机收进口袋，继续走。

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拿出手机，打开短信，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书仪，我回老家了。老槐树还在，铁盒挖出来了，字快看不清了。冰棍五毛一根，太甜。我决定不走了。祝你一切都好。陈默。”

他看了两遍，按下发送。

屏幕显示：发送成功。

他收起手机，继续往前走。

风吹过来，塑料袋哗啦哗啦地响。里面，九根红豆冰棍，正在慢慢地，慢慢地融化。

但他不着急。

反正，所有融化，都是为了重新凝结。

而所有凝结，都是为了下一次融化的时候，不那么害怕。

（第四章完）

作者简介

陈冬梅，笔名：墨涵，北疆鹤岗人，年逾古稀。半生扎根黑土，暮年归心笔墨。退休后以文字为舟，载着故土情怀与人生感悟，在散文与诗词的天地里慢行。系鹤岗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全球诗歌海外经典诗人文苑》人气作者。其文质朴真诚，其诗清浅动人，于寻常烟火中打捞细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