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四月，一馆春秋

——兰州市博物馆参观记

张兴源

    2025年4月的兰州，风中还带着几分寒意，却已有了某种复苏前的温润。我是在一个春日的午后走进这座博物馆的，带着一种寻幽探秘的心情。古人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我要说，不走进一座城市的博物馆，怎知这城市的灵魂底色，究竟是怎样的质地。

一

    这座博物馆，不同寻常。它不像许多城市的博物馆那样，占据着崭新而气派的现代建筑，用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彰显着一座城市的雄心。它低调地隐匿于庆阳路240号的繁华市井之中，依原明代白衣寺旧址而建，带着一种大隐于世的从容和淡远。你从喧嚣的街道迈入朱漆大门的一瞬，仿佛跨过了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万丈红尘关在了身后，迎面而来的，是一院数百年的古风雅韵，沉静而庄严。

    这座大门本身，便是一件穿越时空而来的文物。它并非原配，而是1992年为保护原清代江西会馆铁柱宫享殿，从金塔巷118号易地迁建于此的，如今成为博物馆的正门。这幢清代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结构精巧，道家风韵颇浓。我驻足细观，但见枋间饰以灵芝、石榴等吉祥纹样，简朴而不失生动，刀法洗练而寓意丰满。前廊两侧的砖雕海棠心槛墙，水磨方砖丝缝拼砌成菱形图案，精细得令人惊叹。墙心之上，砖雕仿木结构层叠铺陈，磨砖圆柱与柱础一丝不苟，整座槛墙浑然一体，富丽而内敛。据载，此殿原名“铁柱宫”，祀奉晋代道士许旌阳。许旌阳，便是那位斩蛟龙、治水患，最终拔宅飞升的许真君。我立于门下，忽然生出一种恍惚之感——这道门，隔着三百年时光，从江西会馆移来此处，守护的已不是一群身在异乡的商旅，而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兰州这座城，何尝不正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会馆”？多少年来，四面八方的文明在这里交汇，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在这里驻留、融合、重生，最终谁也说不清谁是主人，谁是过客。

    穿过大门，沿着中轴线前行，便来到了白衣寺大殿。殿前四楹三间，面阔十三米五，进深十四米一，结构端庄稳重，据《补修白衣寺塔记》碑文推算，此殿当建于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前后。五百六十余年的风雨侵蚀，依然难掩其沧桑而庄严的气韵。如今，大殿的殿堂已被辟为游客服务中心与文创中心，现代的功能承载于古老的躯壳之中，倒也别有一番韵味。你可以在此小憩，翻阅一本关于兰州历史的书籍，或是品一杯博物馆特制的醇厚咖啡，让思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从容摆渡。我在殿前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见日光从檐角斜斜射下，在青砖地面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影。忽然想起《明史》中所载肃藩世系来——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四子朱楧为汉王，后改封肃王，初驻平凉，最终就藩甘州（今张掖），后移兰州，从此开始了长达二百余年的统治。肃藩诸王在兰州大兴土木，修建王府、寺院、学宫，使这座边陲之城逐渐有了几分都会的气象。《明史·肃王传》中隐约可见他们与这座城的种种纠葛，这些泛黄的史页，如今就在这殿宇的沉默中找到了某种印证。

    绕过白衣寺大殿，便到了整座馆区中轴线的终点，也是这院落中的灵魂所在——白衣寺塔。此塔俗称“多子塔”，是兰州现存的明代建筑瑰宝，更是兰州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寺院遗存。据寺内清咸丰十年立《重修白衣寺塔记碑》载：“白衣寺为前明肃藩王所建。相传乃王妃之功德，至今四百余年。”寺为肃王所建，而塔则建于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其建筑年代比大殿晚了约一百七十年，系前明末代肃藩王朱识鋐之手笔。我仰头望去，这座实心砖塔高约三十米，塔基为错牙式方形，四面精雕花卉；塔身下部呈覆钵状，充满早期印度佛塔的浑朴之风；上部则陡然变为八角锥体，作十二层密檐，每层每面均开一佛龛，内塑佛像一尊，总计九十六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每层每角又各悬风铃一枚，同样是九十六只，据说风起之时，铃铎之声清脆悠远，曾被誉为“风动铃声远，霞披龛影丹”（清 江南游子）。我伫立在塔下，那风声便在我耳畔恍然鸣响，带人穿越近四百年光阴，直抵那明末那风云际会的动荡时代——

