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深处的历史回响

——乙巳年春参观西宁博物馆记

张兴源

   乙巳年四月，河湟谷地春意正浓。我从延安出发，一路西行，穿越陇山和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抵达这座“西陲安宁”之城。此行本无意访古，只是想在高原春色中舒展一下久伏书案的腰身，却不料被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深深吸引，一待便是整整三日。

   我所要写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而是一次与千年历史的不期而遇。西宁博物馆虽然2021年才正式落户新址，但其藏品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却可以上溯到四千年以前。它静卧在湟水之滨，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沈那遗址比邻而居，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将河湟大地的风雨兴衰一一收纳于胸腹之中。

一

   西宁博物馆位于西宁市城北区门源路，毗邻沈那遗址，整座建筑宏伟而含蓄，端庄且内敛。建筑面积一万一千余平方米，展厅面积三千平方米，体量适中而不失气派。步入中央大厅，阳光透过玻璃幕墙倾泻而入，将地砖映成一片明亮的光河。沿着光河的指引前行，推开一楼展厅那道厚重的古色团绣纹大门，迎面便是一幅题为“舞韵河湟”的巨幅铜雕，按照年代顺序雕刻出灿烂的沈那遗址、马家窑文化、西平亭建立、丝绸之路青海道、唐蕃古道、宋军进兵河湟、西宁州建立等内容。铜雕的前方，便是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卓异风采”“河湟初定”“通衢中西”“唐蕃并峙”“西陲安宁”“融合发展”六个单元，共展出文物一百九十五件套。这些文物，既是西宁盆地先民从鸿蒙初开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数千年来西宁各族群众不断融合、携手并进创造灿烂历史的见证。

   我在这些展柜前久久徘徊，目光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玻璃之下那些沉睡的珍宝。最先吸引我的，是那些出自沈那遗址的石器、陶器和玉器。沈那遗址位于湟水与北川河交汇处的二级台地上，占地约十万平方米，文化内涵以距今四千年的齐家文化为主，兼有少量马家窑文化。一九四八年，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发现，当时称作“小桥遗址”。一九七九年公布为西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沈那遗址进行试掘，出土了大量居住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和骨器、石器、陶器等遗物。

   我最震撼的，莫过于几件出土于青海省境内的镇馆之宝，虽分藏于不同的展馆，却同为青海古代文明最耀眼的坐标——那件距今五千多年的舞蹈纹彩陶盆，内壁绘着三组手拉手舞蹈的先民，五人一组，舞姿整齐划一，仿佛沉浸在某种神圣的仪式之中。陶盆上的墨彩虽已历时五千年，却依然乌黑发亮，似乎不曾褪色。我想象着那个在河湟谷地烧制此盆的远古匠人，他在陶坯尚未干透的某个黄昏，用蘸满赭红色彩料的画笔，一笔一笔地勾勒出那些舞蹈的人形——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五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一个民族最初的记忆？

   还有那件彩陶靴，造型古朴稚拙，却精确地抓住了靴子的基本轮廓。看到它的第一眼，我不禁哑然失笑。这分明是上古时期的“靴子手办”啊！先民用黏土捏出生活中最不可或缺之物——靴子，以一种近乎游戏的认真态度，将它送入火窑，烧制成形。这已不仅仅是生活用具，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敬畏与礼赞，是远古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的艺术化表达。

   参观过沈那遗址出土文物展之后，我移步到三楼的“河湟印迹·西平安宁”展厅。这个展览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汇地为切入点，详尽地展现了西宁古城从西平郡到青唐城再到明清城池的沿革脉络。历史的帷幕从这里缓缓拉开。

二

   西宁的历史，是从河湟谷地的第一缕炊烟中升起的。湟水是黄河上游最大的一条支流，自西而东穿西宁市而过。湟水流域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古便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孕育出灿烂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考古资料表明，湟水流域养育了青海省约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因而也被称为“青海的母亲河”。

