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鸿文先生不知道他所说的"好好出息几年"是什么意思，便问："你是说，让他有能力在上海成家？"
在上海成家，是一件难事。朱家嫁女，上层社会的亲戚朋友一大堆，大小姐已经与巨商王家订婚，更会牵出一批贵客，从新房到礼仪总要说得过去。但是，"说得过去"又谈何容易！例如，只要亲戚中哪个女人悄声问一句，婚后落户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就能把人憋晕了。因此，很多闯荡上海的男人只敢回到老家乡下去娶妻生子，自己每年回去探亲。像志敬这样的贫困背景，当然也只能走这条路。可惜他从小出生在上海，连家乡话也不会讲。他要"出息"到哪一年才能在上海成家，娶得起堂堂朱家二小姐呢？
余鸿文先生想到这里苦笑一下，也不等朱承海先生回答了，只顾埋头吃菜。
"也不一定在上海成家。"这是朱承海先生的声音。余鸿文先生吃惊地抬起了头。
"二小姐受得了吗？"
"她没有吃过苦，但她吃得起。"朱承海先生回答。
那天离开状元楼后，余鸿文先生独自叫了一辆三轮车，到沪西的兆丰公园坐了很久。
秋天的夕阳下树叶有点晃眼，他在犹豫要不要把朱承海先生的意思向祖母和志敬转达。他到现在还是理不清朱承海先生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逻辑，但他很熟悉自己的这个老朋友，毛病很多，却不会讲假话。余鸿文先生掐指一算，朱承海先生最多也只是见过志敬两三回罢了，而且时间都不会长，怎么就看上他了呢？他又一次觉得，人世间的所谓"对眼"，实在是一件神秘的事，谁也说不清。
他最不解的是，朱承海先生怎么会把自己的两个同样美貌的女儿推向极富和极贫的两个婆家？这让两姐妹今后如何见面？又让她们背后的两个家庭如何见面？这种极端性的分裂，是做过仔细考虑的，还是一时心血来潮？
大概在兆丰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个时辰，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还是要找另一个人再去确认一下。找谁去？他想起了长期为朱家和自己家做衣服的裁缝铺冯老板。裁缝可以出入内室，认识每个家眷，谈这种话没有忌讳。
第二天他就去找了冯老板，让冯老板过五天之后去找朱先生，证实"从余鸿文那里听来的传闻"。然后，冯老板必须向朱先生说一句关键的话："如果二小姐可以到乡下去与志敬成家，那几乎立即可以订婚，太便宜这小子了。"
第六天，冯老板传来了朱先生的回答："今年就可以订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