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斯巴达克斯》：一部悲壮的失败者的史诗
——读乔万尼奥里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
张兴源
一
2020年这个夏天，我在陕北高原那个十二万卷楼里，用了近半个月时光，将意大利作家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重读了一遍。窗外是黄土高原上入夏以来难得的好天气，没有风，没有沙，窗外那只灰褐色的野鸽子，像往常一样蹲在对面的山峁上朝我张望。书桌上的开水凉了，又续，续了，又凉。如此往复之间，两千年多年前那场暴烈的奴隶起义，仿佛就在我这宽大而又拥挤的书房里重新燃烧起来。
我最早捧读这部长篇，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在志丹县张渠中学教书，青春方当，意气满怀。那部书是从一位下放干部那里借来的，捧着它的一腔激愤与长夜热泪，至今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四十多年过去，人生的风雨早已洗白了鬓发，却也将一个写作者的眼光洗得更锐、更沉了。当年读斯巴达克斯，读的是英雄，是反抗，是热恋，是热血沸腾的壮举；如今再读，斯巴达克斯已然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民族的呼吸，是一条历史的河流，是一面照见人类尊严与屈辱的明镜。
在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曾重新翻读我自己在“都市头条”和“今日头条”上发表的五百多篇作品，从《走在冬天的雪地里》到《保安塔记》，从《重读浩然》到《太原印象》，企图从中寻找一点自己散文写作的风格谱系，以便在写这篇长文时有所依循。但仔细想来，那恐怕是多余了。一个写作者毕生所写下的文字，无非是他生命深处最真实的那一部分自我的投射。你写不趋时的散文，是那个自我；写不媚俗的诗歌，是那个自我；写不迎合的小说，也是那个自我；写不跟风的评论，同样是那个自我。读乔万尼奥里这部长篇，我无须刻意回溯从前那个在《杏雨村随笔》里写《青春的挽歌》的我，也无须有意去靠近那个在《母亲百日祭》和《怀念岳父》里沉痛泣诉的我。我要做的，只是以此刻——一个六十多岁的陕西作家的全部阅历与情感——来与这位一百四十多年前的意大利作家做一次深彻的对谈。
于是，便有了这篇散文。
二
谈《斯巴达克斯》，不能回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乔万尼奥里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
这个问题，初看似乎无须多言——写古罗马斯巴达克斯起义，当然是为了歌颂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这个答案当然不能说错，却过于简单了。对于乔万尼奥里来说，历史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古罗马的硝烟里藏着他那一代意大利人的心跳。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生于1838年，那时意大利还是“地理上的名词”——被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列强瓜分，邦国林立，四分五裂。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深受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二十岁时毅然投笔从戎，带领三个弟弟加入撒丁王国军队。他先后参加过反奥地利占领者的斗争，追随加里波第远征，在进攻罗马的战役中出生入死，屡立功绩。意大利统一之后，他退役从文，在师范学校教授文学，同时笔耕不辍。
这才是理解《斯巴达克斯》的钥匙。那场轰轰烈烈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是乔万尼奥里的少年、青年以至大半生的底色。“复兴”这个词，不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它关乎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外族统治与内部割据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尊严。这与斯巴达克斯率领奴隶大军反抗罗马暴政，在精神底色上何其相似！乔万尼奥里不是在写一个两千年前的奴隶，他是在写他自己：写那个曾经扛枪站在战场上与战友并肩呐喊的青年，写那整个民族对自由与独立的集体渴望与奋勇追求。
因此，这部小说在1873年至1874年间问世的时候，在意大利文坛造成的非凡震动，远非一部普通历史小说所能比拟。彼时，意大利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国家统一（1870年攻克罗马），但民族的灵魂还需要文学来塑造，抵抗的记忆还需要文字来铭刻。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斯巴达克思》是欧洲文学史上不多见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它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的种种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趋向，热情讴歌了“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斯巴达克思，同时传达了小说创作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呼声。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这是一部“借古人的骸骨，抒今人的怀抱”的战斗檄文——一位意大利战士站在刚刚统一的国土上，对着分裂与奴役的历史发出的一声惊世骇俗的长啸。
这让我想起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篇章。鲁迅先生1903年写《斯巴达之魂》，绝非偶然。在晚清风雨如晦、国势衰微的岁月里，梁启超、周树人那一代知识分子，透过斯巴达三百勇士抵抗波斯侵略的古老故事。他们所渴慕的，是一种“阳刚性格”，一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魂”——那便是“斯巴达之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推崇拜伦的叛逆精神，推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学灵魂。这与乔万尼奥里借古罗马奴隶起义之“酒杯”来浇意大利民族复兴之“块垒”，在精神取向上何其相似？两个被压迫的民族，一位作家在亚平宁半岛用小说呼喊，另一位在北京用杂文与史论呐喊，虽万里隔洋，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这便是文学的力量——它可以穿越两千年的时光，让古罗马的角斗士为十九世纪的意大利民族运动代言；它也可以穿越万里的空间，让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斯之魂，在遥远的晚清中国，哺育另一个民族的觉醒。不同的皮肤，不同的语言，却有着同样的历史使命：在黑暗中举起觉醒的火把。