   至于这片土地最早的族属，当推西羌。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日无弋爰剑者，为秦所执，后亡，藏于岩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免，遂入三河间。诸羌共神而畏事之。”传说中那位名叫爰剑的羌人领袖，从秦人手中逃脱，辗转来到河湟谷地，教民田畜，从此西羌在河湟地区落地生根。这是一个关于逃亡与重生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文明觉醒的隐喻。

   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北逐匈奴，在湟水之滨筑西平亭，这是中原王朝在河湟地区设置的第一个行政机构。此后，西平亭演变为西平郡，到东汉建安年间，正式设西平郡，郡治西都县城，即今天的西宁。这标志着中原的郡县制度开始在这片过去属于西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翻阅《西宁府新志》，杨应琚以十纲一百零五细目，详尽记载了西宁的星野、疆域、建置沿革、山川、风俗、城池、户口、田赋、物产等方面的情况，考据扎实，纲目清晰，是青海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系统的地方志。透过这些泛黄的纸页，我仿佛看到汉以来一代代戍边将士、逐利商贾、流寓文人在河湟谷地留下的足迹。

三

   进入博物馆的第三单元“通衢中西”，丝绸之路的辉煌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恰好坐落在中原王朝与西域、青藏草原的交汇之处，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隋书》中就有记载，“自敦煌至西海，其间往往有置戍”。到了唐代，西宁更是连接中原与吐蕃、西域的重镇——向东，它经兰州衔接关陇；向南，它通过唐蕃古道直通逻些（今拉萨），延伸至印度与尼泊尔；向西或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张掖，或沿古羌中道直奔新疆且末。

   馆内展出的那件北朝时期模印砖，砖面上刻画着一个深目高鼻的胡人牵着一匹高大的骆驼，由西域穿越河西走廊、越过祁连山，进入河湟谷地，再折而向西翻越日月山、行经青海湖，最终抵达柴达木盆地的商旅路线，仿佛在砖面上凝固成一个永恒的瞬间。文物无言，却比任何文献都更能让后人感知那个商旅络绎、驼铃悠扬的时代。这位牵着骆驼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胡商，他的家乡或许远在粟特，或许就在鄯善。他穿越沙漠，翻越高山，把西域的宝石、香料和珍玩带到中原，又将中原的丝绸、瓷器运回西域。他做的不仅是商品贸易，更是文明的传递与交汇。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唐时河西走廊一度被吐蕃所阻断，取道青海湖的“丝绸之路青海道”反而在此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史学界已有定论，经青海西宁、柴达木，到甘肃敦煌和新疆，是公元六到九世纪古代丝绸之路的一段重要干线，青海曾是东西方物资交流的中转站和文化融合的一个中心，其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河西走廊。这条古道，在宋代被称作“青唐道”——以唃厮啰政权的都城青唐城（今西宁）命名——更是商旅往来的繁华通衢。《宋史·吐蕃唃厮啰传》记载：“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这短短数语，将青唐城繁荣的商业景象刻画得活灵活现。

   在“唐蕃并峙”展厅，我看到了一尊明永乐年间御赐的铜鎏金观音造像，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体积最大的永乐宫廷铜造像。观音像体量硕大，工艺精绝，体态优美，堪称我国古代金铜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作。从内地铸造的这尊观音像，来到青藏高原的佛寺之中受到无限尊崇，这本身就是中原文化同青藏高原古老宗教与文化深度融合的缩影。这尊观音像静静地立在展柜的中央，金光闪烁，宝相庄严。佛像含笑低眉，似乎在俯瞰世间众生，又似乎在向每一位驻足凝望的访客施以慈悲。我久久凝视着那张慈祥的面庞，恍惚觉得，佛的目光所及之处，仿佛包含了整个河湟谷地的一切过往——那些被黄土掩埋的城垣，那些消散在风中的驿道，那些被时光冲刷掉姓名的旅人。

四

   如果说古代丝绸之路为西宁奠定了连接东西的重要格局，那么崛起于河湟谷地的唃厮啰政权，则让西宁第一次成为青藏高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