    明崇祯四年，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关外清兵屡犯，中原流寇蜂起，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而在西北一隅的兰州，末代肃王朱识鋐——这位“太华道人”——却在此大兴土木，建造此塔。塔身南侧的覆钵状佛龛两侧，嵌着一副砖雕对联，黑底白字：“玉珠玲珑通帝座，金城保障永皇图。”横批“耸瞻震旦”。对联下方题款：“太华道人崇祯辛未孟夏之吉”。这“太华道人”便是朱识鋐的道号。他崇尚道教，自称道人，却在这座佛塔上题联，倒也颇见晚明士人儒释道合一的精神气象。只是不知，当他题下“金城保障永皇图”七个大字时，这位末代藩王心中对那即将倾覆的江山，究竟是抱着一丝虚幻的期待，还是怀着一种无奈的绝望？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朱识鋐被农民军擒杀于兰州，肃藩从此覆灭，那座他苦心孤诣营造的“永皇图”的梦想，连同三百年来肃王一系的兴衰沉浮，终究如一阵烟云，消散于历史的苍茫之中。而这座塔，却巍然伫立，仿佛一位沉默的旁观者，见证了明清易代、民国更迭，乃至新中国建立的每一段沧桑巨变。文物的价值，往往就在于它替那些消逝了的人们，固执地“活”了下去。塔前的对联尤在，题款犹存，可作联的人与他所在的整个时代，都已如覆钵上的尘埃，消散在时光的长河之中了。

二

    信步走入展厅，《大河流韵——兰州历史文物展》豁然铺展于眼前。这场展览以时间为经、以文物为纬，从史前文明一直铺陈到明清之际，将兰州这方水土八千年的历史长卷，浓缩于一室之中，供人细细品味。展厅划分为远古文明、青铜文化、汉唐古道、宋元津城、明清风韵五个单元，如此布局，恰如一部用实物书写的地方志，引人一步步走进历史的深处。

    我在“远古文明——神秘彩陶”的展柜前久久驻足，只见数千年前先民们的智慧结晶，一件件静卧于灯光之下，散发出幽邃而温暖的光芒。甘肃是彩陶的故乡，兰州更是马家窑文化的重镇。在距我们四五千年之前，当华夏大地的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蒙昧状态之时，生活在黄河两岸的兰州先民，已经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烧制出了这些精美绝伦的彩陶器皿。展厅中心位置陈列着一件西周青铜盉，腹近似长方形，下有外撇的圈足，兽首双耳，纹饰以卷体夔龙纹为主体，云雷纹衬底，造型古朴，气象庄严。这是兰州早期青铜文明的见证，它不仅见证了这里因黄河而兴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持续交融的复杂关系，更以超越言语的方式诉说着兰州在那遥远的青铜时代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更令人惊叹的是，兰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七件彩陶鼓，大体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型陶鼓有两件，一件彩陶，一件素陶。彩陶鼓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保存完整，前端喇叭口处有十二个凸出，喇叭口上红黑色彩相间，前端装饰三角形和平行线锯齿纹，后端罐形口上装饰有三角形网格纹，通体长四十四厘米。它将中国打击乐器的源头一下子追溯到了四千年前，比文献记载的“土鼓”“苇籥”不知早了多少年。这些彩陶鼓的出土，证明了早在史前时期，兰州先民就已经有了系统化的音乐活动和礼仪制度。马家窑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清晰地显示着马家窑类型早于半山类型的文化发展序列，其彩陶施彩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远超同期其他遗址的平均水平。当我凝视着陶鼓上那奔放的旋涡纹与规整的网格纹时，仿佛听到四千年前的鼓声穿越时空隐隐传来——那是一种沉雄而激越的声响，是黄河的脉动与先民的心跳交织在一起的生命交响曲。

    沿着“汉唐古道——丝路要津”的展线前行，兰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地位便愈加清晰地凸显出来。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大战，霍去病春、夏两次长途奔袭匈奴，为汉朝凿空西域、列四郡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关内侯李息来到黄河岸边，奉命选址修筑一座攻守兼备的城池，最终选定了一块宁静的河谷建城地，取名“金城”，寓意“固若金汤，城池永固”。正史之外，民间传说更为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英雄色彩。相传霍去病西征途中，大军驻扎于此，人马无水可饮，霍去病以马鞭戳地三下，泉水涌出，遂有“五泉”之名，如今兰州市内的五泉山公园，据说便是当年故事的发生地。这些半是史实半是传说的往事，都已沉淀为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无声地诉说着它的军事要塞本色。展厅中有一件西汉时期的青铜斧，另一件是汉代铜弩机，它们就那样静静地躺在展柜里，锈迹斑斑却依然形制锋利，想象当年它们曾在戍卒手中紧握，遥望西域的烽燧，守卫这片边陲之地。陈列室的一隅珍藏着堪称镇馆之宝的国家一级文物——东汉墨迹纸。这纸是1987年9月在城关区龙尾山伏龙坪东汉砖墓中被发现的，呈圆形，直径十七点五厘米，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墨迹纸之一。墨迹纸薄如蝉翼，纸上的字迹虽已漫漶难辨，但那种来自两千年前的文化气息，却依然透过玻璃扑面而来。它以其岌岌可危的存在，为研究中国的造纸术及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华夏先民最早发明的造纸术，如今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微缩的印证。我俯身细看，那斑驳的墨迹仿佛在向我诉说着魏晋风骨、汉唐气象——丝绸之路上的兰州，绝不仅仅是武器的堆场和商旅的中转站，它更是东西文化双向交流的桥头堡与熔炉。