三
说到文学的力量，便不能不谈到《斯巴达克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最动人之处——它所塑造的那一组悲怆无比的人物群像。
好的历史小说与一般的历史读物之间的分野何在？前者是有生命的，后者的生命则属于史料。乔万尼奥里的天才在于，他不仅忠实地依据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的记载，将公元前73年至前71年那场震撼罗马世界的奴隶起义栩栩如生地还原了出来；他更用一支浸透了浪漫主义情感的笔，让每一个出场的历史人物都呼吸、都说话、都让人心疼。
斯巴达克斯自不待言。他一出场，便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他是色雷斯人，曾经是罗马辅助军中的勇士，因为反抗罗马军官的暴虐而沦为奴隶，被卖到加普亚的角斗士学校。从那一刻起，他的生命便不再属于自己——在罗马人的眼里，他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个将在斗兽场上为贵族们提供血腥娱乐的物件。可是，乔万尼奥里笔下的斯巴达克斯绝不是一个被命运压弯了脊梁的悲剧人物。他是角斗士中的冠军，是奴隶中的领袖，是战场上的天才。维苏威火山的奇袭、一次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役、对罗马围剿军的数次击溃，都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华。
然而，真正打动我的，是乔万尼奥里赋予这个英雄人物的情感世界。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符号”，他不是没有恐惧，不是没有柔软，不是没有爱的缠绵与牵挂。他爱范莱雅——罗马贵族苏拉家族的高贵女子，那段跨越阶级鸿沟的爱情，在小说中被写得如泣如诉，风雷激荡。一个奴隶出身的人，爱上一个罗马最显赫家族的女子，这在当时的社会秩序里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僭越”。但乔万尼奥里偏偏要写这样一种僭越，他要告诉读者：爱是人的权利，不是奴隶主的特权。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他们依然可以用爱来宣示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我不禁想起自己四十多年前初读这部小说时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斯巴达克斯在战死的最后一刻，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唤不是“自由万岁”，而是“范莱雅”——他所爱的人的名字？当时我尚年轻，觉得这未免格局小了些，英雄怎么能在临终之时念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而不是念着千千万万奴隶的命运呢？那时我甚至暗自责怪乔万尼奥里的“思想局限”。
如今再读，我终于明白了。那恰恰是乔万尼奥里的伟大之处——他不把英雄当神写，而是当成真实的人来写。一个人可以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可以在三年的时间里率领数万奴隶纵横意大利半岛，可以对罗马的元老院发出最激烈的诅咒，但他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在生命将熄的那一刹那，他不是在向战友喊话，不是在向敌人示威，甚至也不是在总结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他只是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那个让他感到自己仍然是“人”的名字。
这是何等的悲壮！这是何等的凄美！这是乔万尼奥里作为文学家的绝大本事。
除了斯巴达克斯，小说中那些次要人物同样让人感慨万千。克利克萨斯——斯巴达克斯最忠诚的战友，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那一幕读来令人热泪盈眶。还有埃诺玛依、奥梅尼奥斯，还有那些在十字架上为自由付出最终代价的六千名被俘起义者。
六千具十字架，从罗马城一直竖到加普亚的道路两旁。六千人，六万人的死亡，在一个奴隶制的世界里，这在罗马历史书上不过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但在乔万尼奥里笔下，每一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每一个人都有妻子、有儿女、有他没来得及过完的人生。当这些活生生的生命被罗马铁蹄碾碎的时候，读者感到的不仅仅是“史实”，而是锥心的疼痛。这是一位参加过民族统一战争的作家用血与泪写出的文字，而不是书斋里的学者用笔墨涂抹出来的华美辞章。
四
接下来，我想谈谈一个或许不少读者都不曾想过的题目：意大利文学与中国文学在十九世纪的某种“错位”与“呼应”。
这个比较的念头，最初产生于我第二次读到小说中克利克萨斯牺牲的那一段时。我忽然想起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斯巴达克斯率领的起义队伍——角斗士、奴隶、破产的自由民、逃亡的罪犯，这些人为了共同的生存渴望而聚集在斯巴达克斯的旗帜下，纵横驰骋，攻城略地，与官军殊死搏斗。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梁山好汉何其相似！宋江等人“替天行道”的旗幡，与斯巴达克斯高举的“自由”大纛，在精神谱系上显然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研究者也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斯巴达克思》之所以曾经风靡中国，既与文本内容本身契合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需要，也因为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与《水浒传》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可是，若是将目光从中国古典文学收回到十九世纪的中欧文学比较上，情况就变得复杂而有趣了。