   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中央政权瓦解，青海地区陷入分裂。直到公元一〇三二年，自称吐蕃赞普后裔的唃厮啰以河湟为中心建立政权，才算结束了这一乱局。唃厮啰政权的统治中心，设在河湟地区的青唐城，也就是今天的西宁。“青唐”二字，源自藏语音译。“唐”意为塘，是平川之意，“青唐”即“美好的平川”。在这座美好的城池之中，唃厮啰政权经营了近百年，直到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一一〇四年）纳入中原王朝统治范围，宋廷改鄯州为西宁州。这也是“西宁”之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上。

   据北宋官员李远所著《青唐录》记载，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八门，中有隔城”。这是一座规模宏大、布局严整的城池。唃厮啰选择此地建都，不仅因为河湟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口集中，有利于农业发展，更看中其得天独厚的交通枢纽地位。

   馆内利用大量文物图片和沙盘模型，以编年体的结构展示了西宁古城由西平郡到青唐城再到明清城池的嬗变。那一段尚存于西宁城中区的青唐城城墙残迹——夯土筑成，基宽八米，高七米，长约四百米——在模型中也被细致地复原了出来。九百多年来历经风剥雨蚀，虽然早已不见了当年的巍峨，却凭借这大约四百米的残段，无声地向后人证明着它曾经的繁华与辉煌。

   《宋史》当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自元昊拒命以来，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西夏李元昊的铁骑横扫河西，却始终不敢深入关中，正是因为唃厮啰政权如同一颗楔在背后的钉子，使其腹背受敌。一个以河湟谷地为根据地的政权能够牵制西夏的东进，足以看出唃厮啰政权的军事实力和战略价值。这片土地的价值，过去从西羌的骁勇善战开始，到南凉的割据一方，再到唃厮啰的独霸一隅，穿越千年而不衰。

五

   在博物馆的展柜中，我还看到一柄出土于沈那遗址的巨型铜矛。当这柄铜矛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中重见天日时，我能够想象在场所有人的惊叹。铜矛体形巨大，铸造精良，显然是作为权力的象征物而被埋藏于此。它的出现，标志着河湟地区从石器时代迈入青铜时代——伴随着这份跨越性的文明演变，本地先民从鸿蒙初开终于走进了文明的殿堂。

   历史继续向前。公元三九七年，鲜卑族秃发部落盘踞于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建立了南凉国。公元四一四年为西秦所灭，南凉国存续不足二十年，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南凉国曾经建都于西平，即今天的西宁，至今在西宁城西还留存着一座高大的夯土台遗迹——虎台。虎台遗址又名南凉虎台遗址，为正方体覆斗式夯土建筑，底边各长一百三十八米，顶边各长四十米，高三十二米。

   据《西宁府新志》记载，这座土台是南凉第三代君王秃发傉檀于公元四〇二年以其太子“虎”的名字命名修建的阅兵台。西宁市博物馆在虎台遗址南广场的西侧设有展厅，展示《西宁古代民族融合文物展》。由于时间所限，我未能亲往虎台凭吊，但在博物馆展厅里展出的南凉国青铜饰件却足以让我心驰神往，遥想当年南凉王登台阅兵的赳赳气概。

   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政权，无论大小强弱，无一不被卷入十六国纷争、南北朝对峙的漩涡之中。这些王朝的兴亡正如昙花一现——北魏在这里置鄯善镇，隋唐设鄯州、西平郡，吐蕃政权一度占领河湟，金与西夏交替瓜分……各族人民在湟水两岸你来我往。历史学家习惯于用“民族大融合”来概括这种复杂的局面，但在西宁博物馆的展厅里，融合不是教科书上干巴巴的概念，而是一幅幅触手可及的画卷——汉人与羌人在同一片土地上耕种，鲜卑贵族迎娶汉族士族的女儿，吐蕃商人在青唐城开设店铺向路人兜售来自西域的奇珍。于是，中原人将河湟视为西方边陲，西域民族则把这里当作通往东方的门槛，而西宁恰恰坐在这扇门槛之上，成为了历史的大舞台上最有看头的戏份。