    展柜中尚有汉唐时期的丝织品残片，色彩虽已黯淡，织纹却依然可辨，想来当年胡商贩客往来其间，汉地的丝绸瓷器沿河西走廊出西域，胡地的宝石香料则经此处入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在这里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两千年前张骞经兰州出使西域，开辟了贯穿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使兰州成为这条黄金大道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黄河穿城而过，流经市域一百五十多公里，其中城区段四十七点五公里，南北两山对峙、大河中流，造就了得山独厚、得水独秀的独特城市魅力。然而，单是重兵与贸易，尚不足以撑起一个长达两千年的边陲都会。使兰州得以维系其文化生命的，还有那一脉贯穿始终的翰墨书香。我移步“明清风韵——金城揽胜”展厅，这里的一幅幅明清书画佳构，令我这个从陕北高原跋涉而来的文人感到一种超越时空的亲切。清代陇上著名学者、书法家朱克敏的行书条幅，笔力遒劲，气象雄浑，一望而知其脱胎于颜鲁公又自成面目。而唐琏的山水画作，笔简意远，颇有元人倪云林之风，清雅空灵中透出一种淡泊致远的人生态度。段坚、黄谏这些陇上名臣的文墨手迹更是弥足珍贵，它们以实物证明着兰州虽处西北边陲却绝非文化荒漠这一事实。历代肃王于兰州大力提倡儒学，修葺学宫，刊刻书籍，使这座军事重镇逐渐文化昌明。清代的甘肃贡院更使兰州成为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陇上铁汉”安维峻、一代名臣牛鉴等人物辈出，使兰州从单纯的军事要塞成长为具备文化辐射力的西北都会。我不禁想起《新唐书》中的一句话：“天下有道，则文教兴；天下无道，则武功竞。”兰州恰恰是一个“文教”与“武功”交错相生、彼此滋养的地方，这或许便是它在两千多年历史风云中始终保持生命力的秘密所在。

    步出展厅，我绕回到白衣寺塔下，清风徐来，塔檐上的风铃发出一阵阵清脆的鸣响，那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古代，又像是对未来时光的呼唤。我不由得想起了前文所提到的那两件肃王与白衣寺的遗物。相传白衣寺为肃王王妃之功德，乃祈求多子多福、家国安宁的所在。若说那些兵刃与城垣代表了兰州作为军事要塞的刚毅与勇猛，那么这佛寺、这砖塔，以及那些从西汉传写到如今的书文墨迹，则象征着兰州文脉延绵的一面——刚柔相济，文武并重，这是兰州区别于许多西北城市的核心魅力所在。

三

    夜色初降，我辞别兰州市博物馆，独自漫步于百里黄河风情线上。华灯初上，中山桥的钢架铁梁在黄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巍峨壮丽，那是1907年由德国人承建、兰州百姓引以为豪的“天下黄河第一桥”。不远处，高七米、长六米的“黄河母亲”汉白玉雕塑静卧于光影中，在暮色中更显得温润慈祥。此情此景，让我恍惚觉得此行的所感所思，又都回到了那座古老的院落中：

    这院落、这博物馆，无疑是打开兰州最为恰切的一把钥匙。它让我们看到，黄河两岸奔流不息的永远是文化与精神的交融共生。那柄两千年前的戍守铜戟，那条四千年前的旋涡纹彩陶，那卷两千年前伏龙坪的东汉墨迹纸，那叠清代的先人堂，那一件件朴拙而又神秘的彩陶器，那一幅幅笔墨精妙的明清书画——它们在展厅里默然不语，却胜似千言万语。它们所承载的，是黄河上游农耕文明的开拓基因，是汉唐丝路沧桑的铁血与柔情，是明清边陲都会肃王们的孤独和自负，更是近现代兰州儿女反封建、求解放的呐喊与奔走。它们各自于不同的历史断面中诞生，却共同书写着一部延绵八千年之久的黄河文明的煌煌编年史。

    回想这大半日，我沿着佛寺旧址上的一条中轴线贯穿始终，与其说是参观一座普通的博物馆，不如说是走进了一座微缩的兰州古城，在这座古城里，我触摸到了黄河的脉动，听到了历史的回响，见证了文明的延续。风动铃声远，霞披龛影丹——今夜，这诗中的意境恐怕要长久地萦绕于我的心间了。

                         2025年5月初初稿于延安市十二 万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