十九世纪的意大利，正在经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即“真实主义”）过渡的文学嬗变期。以曼佐尼的《约婚夫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对意大利民族意识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1870年代意大利统一基本完成后，文学的关注点逐渐从宏大的民族叙事转向具体的社会现实，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与对阶级冲突的刻画日益增多。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恰恰站在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界线上。斯巴达克斯的英雄形象是浪漫主义的——他高大、完美、充满激情，他的语言澎湃如怒潮；但小说中对奴隶社会残酷本质的揭示、对阶级对立的剖析，又是现实主义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
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却处于一种全然不同的处境。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生活在科举制度的阴影下，小说被视为“稗官野史”，不被列入正统文学的殿堂。即使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不朽巨著，其作者的身份与地位也远不能与同时代欧洲的作家相提并论。所谓的“小说界革命”或“文学改良”，要到晚清的梁启超等人才开始发起，而且其动力主要来自救亡图存的政治需要，而非纯粹的文学自觉。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小说提升到“救国工具”的高度——这本是观念的极大进步，但它的功利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是说哪一种文学更好，哪一种更差。文学的生长土壤不同，它所结出的果实自然不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他们培育了一整套以“个人解放”和“民族独立”为双重主题的文学传统；而中国的近代救亡与变革，则催生了以“群治”和“启蒙”为主旨的文学改良思潮。两条河流，发源于不同的山脉，有着不同的走向与流速，但最终都汇入了人类解放与文明崛起的汪洋大海。
五
还是回到这部小说本身来吧。
重读《斯巴达克斯》，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斯巴达克斯的英勇与才华，也不是他如流星般壮烈而短暂的一生，而是这部小说所揭示的一种深刻的悲剧性——人类对自由的渴望与历史现实的残酷之间那道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
斯巴达克斯领导的起义，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从七十多个角斗士发展到十二万之众，纵横亚平宁半岛，让罗马元老院闻风丧胆。维苏威火山奇袭、连续击溃罗马官军、在意大利南部的多次胜利，都显示了这支奴隶军队的惊人战斗力和斯巴达克斯本人的卓越军事才能。然而，他面对的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起义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克利克萨斯等将领坚持北上翻越阿尔卑斯山回归故土的方案，与斯巴达克斯在南意大利周旋的战略选择之间的冲突——最终动摇了起义军的团结。公元前71年春，克拉苏率领的大军与起义军在阿普里亚展开决战，六万起义军阵亡。斯巴达克斯大腿负伤落马，拒绝了战友的援救，奋战至力竭而亡。六千名被俘起义者被钉死在从罗马城到加普亚一路的十字架上。
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可这场失败的意义，却远远超越了胜负本身。斯巴达克斯和他的战友们用生命证明了一件事：人可以为了自由而死。在一个人性被践踏到最低贱的制度里，总有人站出来说一声“不”。这一声“不”，就是人类尊严的最后底线。罗马人可以用十字架杀死他们的身体，却永远无法从历史上抹去他们的名字。
这让我想起我们陕北高原上的那些革命者。几十年前，延安曾是中国革命的心脏。延安的窑洞里住过多少“斯巴达克斯式”的人物？那些来自天南海北、放弃了优越生活、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革命志士，他们与乔万尼奥里笔下的斯巴达克斯有着什么样的精神联系？我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我确信，那种“为理想而战死”的激情与气概，是共通的。正如忽培元先生在评价我的创作时所说的那样：“张兴源的写作，不是由文学行情与某种时髦导向确定，而是有恒定的选择标准的，那就是正气使然。红色基因……”。一个作家的“正气”，一个民族的“红色基因”，与乔万尼奥里笔下的那股澎湃的浪漫主义英雄气，原本同属于人类灵魂中最高贵的那一部分。
六
行文至此，窗外已是入夜时分。高原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挂在对面山峁的上方，把整个沟谷照得亮堂堂的。那只灰褐色的野鸽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巢了，山野间一片静谧。
我知道那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六千名奴隶再也不会复活了，我也知道斯巴达克斯那一声“范莱雅”的呼唤早已消散在两千多年前的风中。但我不悲伤，或者说，我的悲伤已经远远超越了为一场失败起义而哀悼的简单情感。我相信，斯巴达克斯们并没有真正死去。他们活在每一代人的反抗与追求之中，活在每一条河流的奔涌与每一座山峦的沉默之中。他们的血液，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人类的精神大地上漫漫汨汨流淌。
乔万尼奥里以这部伟大作品的完成，已经将斯巴达克斯从古罗马的尘封史册中解救了出来，让他永远活在世界文学的殿堂里，成为一代又一代反抗者与追梦者的精神图腾。
我这个陕西作家，在北中国的黄土高原上，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们献上最是崇高的敬仰。
写完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字，我走到院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夏夜的空气。那空气里有洋槐花的甜味，有黄土地的土腥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远古的、属于关于自由与尊严的记忆。
是夜，月色如水……
2020年夏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