六

   清朝是西宁真正意义上走向全国统一行政体系的时期。清雍正二年（公元一七二四年），平定和硕特部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属甘肃省，并置西宁、碾伯（今青海乐都）二县。《清史稿·卷七十九》对此有详细记载：“开拓新边，增设安西镇于布隆吉尔，辟地千馀里。三年，编其部落为四，旗二十九，后又增置土司四十。设西宁办事大臣以统辖之。”

   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清王朝在青海地区统治体制的正式确立。从行政地位上说，西宁城已经从过去一个边陲城镇，上升为清王朝在整个青藏高原东部的统治中心。这一地位的提升，深刻地改变了西宁的城市面貌和发展轨迹。杨应琚纂修《西宁府新志》之际，在西宁城里建起了一座座官署、学堂和庙宇，商业随之发达，文化随之繁荣。这位陕西人出任西宁府知府期间，对青海地方文化功莫大焉。《西宁府新志》体例完备，考据扎实，是研究清代河湟地区乃至整个青海历史最重要、最权威的文献之一。而杨应琚其人，也随着这部四十二万字的大书，留在了西宁的历史记忆之中。

   与此同时，西宁作为青海省省会的格局，也在清朝中后期渐趋固定。乾隆年间修筑西宁府城，城墙坚固，规模宏大，一直延续至今。清人修撰的《西宁府新志》和《西宁府续志》，用煌煌数十万言把这座高原古城的地理疆域、建置沿革、人物风情记载得详详细细，让我们这些后人不仅有了溯时间之流而上的依凭，更有了凭吊先贤、遥想先民的依据。

七

   从博物馆走出的那天傍晚，我沿着湟水河岸缓缓步行。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上，将整条湟水染成一匹流动的金帛。远处，虎台遗址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仿佛一头沉睡的巨兽。

   我想起我的家乡延安。延安同样是一座地处高原、居于边塞的古城，同样承载着民族融合与文明交汇的厚重使命。延安的宝塔山清凉，西宁的湟水河温婉。然而与延安不同的是，西宁的命运与丝绸之路的兴衰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民族融合的故事也更加波澜壮阔。这里既有华夏文明的坚韧，又有草原民族的豪放，还有西域文明的浪漫，种种元素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织，最后熔铸出一种独特的河湟气质——包容万象而又不失本色，温柔敦厚而又不失雄浑。

   回到酒店已是华灯初上。我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试图将博物馆里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却发现自己的词汇是如此贫乏，难以描摹那些文物带给我的震撼。想起自建馆以来，西宁市博物馆就以保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为己任，集文物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服务于一体，既是保护传承弘扬河湟文化的主阵地，也是全市最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我，一个来自黄土高原的作家，能够在这里与中华文明的根脉相遇，是何其幸运。

   这次西宁之行，让我对西北、对河湟有了全新的认识。过去，我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书本层面——翻阅过《西宁府新志》《西宁志》《西宁新志》这些旧志，读过历代文人的边塞诗词，却从未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更未亲身感受它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而今，当我站在湟水岸边，望着不远处的虎台遗址沉思的时候，当我触摸着一件件出土文物的复制品时，当我在沈那遗址四千年前的先民居住地中静静追想的时候，河湟不再是书本上凝固的名字，而变成了一种有温度、有温度、活生生的存在。

   西宁——西陲安宁，河湟——黄河之湟。两个名字合在一起，便是青藏高原上最动听的吟唱。它会一直唱下去，将河湟的故事代代相传，直到永远。

   我站在湟水岸边，又想起从延安出发时陕北高原上那满山的杏花。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西宁的一砖一瓦、一件件文物，何尝不是一部河湟史、一部中华民族融合史？历史的长河不舍昼夜地流淌，带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离合。然而留下的是文字，是器物，是城墙的残垣，是千万遗址中那些虽已失语却依然倔强的文明的残余。它们不说话，却已告诉了我们一切；它们不言语，却能让千百年后的人为之驻足、为之沉吟。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流淌在骨血之中，潜伏在基因之内，如湟水一般亘古不息。

    我想，回到延安之后，我会提笔写下今天的一切。不是为了记录，而是为了告别——向这一段河湟深处的历史回响，向那些在时间中消失、却永远伫立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

             2025年5月11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